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听南怀瑾讲《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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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内在方直而外面曲成

原文:

然则我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

译文:

如此,那我就内心秉正诚直而外表俯首曲就,内心自有主见并处处跟古代贤人作比较。

大师语录:

那么我修道的功夫,修到不表现出来的程度,内在方直而外面曲成,这就中儒家所讲的“外圆内方”,外面圆融一点,和人家接触和蔼一点,里头还是修我的道。慢慢地彼此向形而上道走,这样总可以吧。颜回提出三个要点:“内直”,里面修道,直心是道场;“外曲”,外面圆滑一点;“成而上比”,彼此慢慢升华。

心灵感悟:

取象于钱,外圆内方

“取象于钱,外圆内方”,这是一种做人处世的艺术,是坚定性与灵活性的结合,是原则与策略的统一。内方,即光明正直,坚持原则,固守高尚。外圆,不是丧失立场,弄奸耍滑,而是讲求方法,注意策略。《易经》上说,“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红尘滚滚,云谲波诡,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要安身立命,图谋发展,除了保持内心方正外,还须审时度势,巧妙应对,有时不惜走迂回曲折之路,作必要的妥协与让步。

方是自我本性坚持,是个性,本性的体现。事事计较,处处摩擦,哪怕是壮志凌云、聪明绝顶,也落得壮志未酬的结果。

任何绚丽的人生都需要许多痛苦的、必要的、合理的妥协,这便是“圆”。不学会“圆”,就没有驾驭感情的意志,往往碰得焦头烂额,一败涂地。在逆境中,为了维护人格的独立,许多正直而又明智的人,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逐步行成了“内方外圆”的性格。

这种外圆内方的办法,在历史上早已有之。《三国演义》中有一段“曹操煮酒论英雄”的故事。当时刘备落难投靠曹操,曹操很真诚地接待了刘备。刘备住在许都,在衣带诏签名后,为防曹操谋害,就在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此迷惑曹操,放松对自己的注意。一日,曹操约刘备入府饮酒,谈起以龙状人,议起谁为世之英雄。刘备点遍袁术、袁绍、刘表、孙策、张绣、张鲁,均被曹操一一贬低。曹操指出英雄的标准——“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刘备问:“谁人当之?”曹操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刘备本以韬晦之计栖身许都,被曹操点破是英雄后,竟吓得把匙丢落在地下,恰好当时大雨将至,雷声大作。曹操问刘备为什么把匙弄掉了?刘备从容俯拾匙,并说:“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曹操说:“雷乃天地阴阳击搏之声,何为惊怕?”刘备说:“我从小害怕雷声,一听见雷声只恨无处躲藏。”自此曹操认为刘备胸无大志,必不能成气候,也就未把他放在心上,刘备才巧妙地将自己的慌乱掩饰过去,从而也避免了一场劫难。刘备在煮酒论英雄的对答中是非常聪明的,他用的就是方圆之术,在曹操的哈哈大笑之中,才免去了曹操对他的怀疑和嫉忌,从而最后才能如愿以偿地逃脱虎狼之地。至于三国后期的司马懿,更是个外圆内方的高手,他佯装成快要死的人,瞒过了大将军曹爽,达到了保护自己、等待时机的目的。最后实现了自己的抱负,统一了天下。这正是“鹰立似睡,虎行似病”。

总之,人生在世,运用好“方圆”之理,必能无往不胜,所向披靡;无论是趋进,还是退止,都能泰然自若,不为世人的眼光和评论所左右。

方是做人之本,是堂堂正正做人的脊梁;圆是处世之道,是稳稳当当处世的锦囊妙计。

方,方方正正,有棱有角,指一个人做人做事具有自己的主张和原则,不为别人所左右;圆,圆滑事故,指一个人做人做事态度不鲜明,八面玲珑,永远让人琢磨不透。

外圆内方之人,有退的精神,有让的胸怀,有糊涂的智慧,有疯傻的清醒,有脸上挂着微笑的哭,有表情看似错的对。

在《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魏王攻陷了一座城池,大宴群臣。宴席之上,魏王问文武百官:“你们说我是明君呢,还是昏君呢?”百官多是趋炎附势之徒,纷纷说:“大王是一代明君。”正当魏王飘飘然时,问到任座,正直的任座却说:“大王是昏君。”魏王如被泼了一盆冷水,问:“何以见得?”任座说:“大王取得了城池,没有按顺序分给您的弟弟,而是分给了您的儿子,可见您是昏君。”魏王恼羞成怒,令手下把任座赶了出去,听候发落。接着问下一个臣子,这位大臣说:“大王是明君。”魏王心中暗喜,忙问:“何以见得?”这位大臣说:“臣曾听说明君手下多出直臣。现在大王手下有象任座这样的直臣,可见大王是明君!”听罢,魏王赶快把任座重新请进来赴宴。

故事中,那些趋炎附势的大臣说魏王是明君,完全是出于保全自己与升官发财的私心,是圆滑。起到的作用只能是使魏王更加昏庸。任座敢于不畏权势,直言进谏,非常了不起。可是因为不能包容魏王的作为君王的颜面心理,不但没起到作用,反而自己被赶出去。而后一位大臣显然有更大的智慧。他心里能够明辨是非,非常清楚魏王是昏君,但为了使魏王能够纳谏,他顺从了魏王的心态,先说他是明君。然后他在解释中婉转的告诉了魏王他就是个昏君,明君应该如何做。结果起到的作用不但使魏王纠正了昏君的所为,而且还解救了任座。因为这位大臣的心是为了帮助魏王的,所以他说出这句话与那些趋炎附势之徒有本质区别,起到的作用也就不同。

这位大臣对问题的认识已经跳出了事情表面的与当时的真与假,而更看重要使其人其事向什么方向去发展。他并不急于宣泄自己的认识,而是考虑到对方的接受能力。虽然魏王当时不是明君,但这位大臣说他是明君,并告诉他明君是什么样,就把对的东西,明君的作为在魏王面前确立了下来,起到了劝善的作用,引发了魏王真正向善的心,于是魏王自然就变好了。这也就是圆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