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Praise of GrammRudman）
《华盛顿邮报》1986年1月24日，星期五
查尔斯·克劳萨默
当一个积重难返的节食者决定他不能再如此下去——再吃一块小甜饼，他就要撑死——的时候，他做了以下的事：他锁上了冰箱门，并把钥匙寄给他在尤马的叔叔。
当然，这一策略是不合逻辑的。如果他有抵御指示灯召唤的意志力，他就不必玩这类把戏。而如果他没有这种意志力，他们就会飞到尤马，拿上钥匙回家，打开冰箱门。问题的关键在哪儿呢？
关键在于尤马太遥远了。人们并不常常有这种意志力去做那些他们认为不得不去做的事，因此他们很少想出不合意的替代办法。
欢迎进入格拉姆—拉德曼的世界。如果国会和总统在今后5年每年以一个合理的数目削减预算赤字（五分之一）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自动削减就会生效。总统的代理人（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和国会的代理人（国会预算局局长）在财政亏空数目上达成一致。然后由仲裁人（总审计局的总审计长）负责协调。
这三位大叔计算着设计好的赤字和全面的削减额度，以迎合格拉姆—拉德曼的目标。然后削减自动生效。除非威胁促使国会和总统诉诸正当理由——例如，明智而审慎的与非自动的国防与国内开支削减以及增税。
从批评家的惨叫声中，你本应该想到我们所熟知的代议制政府已穷途末路了。12名众议员正要求法院就这种权力从民选机构向非民选机构的转移作违宪裁决。
但正是这种民选机构产生了主宰这种削减的公式。这种计算亏空的公式——除以X，加上Y，并且乘以国会中懦弱者的数目——就是格拉姆—拉德曼法案。作为一项法案，它不是被最高苏维埃而是被国会通过的，是被总统签署的，而后两者均是选举的产物。
在威严的联邦储备系统治下，人们怎么能够正儿八经地议论授权过度的问题呢？谁选了保罗·沃尔克？国会预算局、行政管理和预算局以及总审计局所做的不过是引入数值，正像我们过去在中学里说的那样。他们的所作所为自始至终不是政治决策，而是对数目的测定、这是民选机构向非民选机构让权。人口调查局的统计决定了联邦款项乃至于国会里议席数量分配权的巨大转移。谁选举了它的头头？
十、评论奖
因此，第二个攻击点是：格拉姆—拉德曼不允许有选择。约翰·肯尼迪说，治理就是选择，这是最近被《纽约时报》和丹尼尔·莫伊尼汉参议员等批评者重新发掘出来的意见。
如果治理就是选择，美国眼下就处于混乱状态。上个月，面对3年削减750亿美元的一项妥协协议（而3年赤字或许是这一数额的8倍），第99届国会居然选择休会。
确实，格拉姆—拉德曼没有优先名单。但国会也没有。而格拉姆—拉德曼至少形成了三级方案：全面自动削减的，部分自动削减的，以及不予削减的。
姑且称之为修正统一削减，即那个热门的政治术语——修正统一税在预算上的对应词（但一点也不时髦）。
现在，如果只有格拉姆—拉德曼，而别的什么事也不发生，结果是绝对不能忍受的。不久将没有联邦调查局。没有海岸警卫队。不久国家公园将被推平用作停车泊位。
简而言之，这是一场灾难，一场人为的灾难。但这种赤字（美其名曰“结构性的”，以使它听起来与事情的自然次序有内在的联系）完全是人为的，并且可能引发更大的灾难。如果我们累计负债超过1万亿美元，在1991年等待我们的将是比黄石国家公园的沥青污染更严重的事——债务将摧毁整个经济——而这一点远未为人意识到。
格拉姆—拉德曼的过人之处和唯一正当的地方是：只有容易感觉到的威胁才会把国会和总统的心思集中在削减预算和妥协上。
现在刚刚是1月份，这一推想已经得到证实。在今天的华盛顿，格拉姆—拉德曼左右着政治磋商的开始与结束。它支配着一切。而实际上是赤字操纵一切。除此以外，“格拉姆—拉德曼”后有法律撑腰，前有电锯开道。“赤字”成了一把伞。
在国会，众议员莱斯·奥科因说，“人们忧心忡忡地看着这次（即将到来的会议）。”这是寄予希望的话语。
参议员多数党领袖罗伯特·多尔说：“在事情结束前，这里可能会打碎很多瓷器。”整个国家期待着第一声祝福。
那些民选机构既无法作出选择，又意识不到自己的无能。它们采取了一种貌似聪明实则鲁莽、貌似大胆实则怯懦的行径——把钥匙寄往尤马。
这显然是一场骗人的把戏，一场蹩脚透顶的把戏。
（林克勤、展江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