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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常书鸿的故事

2000年9月5日,敦煌,从首都机场飞来的波音飞机缓缓下降。

“敦煌……三危山……莫高窟!”全国人大常委、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几近哽咽地在心里轻轻地呼喊。一下飞机,她便迫不及待地驱车直奔莫高窟,追寻仿佛在三危山上踽踽独行的父亲的灵魂,抚摸仍旧飘散着一家人生活温馨的黄泥小屋,一股热流在她的心中奔腾。

秋风乍起,9层大佛殿上的18只铁马风铃突然响了起来,悠长而苍凉,声声敲打着常沙娜的心弦,那被漫漫黄沙淹没的往事又清晰地浮现。

1936年,塞纳河畔,风度翩翩的青年才俊常书鸿走出卢浮宫,步履从容地穿过圣杰曼大道。

9年前,常书鸿从西子湖畔漂洋过海到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求学,经过4年苦学,他以全市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在著名的油画大师劳朗斯门下深造。翌年,他在巴黎画界声名鹊起,连续4年捧走了当时法国学院派最权威的画廊巴黎“春季沙龙”的金奖、银奖,得到“不轻易以一字许人”的世界级艺术批评家莫葛雷破例撰文推崇。人们预言,这位中华学子只要在巴黎住下去、画下去,世界艺术大师的伟人祠里便会刻上他的名字。常书鸿对自己的前程也踌躇满志。然而,就在这个秋天,一个傍晚的奇遇改变了他的一生乃至一家人的生命轨迹。

“先生,请看看这几本画册吧。它们来自古老神秘的东方。”旧书摊的主人向常书鸿推销道。

常书鸿好奇地打开古老的线装书盒,眼前突然一亮:《敦煌石窟图录》。一个新奇的世界仿佛一下子向他洞开了,那是从北魏到大唐时代的佛教艺术图画,其恢宏磅礴的构图和笔触,足以与拜占廷基督绘画媲美,其奔放的风格比西方现代派还要粗犷,彩绘人物更是画得细腻生动。

“先生,您是日本人?”旧书摊的主人被如痴如醉的青年画家吸引了。

“不,我是中国人。”常书鸿头也不抬地答道。

“哦?中国人……”旧书摊的主人炫耀道,“这是我们法国英雄伯希和博士探险时从贵国的沙漠中发掘出来的。”

“你说什么?”常书鸿悚然一惊。“这是从贵国敦煌的千佛洞里拍摄而来的。”旧书摊主人的语气不容置疑。

“敦煌?”常书鸿的心底顿时涌出一种莫名的悲凉和怅然:自己身为炎黄子孙,竟然不知道敦煌位于何方。

“前边不远处有个吉美博物馆,正在展览贵国敦煌的许多绢画。您一定会感兴趣的。”旧书摊的主人热情地继续说。

“谢谢!谢谢!”常书鸿离开了旧书摊。

次日早晨,常书鸿迫不及待地赶到吉美博物馆,留连忘返于伯希和1908年从敦煌掠夺来的大唐时代的大幅绢画的展览中。他发现,这简直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迹,尽管历史已过去了近千年,可其表现手法和技巧仍然十分前卫和现代。他顿悟到自己的艺术之根在中国,就在敦煌遥远荒凉的沙漠里!

苦难深重的中国,呼唤着这个学贯中西的海外游子。

古老的祖国文化,吸引着这位功名垂成的艺术大师。

走出吉美博物馆,常书鸿的胸中奔突着两个字:敦煌。他不再犹豫,决心离开巴黎回祖国去!

战乱的中国带给艺术家的安定只是暂时的。常书鸿回国不久,卢沟桥事变便发生了。翌年7月,妻子陈芝秀从巴黎携女归来。常书鸿来不及与妻女细诉一年的离愁别绪,便带着她们跟随北平艺专匆匆踏上了南逃之旅。

1941年夏天,常书鸿一家终于结束了迁徙漂泊,在重庆安顿下来。这时,他们的长子嘉陵降生了。

家安顿了,子女有了,一家人其乐融融,可常书鸿的心怎么也安定不下来,因为他还未见到让他魂牵梦萦的敦煌!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建议下,经多方努力,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了。常书鸿首先担负起了这一重任,为首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

1943年10月,走马上任的常书鸿携带妻子儿女乘坐一辆敞篷大卡车从重庆出发了,一路风尘跋涉了一个多月,终于抵达兰州。在古朴的西北城市里,陈芝秀更显得摩登了,她身穿一袭火红的棉旗袍,头烫着40年代国际流行的齐耳鬈发,脚蹬着一双擦得锃亮的高跟鞋,成了一道时尚风景。此时,黄河已结冰,陈芝秀那身时髦装束难以抵御大西北的风寒霜雪,常书鸿便给冻得直打哆嗦的妻子买了一件厚厚的羊皮袄。陈芝秀嗅着羊皮袄上的羊膻味,直感到一阵阵恶心,但最后还是噙着泪水把它穿在身上。

常书鸿开始在兰州招兵买马,龚祥礼、陈延儒、辛普德集聚到他麾下。他们师徒4人加上陈芝秀、沙娜、嘉陵,一行7人坐着敞篷大卡车,顶着凛冽刺骨的寒风,踏上了从兰州到敦煌的2400里路的漫漫旅途。

初到莫高窟,他心旷神怡,犹如步入仙境,心情非常激动,真是彻夜难眠。但是,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他们面临的是重重困难,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与在法国的条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对于常书鸿来说,人生第一次到了如此艰苦的地方。按他自己的话说:“从我们到达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感到有种遭遗弃的服‘徒刑’的感觉压在我们的心头,而这种压力正在与日俱增。”由此可知,敦煌莫高窟的生活条件有多艰苦。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坚持着,无论困难有多大,其信念一点也没改变。

到了1944年的秋天,教育部才正式批准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

这时,当年常书鸿麾下的高足董希文、潘兹、张琳英等人纷纷从北平、南京、杭州辗转而来,与老师一道治理洞窟黄沙,现场临摹,研究和保护文物。

然而,正当他们干得起劲的时候,想不到的事又发生了。才刚刚成立不到一年,因政局不稳,财力紧张,教育部宣布解散敦煌艺术研究所。这是1945年的春天。对于任何困难他们都能克服,而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他们实在是无法理解。面对现实,常书鸿毫不犹豫,领导着大家继续干下去。他说:“我们的工作本来就是全凭自己的力量干起来的,研究所的撤销或不撤销,实际意义不大。”

一天,青年军官赵忠清手持介绍信前来找常书鸿,说希望在这里谋一个差事。常书鸿发现他口齿伶俐、精明干练,再说又是妻子陈芝秀诸暨县枫桥镇的同乡,便留他当总务主任,并把他介绍给妻子。

关山万里遇同乡,款款吴语拉近了同乡两个游子的距离。随着交往日益增多,陈芝秀与赵忠清的关系日渐亲密。疯狂地爱上了艺术圣地的常书鸿一心扑在事业上,竟忽略了妻子的感情需要,结果陈芝秀的感情天平开始倾斜,与丈夫的吵闹和战争不断升级。

1945年夏天,陈芝秀突然向丈夫提出要去兰州检查身体。蒙在鼓里的常书鸿不知道这是她与赵忠清设计的私奔,还交待赵忠清:“忠清老弟,拜托你照顾好夫人。”赵忠清不无尴尬地点了点头。

就这样,陈芝秀抛弃了与自己相爱20载的丈夫和一双儿女走了。

陈芝秀和赵忠清还没有走出半天的路程,董希文便拿出赵忠清给陈芝秀的情书递给恩师,不无忧虑地说:“师母此去恐怕再也不会回来了。”常书鸿恍然大悟,立刻策马往酒泉方向追去,但最后独自返回。

此后,他更把全部心血都倾注于事业,其余什么也顾不得,只知拼命去工作。接二连三的打击,但他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他都要坚持工作下去。

有一位作家曾问常书鸿:如果有来生,你想做什么?他回答:我还作常书鸿。

1994年,常书鸿老人病逝于北京,他的故乡在江南西子湖畔,但他却要求把自己葬在了大漠深处,他要守护对面的敦煌莫高窟。

常先生把他的一生奉献给了敦煌艺术。在几十年的艰苦生活中,经历了种种不幸和打击,克服了难以想像的困难,但他仍然义无反顾,为保护莫高窟默默地奉献着。在他辛勤工作的几十年中,组织大家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临摹了大量的壁画精品,并多次举办大型展览,出版画册,向更多的人介绍敦煌艺术,为保护和研究莫高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奉献精神得到了广大人民的高度赞扬,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常书鸿,是一位用毕生心血守护敦煌艺术的民族文化英雄。走近他,就像被敦煌天乐缭绕,他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崇高精神和文化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