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雎虽已取信于秦昭王，但因初入秦廷，尚不敢深涉内政，仅只纵论外事，借观秦王俯仰。不久，范雎再次晋见秦昭王，他首先分析了秦国的优势，说道：“秦地之险，天下莫及。雄兵百万，战车千乘，其甲兵之利天下亦莫能敌。以秦卒之勇，车骑之众，用以治诸侯，如同良犬搏兔。然而兼并之谋不就，霸王之业不成，莫非是秦之大臣计有所失吗？”范雎所言，即使秦昭王感到欣慰，也使他感到警怵，因而没等范雎说完，秦昭王便恭恭敬敬地说：“寡人愿闻其详。”范雎接着说道：“臣闻穰侯将越韩、魏而攻齐国，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出师则害于秦，大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王释此而远攻，不亦谬乎！”
在这段奏议里，范雎明确地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战略思想，这是范雎对秦国的杰出贡献。这个原则不仅为秦逐个兼并六国最后统一中国奠定了战略基础，而且对后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为中国政治、外交思想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范雎还为这一战略原则拟定了具体的实施步骤。第一，就近重创韩、魏，以解除心腹之患，壮大秦国势力；第二，北谋赵，南谋楚，扶弱国，抑强敌，争夺中间地带，遏制各国的发展；第三，韩、魏、赵、楚依附于秦之后，携五国之重，进而威逼最远且是当时最强的对手齐国，使其回避与秦国的竞争；第四，在压倒各国的优势下，最后逐一消灭韩、魏诸国，最后灭齐，统一天下。
秦昭王闻罢大悦，高兴地说：“寡人敬闻命矣。”于是拜范雎为客卿，参与军国大政，主谋兵事。
周赧王四十七年（前268年），秦昭王用范雎谋，派五大夫王绾率兵伐魏，攻克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两年后，又举兵攻占邢丘（今河南温县东）。在此形势下，范雎又及时地为秦昭王谋划“收韩”之策，他首先向秦昭王分析了“收韩”的战略意义。他说：“秦、韩之地形，交织相错如同锦绣。秦之有韩，譬如木之有蠹，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无变则已，一旦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于韩乎？因此大王应首先收韩。”秦昭王问：“吾若欲收韩，韩不听，为之奈何？”范雎从容答道：“如果大王派兵首先攻打并占领韩国政治、经济、交通、军事的咽喉要塞荥阳，便可使巩、成皋之地不通，北断太行之道，上党之韩军不得而下，一举可将韩国拦腰斩为三截。如此，韩国还能不听命归附于秦吗？”秦昭王依计而行。
秦昭王四十二年（前265年），秦军发兵，先后占领韩国少曲（今河南济源东北）、高平（今河南济源南）、陉城（今山西曲沃东北）、南阳、野王（今河南沁阳）等地。至此，已将韩国拦腰斩断，使整个上党地区完全孤立起来。在秦军雷霆万钧般的打击下，韩国步步败退，摇摇欲坠。而秦国则在战争中获得了人力、物力等方面的巨大补偿，实力更其强盛，因而东进步伐大大加速，扩大了对赵、楚两国的战争规模。
随着秦国军事上的节节胜利，范雎也日益受到秦昭王的赏识，地位也日益得到巩固。于是，在周赧王四十九年（前266年），范雎开始在内政方面实施变革，推行“强干弱枝”的方针，加强中央王权。他向秦昭王奏议道：“臣居山东时，闻齐只有孟尝君，不闻有齐王；闻秦有太后、穰侯，不闻有秦王。夫擅国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制杀生之威之谓王。今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华阳、泾阳等击断无讳，高陵进退不请。四贵备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为此四贵者下，乃所谓无王也。然则权安得不倾，令安得从王出乎？臣闻善治国者，乃内固其威而外重其权。”接着他又进一步指出：“今穰侯内仗太后之势，外窃大王之重，用兵则诸侯震恐，解甲则列国感恩，广置耳目，布王左右，恐千岁万岁后，有秦国者，非王之子孙也！”
秦昭王闻言惊觉，因自己早就对宗亲贵戚的专权和势力的膨胀忌恨在心，此番听了范雎义正辞严的宏论，终于下定了决心。当年，昭王便罢免了穰侯魏冉的相位，命其回到封邑。后又驱逐其他“三贵”，安置太后于深宫，不许与闻政事。又拜范雎为丞相，封之于应城（今河南鲁山之东），号为应侯。至此，以秦昭王为首的中央政权更为集中了。
范雎推行“固干削枝”的方针，致力于确立和强化秦国中央集权制度，促进封建割据走向封建大一统，这对秦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完善和最终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则有着不容忽视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