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者：《匹兹堡新闻报》安德鲁·施奈德、马修·布雷利斯
获奖理由→
“由于一家报纸通过使用其新闻资源为公众利益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一个杰出范例……一枚金奖。”
——普利策奖委员会
奖项概览→
为公众利益服务奖（the Public Service Category）设立于1917年，其全称为“为公众利益服务功勋奖”，是由普利策亲自命名、最为看重的两个奖项之一（另一个为社论奖）。早期的授奖对象既包括报道，也包括社论。近些年来则不再包括社论。由于获奖作品涉及重大的社会和公众利益，因而它是普利策奖中的第一大奖。它不但要求以为公众利益服务为宗旨，还要求在全国范围内产生效果。在务实的美国人眼里，这种效果不是“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飞来”一类的虚言，而是得到举国公认或引发社会改革的正义之举。再说得具体一点，这类新闻报道（和评论）的结果常常伴随着体现公意的国会新法案的通过和实施。
说起这一奖项的地位，我们只要提及《纽约时报》发表“五角大楼文件”和《华盛顿邮报》揭露“水门事件”，大概就会让中国读者有所领会。正因为地位崇高和为此所作的投入非个人所能承担，为公众利益服务奖只授予作为集体的某一报社。向其他所有奖项的获奖者颁发的是奖金，而向公众利益服务奖获得者颁发的是一枚金奖。
获奖者简介→
小安德鲁·施奈德（Andrew Schneider，Jr。），1942年11月13日生于纽约市。1960—1965年间先后就学于马里兰大学、迈阿密大学和圣安东尼奥学院等。他还曾在印第安纳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田纳西大学、麦吉尔大学、塔夫茨大学和新罕布什尔大学从事技术学习。1981—1984年在洛厄尔大学从事研究生学习。1963—1967年，他先在东亚当自由撰稿人兼自由投稿摄影师，后为合众国际社迈阿密分社工作。1967—1971年任华盛顿的哨兵报报系首席摄影师。1971—1973年任《家庭》杂志副主编。1973—1975年任华盛顿的新闻报报系编辑主任。1976年作为自由撰稿人为《新闻周刊》从事大选报道。1976—1982年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康科德任美联社特种工程记者。1982—1984年任洛厄尔大学技术风险研究小组组长。1984年起任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新闻报》（The Pittsburgh Press）全国记者、特种工程报道组组长和医学新闻主编。1989年，他创办了印第安纳大学高级报道全国研究所，并在1989—1990年任所长兼新闻学教授。他在1986年与同事玛丽·帕特·弗莱厄蒂共同获得普利策地方专题报道奖。1986、1987年获美国急救医学院杰出全国新闻奖。1987年获斯克里普斯—霍华德基金会罗伊·霍华德奖、全国精神健康协会自由钟声奖、联邦环境保护局环保功绩奖。1988年获美国急救医学院医学报道奖。
马修·迪恩·伯恩斯·布雷利斯（Matthew Dean Burns Brelis），1957年8月30日生于波士顿。1980年获瓦萨学院学士学位。1980—1981年在《华盛顿明星报》工作。1981—1989年任《匹兹堡新闻报》记者。1989年转任《波士顿环球报》记者。除了普利策奖以外，他在1987年还获得宾夕法尼亚州报纸发行人协会基石奖和斯克里普斯—霍华德基金会罗伊·霍华德奖。
主译评评语→
美国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乘飞机旅行，他们将自己的性命交给了飞行员。而在这些飞行员中，一些人有极其危险的健康问题——严重吸毒。《匹兹堡新闻报》记者施奈德和布雷利斯揭露了这一触目惊心的内幕，使这一隐患在全国得到及时清除。
1986年，施奈德和一名女记者因系列报道《一个奇迹的挑战》首获普利策奖。他们经过10个月的调查，发表了13篇文章。围绕人体器官（尤其是肾脏）捐献、买卖和移植问题，从法律和医学角度揭示了令人深思的现象及其深层原因。一年以后，他和布雷利斯因系列报道《飞机驾驶员座舱中的隐患》为《匹兹堡新闻报》获得普利策为公众利益服务奖。他们这一次共发表了14篇文章。这里所选的是其中的5篇。
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中最为人看重的为公众利益服务奖已是非常荣耀，而连续两年获得普利策奖更是绝无仅有。那么施奈德身上表现了什么样的特质呢？除了丰富的人生阅历和高度的职业精神外，他对多种新闻手段的掌握和对报道领域的精深钻研与理解达到了令专业人士称羡的水准。这一点我们从他的简历中可以看出，从他的作品中体味得到。同仁的精诚合作也是新闻事业成功的基础。正如施奈德在获奖不久所说的那样：“秘诀在于我有出色的同仁共事。”
获奖者自述→
我们专注于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的医务情况始于一名医生打来的一个极度痛苦的电话。这名大夫说，他由于不能阻止一个因过量服用可卡因而几乎丧命的航空公司副驾驶员离开重症特别护理病区、重新登上一架喷气式客机而灰心丧气。
病人的隐私阻止医生和医院管理部门向驾驶员所在的航空公司和FAA通报该飞行员的长期吸毒问题。这名驾驶员的身上满是针眼，表明他使用毒品已有多年。对他的家庭和朋友的采访证实，这个年轻人有漫长的滥用毒品史。
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在按FAA要求每6个月进行的任何一次体检中，FAA关于该驾驶员的记录——包括病情报告——没有记载使用毒品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对全国100多名航空特约体检医生进行了采访，结果呈现出更为令人费解的景象。这些医生是由FAA授权进行体检的，他们同意这样的说法：他们的检查几乎查不出滥用毒品和酒精，因为FAA没有批准验血和验尿。
此外我们发现，航空安全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在批评FAA拒绝将持有执照的飞机驾驶员的姓名与全国司机登记簿进行比较。该登记簿列出了因在中毒时开车而被吊销和暂时吊销执照的所有司机名单。
我们得到的文件显示，交通部总督察官办公室将飞机驾驶员的名字与那个司机登记簿进行对照后发现，有16 000多人因中毒时开车而失去了驾驶资格。这是FAA应该知道而不知道的事情。
我们还发现，FAA甚至对执法官员这样的专门报告视而不见：一名驾驶员有持续的犯罪性饮酒问题。他后来开一架双引擎飞机撞上田纳西州的一座山头。病理学家们说，飞机坠毁时，该驾驶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FAA所允许的最大限度的4倍。
我们接着了解到，一名记录患有可能是致命的心脏病的直升机驾驶员再次得到了FAA的健康证明——飞行的一个必要条件——尽管该局自己的医生表示反对。
当我们得知这名驾驶员驾驶他的直升机坠入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条深谷，使他本人和一名乘客丧生时，我们对该局医务系统的疑虑增大了。全国交通安全委员会说，心脏病导致了飞机失事。
我们追踪这名驾驶员健康诊断史后发现，正是联邦航空医务处长弗兰克·奥斯汀博士本人忽视了其他7名包括心脏病专家在内的医生发出的警告：这名驾驶员的心脏严重受损，他已不能安全飞行。
我们获得并评估了FAA关于2 500多名驾驶员的健康诊断的报告，以及其他数百人的病史档案。我们所看到的是这样一种让人吃惊的情形：这名航空医务官员一再不理会该局自己的医生小组的建议。
我们通过查阅文件和采访包括各大航空公司医务主管在内的数十名医生证实，奥斯汀允许250名以上患有可能致命的疾病和身体条件每况愈下的商业航班正副驾驶员返回驾驶舱。
FAA的规定要求被发现使用毒品的驾驶员永久性下地。但是，尽管医务当局一再呼吁FAA像治疗酗酒一样对付滥用毒品，而驾驶员一旦从此病中康复应被允许重新上天，该局却加以拒绝。因此之故，许多对滥用毒品的治疗是悄悄进行的。
我们采访了全国数十家毒品治疗中心的官员。我们发现，有许多航班驾驶员当时已经或正在因滥用可卡因而接受秘密治疗。有些这类专科医院正在危险地提供普通护理，几名医生担心，一些驾驶员仍然带着毒瘾回去飞行。
除此之外，通过几个驾驶员和乘务员提供的情况，我们得以向人们表明，国际航班上的机组人员怎样通过海关检查，以及如何能够轻易地把毒品带到美国来。十几个大机场和美国海关入口处的官员称，实际上任何身穿航空公司制服的人都能不经检查就通过安全入口。我们的文章导致了数项改革：联邦航空医务处长弗兰克·奥斯汀被解职；全国司机登记簿如今被用来与持有执照的飞机驾驶员进行核对。FAA所做的体检更为广泛了；加强机场和海关安全的措施正在接受评估。
——马修·布雷利斯、安德鲁·施奈德
（展江 译）
（Pilots on Drugs-Doctors Can't Report Them）
《匹兹堡新闻报》1986年9月21日，星期四
安德鲁·施奈德
匹兹堡6个地区医院的医务人员透露，他们都曾治疗过美国航空公司过量服用可卡因的机组人员。但依照法律，他们却不能向有权禁止这些人上天的官员反映这一潜在的威胁安全的因素。
最近的一起此类事件发生在9月10日晚临近午夜的时候，30岁的美国航空公司（以下简称“美航”）飞机驾驶员克里斯·戛纳斯被他的朋友送到了施恩医院的停车场。因为服用了过量的可卡因，他脸色泛青，奄奄一息。一名医生说：“他不再呼吸，已经濒临死亡了。”
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给他戴上橡胶面罩，将空气压进他休止的肺部。其他人则将他扶上担架，迅速地把他抬进了治疗室。片刻之后，两剂静脉注射液开始输入体内，辅助呼吸的管道也插上了。医生和护士围在他旁边，不停地用药。大量的药品是用来降低他失去控制的心率和血压，并力图抑制他体内大量的可卡因的。这些可卡因正在侵蚀他的肺、心脏和中枢神经系统。
让每个人都感到惊奇的是，戛纳斯活了，尽管如一名医生所说，他的血液和尿液样品表明，任何人都无法承受住这样高的毒品聚集量。事实上，33个小时后，他不顾医生的反对，抽掉了连接在身上的管道和传感器，离开了医院。
施恩医院和其他医院的一些医务人员认为，在其他情形下，他们完全乐于维护病人的隐私权。可是在眼下，这种合法的权利却成了绊脚石，使他们无法向有关安全机构报告飞机驾驶员滥用毒品的情况。对此，他们感到愤怒、沮丧，还有恐惧。
“这毫无道理。州法律要求我们向警方报告所有关于枪伤、刀伤和虐待儿童的情况，向州汽车管理处汇报有关人员发病等十多种情况。但遇到这样一个服用了极度过量可卡因的飞行员时，我们却无法合法地告知某个部门，让它来决定是否还允许他继续飞行。”施恩医院急诊部的临床总监卡伦·康格利奥如是说。
尽管施恩医院的康格利奥女士和其他的医生护士都不愿确认那个病人就是戛纳斯，但《匹兹堡新闻报》掌握的消息却证实，正是戛纳斯在那天晚上服用了过多的可卡因和其他毒品而险些丧命。
“美航”一位官员不愿谈论这一事件，只是说，在《匹兹堡新闻报》揭露了戛纳斯滥用毒品的问题之后，自9月7日起，他已经停止飞行，并且被取消了飞行资格。除此之外，这位官员不愿言及其他。戛纳斯是评论不得的，他的父亲是“美航”一名非常受人尊敬的资深的飞行员。老克里斯说，儿子身在何处，他一无所知。
一、为公众利益服务奖
联邦航空局（FAA）说，商务航班发生的意外并没有一次是因为机组人员注射毒品而造成的。但是正在以个人身份并在与“美航”取得联系的情况下治疗该航空公司吸毒雇员的专家们说，机组人员吸毒可能会构成毁灭性的危险。
“可卡因产生一种巨大的安乐感，一种健康、快活的感觉，但正是这种感觉潜藏着极大的危险，尤其是对飞行员而言。”设在诺思赛德的布赖顿伍兹治疗中心执行主任里克·哈特菲尔德说。
“假设你得到中辍飞行的命令或是必须飞离另一架飞机的航线，这时你却产生一种虚幻的舒适感和安全感，那你就不可能用应有的方式来处理险情。”
设在比弗县的盖特韦康复中心的治疗主任沙伦·伊克斯对这个问题也表示关注。她说：“在飞机里使用可卡因就埋下了威胁生命安全的种子。毒瘾大的人会出现心律不齐或病情急剧发作。如果有一个飞机驾驶员发病，那可就麻烦了。”
她说就算没有医学上的危机，风险依然很大。“可卡因消除了任何不适的感觉。你会感到威力无比，无所不能。你会感到你可以把任何事情做得更好。当然，不是这么回事。”
她说在毒品的作用下，可卡因瘾君子们“十分冷漠，非常抑郁，像得了妄想症似的。他们不睡不吃。如果你陷到那个圈子里，你就麻烦了。但如果你是一个飞机驾驶员，管着几百位乘客的生命，你就太危险了”。
各地区医院的医生护士们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们一直更留意那些接受与毒品有关的治疗的飞行人员。但是这些医务人员说，他们无法确定，这些病例越来越引人注目，形成沸沸扬扬的气氛，是以下两种因素中的哪一种所致：是由于其数量的增多，还是由于大陪审团正在对“美航”与可卡因有涉的雇员进行调查。
两个月以来，大陪审团听取了“美航”雇员们的证言。尚不清楚这种调查以毒品滥用还是毒品交易为主，迄今为止，已有六七个以上的证人接受了讯问，并且至少有三个人得到了豁免。
人们对调查“美航”的详情知之甚少，因为大陪审团是秘密运作的，只有得到证人本人允许才能详述他们的证词。
匹兹堡有7 000名“美航”雇员，是这家按繁忙程度在全国排名第六的航空公司的最大中心。每天差不多有600架“美航”班机在大匹兹堡地区起降。
尽管《匹兹堡新闻报》仅对本地区36所医院中的6所的医务人员进行采访，23起机组人员滥用毒品的病例却被很快回忆起来。回忆者是施恩医院、圣克莱尔医院、长老会大学医院、阿勒格尼县总医院、北希尔斯天桥医院和福布斯地区医院的急诊室工作人员。
这6个医院的医务人员还说，他们治疗了许多滥用或依赖毒品的非空勤雇员，例如机械师、行李搬运员和订票员。
在这23起与机组人员有关的病例中，20起系过量服用可卡因，两起是海洛因反应，另外一起与安定剂和酒精有关。在医务人员所能回想起来的19个病人的雇主中，有18个是“美航”，另一个是环球航空公司。
各个医院情况不同。病人中从正副驾驶员、机械师到乘务员，什么人都有。但是总共有12个在驾驶舱工作，8个在客舱工作。
福布斯卫生系统急诊部主任菲利普·菲利普斯博士说：“在福布斯都会医院，我们看到的患者多为乘务员，但在福布斯地区医院，飞行员所占的比例较大。”
所有被采访的医务人员在承认病人隐私的重要性的同时，对他们不能阻止那些受毒品损害的机组人员返回喷气式客机的驾驶舱表示极为沮丧。
“法律将医务人员置于无法容忍的境地。我们对那些可能对公众安全造成真正威胁的事只能装着看不见。本来我们的工作就是救死扶伤，在道义上我们有责任去做正当的事，但法律却挡住了我们的去路”，长老会大学医院急诊部主任保罗·帕里斯博士说，“我们需要一种法律，它允许我们报告病情严重、身体虚弱的病人，而这个人所受雇用的职位又要求他或她对别人的生命负责。法律应该允许我们汇报这一病情。很明显，飞机机组人员手中攥着几百号人的生命。”
许多飞机驾驶员也有和医生同样的忧虑。
“从前，烈性酒是驾舱里的最大问题。尽管它让人性格出问题，不停地骂骂咧咧，但是我从来不担心旁座上那家伙（指副驾驶员）发酒疯”，一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美航”资深驾驶员说，“现在，有时候我边开飞机边发毛，害怕那个坐在我另一边的可卡因瘾君子可能会在3 400（英尺）上空干什么，所以我对离开驾驶舱，甚至上厕所都吓得半死。”
航空机组人员就诊的康复诊所不得将他们滥用毒品的情况向所在航空公司报告。盖特韦康复中心的伊克斯小姐和布赖顿伍兹治疗中心的哈特菲尔德说，大多数情况下是能获得病人的同意的，但并非全部。
宾夕法尼亚州医院协会的执行副会长詹姆斯·雷德蒙说：“很明显，有必要建立一种通报制度，依据这种制度，医务人员在遇到此类情况的时候受到保护，而不必承担责任。就以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为例，即使封锁病情可能会造成大灾难，现有的州和联邦法律也不允许公开这类病情。”
宾州法律专门规定：“只有基于让滥用、依赖毒品或酒精的病人本人受益的目的”，病人的情况才能向政府官员透露，联邦法律禁止以病历和有关信息来发起和证明刑事指控，“或者对一名病人进行任何调查”。
所有接受采访的医务人员都强调，他们无意成为刑事犯罪侦察员。
“我们最关注的是公众的安全，而不是毒品法的实施。我们是医生和护士，不是警察。我们也不想当警察，”阿勒格尼总医院的金·泽瑟博士说，“但是，在我们被禁止做任何事情的情况下，当我们怀疑一个病人的状况可能让数百人付出生命这样的代价时，法律怎么能要求我们对虐待儿童和癌症发作的现象采取坚决而具体的行动呢？”
圣克莱尔、福布斯医院的医生和施恩、天桥、阿勒格尼县总医院的护士私下都承认，面对一些严峻的病例，他们违反了法律规定，将问题向有关部门作了反映。然而他们也都表示，至于是否采取什么措施来确保病人得到应有的处理那就不清楚了。
天桥医院的一名护士说：“我会再次这么做的。三天三夜我都合不上眼，一直担心着我们医治的那位可卡因瘾君子会不会驾着装载300人的飞机，一头撞在某一座山上。最后，我就给航空公司挂了一个电话，其他的就是他们的事了。”
被问及的各个急诊部主管中的大多数人说，他们不能公开鼓励属下的医生护士干违法的事，但他们会支持他们的做法。
圣克莱尔医院急诊部主任理查德·利奥博士说：“记住，我们讨论的是安全而不是执法。我们讨论的是事关许多人生死的安全问题。我始终支持我手下的人，至于法律上的事过一阵子再说。”
在福布斯医院所在的小城，菲利普斯博士也呼应了这种看法。“这是每个人都应作出的事关伦理道德的决定。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要冒承担责任的风险，但我们也要对我们所服务的社区负责。问题不仅是乘坐这些飞机，而且在于这些飞机正日夜穿梭于我们的各个社区的上空。如果某人是一个潜在的危险人物，而这是消除危险的唯一办法，那我是会充分支持我的医务人员的。但是，要是有法律允许我们向FAA的医生通报，或有他人正在注视的话，我们就不会迫不及待地这么做。”
许多医生同意，约束他们行为的这个法律并没有承认可卡因问题的严重性。
“显而易见，法律没有跟上我们的社会变化的步伐。可卡因是当今的一个问题。以前有关酗酒和酒后开车的法律是经过好多年才出台的。恐怕认识可卡因的特殊危害也需要许多年。或许现在我们还不会有这样的法律。”阿勒格尼总医院急诊部主任戴维·莫西恩科博士说。
私人医院和护士被禁止报告滥用毒品的病例。而持有FAA证书的7 000名医生按要求应当汇报任何可疑的或已证实的药品滥用情况。因为只有他们才全权负责对“美航”50万名机组人员的身体状况作广泛的飞行检查。
费城来的一名飞行检查员说：“如果我们能证实有服用可卡因的情况，那纯粹是靠运气。因为检查时没有任何东西能帮助我们发现它，除非他们进来时鼻子上留有药粉，否则我们做不了什么事。”
FAA的联邦航空医务处副处长约翰·乔丹说，商务飞行员每半年必须接受一次冗长的体检，其他机组人员是一年一次。但并不准许对吸食和滥用毒品的情况进行扫描和测试。
乔丹还说：“本局正在进行一场关于飞行员接受毒品测试问题的讨论，这是个极具争议的事情。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FAA中那些其岗位与安全相关的人员，如飞行控制员和检查员，才被要求接受毒品检测。而有关航空公司驾驶员的决定将在稍后作出。”
阿勒格尼总医院的整形外科专家杰拉尔德·皮弗博士以前也在FAA从事多年的医务检查工作。他说，对飞行员进行毒品检查是必需的。
“一个受毒品支配的人不可能像不吸毒的人那样适当地操纵飞机，这是常识。毒品检测没有侵犯飞行员的隐私。我们所处理的不是恣意吸毒的某一个人，而是他的飞机上350个人的生命。这方面的管理与控制应当尽可能地加强。”皮弗说。
乔丹承认，除了弗吉尼亚州在1979年通过了一项保护报告有恙飞行员的医生的法律，全国其他各地的医生和护士仍然要因违反病人隐私权法而承担责任。
乔丹说：“如果准许非军方医学界向负有责任的安全部门反映飞机机组人员的病情的话，那将会是一个极大的转机。不过我们也理解他们所面临的隐私权问题。我希望有一天情况会有所变化。”
（这篇报道的下文由《匹兹堡新闻报》编辑部撰稿人玛丽·帕特·弗莱厄蒂续写。）
（洪敏、展江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