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者：《纽约时报》亚历克斯·琼斯
获奖理由→
“由于体育、工商、科学、教育、宗教等专题报道的一个杰出范例……”
——普利策奖委员会
奖项概览→
地方专题报道奖（the Specialized Journalism Category）设立于1964年。它与地方一般报道奖一样，两者的共同前身为有时间限制地方报道奖，前后存在了28年，1992年，它易名为专题报道奖（the Beat Reporting Category）。
与地方一般报道奖相比，地方专题报道奖的授奖对象为反映美国地方问题的非事件性报道作品，相对而言，中国读者对它们比较陌生。但由于主题集中而特殊、报道持续而深入，这些获奖作品无论在写作技巧还是在社会影响方面都是较有地位的。
获奖者简介→
亚历克斯·S·琼斯（Alex S。Jones），1946年11月19日生于田纳西州的格林维尔。1968年获华盛顿和李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81—1982年接受尼曼奖学金在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74—1978年任田纳西州阿森斯的《每日阿森斯人邮报》编辑主任。1978—1983年任田纳西州《格林维尔太阳报》主编。1983—1992年任《纽约时报》工商记者。1993—1997年和1995年起分别任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看传媒》节目和公共广播公司《传媒事务》电视节目主持人。1996—1997年任传媒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1998—2000年任杜克大学应用新闻学教授。2000年起任哈佛大学政治和公关政策中心主任。著有：《族长：宾厄姆王朝的兴亡》和有中译本的《报业帝国》——（纽约时报）背后的家族传奇（与其妻苏珊·蒂夫特合著）。
主译评评语→
美国是全世界头号新闻传播大国，报业历史源远流长。而在那些老牌报纸中，家族经营、传诸子孙是一种被引以为荣的传统，这类报纸中既包括具有世界影响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也包括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这样的地方名报。美国又是一个市场经济极为发达的国度。除了少数公共广播电视台以外，所谓的主流新闻媒介均作为私营企业运作。如何既坚持高尚的报格，又能在商战中游刃有余，这一直是困扰报业家族的问题。
五、地方专题新闻报道奖
20世纪以来，由于报业的垄断趋势和媒介外资本的介入，许多家族报纸纷纷倒闭，或被“入侵者”兼并。而如果说家族报业垮台多半是由于外部环境所致，那么，由于族员内讧而引起家道中衰，就更为令人扼腕叹息了。宾厄姆家族曾是美国最大的报纸企业所有者之一，其“旗舰”是《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该报的历史可上溯到1831年。在1868—1918年的半个世纪中，著名报人、1918年普利策奖获得者亨利·沃特森担任该报主编，使之确立了名报的地位。从1918年起，该报由宾厄姆家族经营。在老巴里·宾厄姆主编下的1945—1971年间，该报8次获得普利策奖，《时代》周刊两度将它评为全国十大报之一。而在家庭企业卖出两年后，老巴里·宾厄姆就与世长辞了。亚历克斯所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伤感的故事。它后来引起了全美国的关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著名深度报道电视节目《60分钟》曾作专题报道。
亚历克斯之所以钟情于这个故事，以及他日后成为一名全国瞩目的媒介批评家，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出身和职业背景有关。他是一个报业家族的后代，所不同的是，他的家乡——田纳西州的格林维尔是个地图上很难找到的小地方。正因为如此，他卸下家族报纸主编职务、转任另一个顶级家族报纸《纽约时报》的普通记者，就是一种高就了。以全国性的眼光来观察包括报业在内的商海大潮，便是这名工商记者的看家本领。他和《纽约时报》对路易斯维尔的宾厄姆家族格外关注，还有价值观的契合这样一个原因。他（它）们在政治上均属于倡导民权和社会公正的自由派。然而在实行报道和评论分离的美国新闻界，作为报道者的亚历克斯必须遵循客观性准则，而不能表现出倾向性。尽管如此，在通读这篇长文之后，除了折服于作者驾驭纷繁复杂题材的功力，我们还能嗅到丝丝温情。正如宾厄姆家族族长老巴里·宾厄姆后来所言，在亚历克斯所撰写的这个传奇性家世故事中，作者“敏锐而具有理解力”。
获奖者自述→
宾厄姆家族是《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The Louisville Courier Journal）和《路易斯维尔时报》（The Louisville Times）的所有者。在该家族最终分裂和1986年1月售出其所属公司的前一年，对我来说，就已成了一个故事。
一个朋友曾提醒我注意这样的传言：老宾厄姆的女儿，萨利·宾厄姆，由于对她的哥哥和整个家族都感到恼怒，准备卖掉她持有的大约15%的股份，她也不在乎将它们卖给本家族还是外人。
萨利证实了这一点。她对有机会能在《纽约时报》上公布这一消息和完善详细的经济收支情况表示欢迎。
在1985年的冬春，我在纽约和路易斯维尔多次见到了萨利。她总是向我陈述她所认为的家族中的性别歧视给她带来的沮丧。她希望能以一个很不错的价钱卖掉她的股份。
出售所有的家族企业似乎是极不可能的。萨利无法说服她的妹妹埃利诺把她的股份也卖掉，家族其他成员已经以授权信托形式联合起来。
萨利好像并不知道家族其他成员正在做什么，他们也从不向新闻界提及。但从外界看，可能的结果似乎是，家族将开出比外人报价更高的价钱，萨利最终将被逐出。坚固的宾厄姆之舟继续航行。
一个突如其来的转折，使这个如意算盘落空了。
我要写一篇关于新闻记者参观一架即将发射的航天飞机的报道。
尽管离截稿时间只有一个下午了，我还是同一个朋友去吃了午饭。这一天是1986年1月9日，星期四。大约在下午两点，我回到了报社新闻编辑室，敲打我的文字处理器。我接到了一个在路易斯维尔有亲戚的朋友的一个电话。
“天哪！”他说，“宾厄姆家要卖掉了。”
这个消息使几部电话整个下午响个不停，我则匆匆赶写稿子，一直忙到晚上。《信使日报》和《路易斯维尔时报》是那么声誉卓著，宾厄姆家族又那么声名显赫，以至于《纽约时报》的执行主编阿贝·罗森塔尔和其他主编决定将这篇报道刊登在星期五报纸的第一版上。
为配合这篇报道，《时报》发表了老巴里·宾厄姆和小巴里·宾厄姆这对父子沉痛的声明，它们被并排刊登在报纸上。
老宾厄姆在声明中遗憾地说，家族产业即将出售，其部分原因是家族内部的决策分歧。
从1971年起就管理家族产业的小巴里要直率得多，而且显然身心交瘁。他说，他父亲的决策是荒谬的，是一种背叛，对此他辞职。
第二天早晨，我便搭乘第一班飞机从纽约去了路易斯维尔。我的任务就是为周一写一篇文章，报道这么多年来如此杰出的报纸变更所有权对路易斯维尔的冲击。
当我打电话让我的办公室去预订房间时，我被告知周日工商版的主编们也想要一篇为下周准备的长篇的深度报道，详细揭示导致公司变卖的原因。工商主编弗雷德·安德鲁斯要我不停笔地写下去。
除了萨利以外，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宾厄姆家族的人。但我很快从看过的照片中认出了小巴里·宾厄姆。下午1点左右，我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发现他那浓密的呈圆月状的髭须修整得恰到好处。但他的眼睛发红，显然是精神紧张并且缺乏睡眠。他不是个爱哭泣的人。
我们谈了大约一个小时。他很谦逊很得体。但急于让他的愤怒和看法得到理解。然后他说要去参加在公司餐厅召开的两家报纸的职员大会。那是自前一天声明发表后的第一次会议。
他离开后，我在大厅里徘徊，然后就融入了前去餐厅的那些郁闷而惊恐的人群。
那里十分拥挤。在职员大会上，人们非常动情，对此我在为周日版工商组所撰写的文章的导语中作了描写。在发言结束、掌声沉寂之后，我四处走动，同雇员们聊了起来。《信使日报》和《路易斯维尔时报》不再为宾厄姆所有，这对他们好像是晴天霹雳一般。
随后我又回到了行政主管所在的那个楼层，在那里，老巴里·宾厄姆的办公室与他儿子的仅隔着一条走廊。
看起来十分疲乏的老巴里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似乎也十分急切地想解释所发生的一切。
接下来的6天，我马不停蹄地采访和写稿。我在海厄特宾馆的一个越来越杂乱的房间里埋头工作，在那里，我有一台电脑和一部电话。
那个周末，我写了一篇有关这起变卖事件对路易斯维尔的影响的文章。也完成了那篇我得知变卖时就已着手的关于航天飞机的文章，然后我转而写这篇长稿。
起初，我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出去采访宾厄姆家族成员和公司员工，一直到他们不再无动于衷为止。我打电话同那些我认为能够把事情说清楚的人联系。我所做的就是在黄色拍纸簿上作记录。房间里很快就堆满了一叠叠用钉书钉钉住的纸。我在它们的首页上写着我所采访的人名。随着那个星期一天天过去，我不得不给那些纸堆编号，因为我有时要对同一个人作多次采访，编了号可以区分每叠纸代表哪一次采访。
我在星期一晚上开始写稿。
那天晚上我写出了这篇文章导言部分的第一稿。我的写作方法是坐在电脑前聚精会神，周围到处是烟蒂、纸和盛着剩饭的托盘。在这种状态下，时间过得飞快。
那阵子我白天采访，夜晚写作。星期二晚上，我写了报道的最后一部分，它以宾厄姆姐妹于70年代后期回到路易斯维尔开头。
星期三晚上，我写了故事的核心——这个家族。它用去了我整整一夜。我一直在疯狂地抽烟、喝冰茶。我屡屡按铃，把服务员忙坏了，铃一响，他们就给我端来这些吃的、喝的。
当我困得直想睡觉时，我也只能打几个盹儿，因为我频繁地醒来写些条子，提醒自己要核材料、问问题、改字句。
最后，大约是在星期四早晨5点，我写完了全文。它当时大约有8 000字，几乎是我的主编规定的字数上限的两倍。
带着那份可能只有作为记者才能理解的满意感，我打电话给妻子苏珊·蒂夫特，她是纽约的一个记者。我告诉她，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但我肯定它是我所写出的最好的东西。她简直太温情了，抑制着呵欠，听我唠叨个没完。
星期四早晨，我把全部行李寄往纽约，接着乘飞机回家，然后睡了大约14个小时。
星期五早晨，我回到《时报》时，发现周日版工商组的工作人员对我的这篇文章表现出与我同样的欣喜，正在为它争夺版面。为了腾出更多的版面，编辑卢·尤奇特尔和索马·戈尔登决定砍掉一张图表并减去一则广告。
下午6点，也就是周日版工商组的截稿时间，我们都进排字库看这篇报道如何排列到多个版面上。
尽管增加了版面，并且将文章删到了6 500字，但它仍然太长了。我们剪小了一张照片，压缩了一个标题尺寸，但还是涨出了一段。最终它完成了，工商组也结束了工作。
那天晚上，我和妻子共进晚餐。我们计划着第二天一大早飞往田纳西州探亲。我家是南方一个类似于宾厄姆那样的家族，一代又一代人都从事报业。宾厄姆的故事对于像我们这样的报业家族来说是一场噩梦。正因为如此，它所揭示的东西对我来说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从饭馆回家的路上，途经《时报》时，我取了几份刚印出的星期日版工商组清样——在飞往田纳西州的航班上看看。
（易晓斌、展江 译）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Bingham）
《纽约时报》1986年1月19日，星期日
亚历克斯·琼斯
[路易斯维尔电]“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伤感的日子。”《信使日报》和《路易斯维尔时报》的执行主编保罗·贾南施在对好几百名忧郁的员工们发表讲话中如是说。他们聚集在公司的餐厅里为自己未卜的前途忧心忡忡。此时是1月10日，这个星期五下午的三点钟。一天前，宾厄姆家族突然宣布将要变卖。这个富有传奇色彩而又饱尝苦痛的家族曾拥有这两份报纸长达近70年之久。
这个变卖的决定只是一种震撼，但不令人感到意外。员工们目睹宾厄姆家族成员为了家族财产而相互争斗已有两年了。最后在绝望之中，老巴里·宾厄姆，这位79岁的家长决意出售产业，希望他的决定能在某种程度上给家庭带来表面上的和平。而引起的最初反应是其子小巴里·宾厄姆称它为一种背叛，并予以严厉谴责。自从70年代初起小巴里就一直掌管着家族的公司。
小巴里愤而辞职。此刻他在餐厅里也发表了讲话。“当我在此拥有所有权时，”他说，“我一直努力经营好公司，以便你们当中不会有人因你们所为之工作的人而感到羞耻。”
当他说完以后，雇员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许多人哭了。但掌声并不全是因为小巴里的发言，也是因为他反对出售公司的立场。眼泪是为他们自己、为报纸未知的前途、为宾厄姆家族的悲剧，也为逝去的一个时代而流的。
变卖产业的消息传出后，人们纷纷表示悲痛。他们中大多数是肯塔基人，为宾厄姆家族统治的终结而哀叹。宾厄姆家族所属的《信使日报》曾获8次普利策奖，是全美最优秀的报纸之一。
就一个由于几代人拥有一份产业而争斗不已的大家族而言，宾厄姆家族的家世故事和他们的分崩离析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仍在经营自办报纸的家族日益减少，这个来自路易斯维尔的消息令人沮丧。
显赫的宾厄姆家族由于有着成员惨死的历史和巨额财富，人们常将这个南方贵族家族与肯尼迪家族相提并论。对于这个家族来说，变卖产业的痛苦是加倍的，因为它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事情并非源于经济问题的逼迫，而是源于家族内难以调和的内部矛盾，就像该隐与亚伯之间的争斗一样历史悠久。
我对家族核心成员、众多雇员以及他们的友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采访。它们显露了宾厄姆家族长期不和的详情。在采访中，一个既享有巨大荣誉又带着致命缺陷的家族形象展现了出来：这是一个为无法摆脱的争端所困扰的家族。
五、地方专题新闻报道奖
“事情越来越清楚，我们无法摆脱我们陷入其中的感情纠葛，”老巴里说，“在哺育孩子们的时候，我多少没有让他们懂得，做人应该忍让。”
在这出戏中，没有一个恶棍，没有英雄，也没有跨越彼此不信任和激愤鸿沟的救世主。最后，在宾厄姆的3个孩子小巴里、萨利和埃莉诺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隔阂。他们的父母确信，不再可能存在和平的方式让家族继续拥有其产业，于是只能选择变卖。老巴里说，他现在作出这个决定，好让他和他81岁的妻子共同面对苦痛。
某种程度上，危机的根源也许就在于这个家族的巨额财富。这使得宾厄姆家族的子女们在萨利所谓的“黄金梦”之中成长，成为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代。父母们要求维持平静无事的家庭关系，厌恶外露式情感。这些使得小巴里和他的妹妹们在孩提时代就没有建立密切关系的需要——他们也许曾指望以这种关系来解决成年后出现的僵局。
在宾厄姆家族的家世故事中还包括两个儿子的惨死，长子沃思·宾厄姆亡故令小巴里梦绕神牵。小巴里最后接管了报纸，而这个角色本来是为他哥哥准备的。近年来，小巴里感到他失去了家族的信任。似乎正是这种具有毁灭性破坏力的感觉引出了变卖家产的决定。正如萨利所说，这也许是出于一种无意识地想卸下他的担子的愿望。
萨利在这个故事中成了主角，她如今是一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由于她抵制小巴里把她清除出家族产业董事会的决定，一场危机终于爆发。
最后，甚至连埃莉诺这个更传统的小妹妹，也开始反对她的兄长。她曾努力维系家庭的关系。在她看来，他和其他人一样不够宽容大度。
既然出售产业的决定已经作出，许多传媒公司为收购宾厄姆家族的产业而展开竞争。这些产业包括信使日报和路易斯维尔时报公司、下辖一家电视台和两家广播电台的WHAS公司以及从事商务印刷的标准照相凹版印刷公司。人们估计这些产业约值4亿美元，每个老巴里的子女的家庭将可能得到近4 000万美元。
但是老巴里·宾厄姆和他妻子玛丽所期望的家庭安宁似乎离他们很远很远。
家族史
“如果按比例缩小，这简直就是福克纳一部小说中的人物。”老巴里19岁的孙子罗伯特·宾厄姆说。他把他的家族比作威廉·福克纳小说中密西西比三角洲的那些痛苦的家族。
正如福克纳的小说中的人物以追溯往事来为当下的痛苦寻找解脱，宾厄姆家族也试图以回首昔日来解开他们感情上的疙瘩。
同肯尼迪家族一样，宾厄姆家族也是白手起家的，早年与如今的富庶不可同日而语。老巴里的曾祖父的父亲是一个苏格兰—爱尔兰混血移民，他在美国革命后不久，在北卡罗来纳创办了宾厄姆中学。老巴里的曾祖父是一位教师；他的祖父罗伯特·宾厄姆也是，这位前南部邦联士兵在内战结束后回到了北卡罗来纳，从事教育被解放黑奴的工作。
但是，罗伯特的儿子罗伯特·沃思·宾厄姆却成了一名律师，并于1896年他25岁时迁居到了路易斯维尔，最后担任市长和巡回法院法官。1913年他失去了第一任妻子，当时她乘坐的汽车与火车相撞。老巴里在母亲去世时才7岁，他的哥哥姐姐也比他大不了多少。
3年后，宾厄姆法官娶了一个拥有1亿财产的石油大亨的遗孀玛丽·凯南·弗拉格勒，法官的头衔使他不仅在当时而且将永远闻名于世。宾厄姆法官签署了一份婚前协议，规定玛丽死后，他将可以从她的财产中获得600万美元。如同老巴里在一份备忘录中将这个故事讲述给子女们的一样，宾厄姆法官坚持要签署这份婚前协定，尽管如果没有这份协议，他有权获得其妻的一半财产。
他们结婚8个月后，这位新的宾厄姆夫人就去世了，显然是死于心脏停搏。但她的兄弟们却指控宾厄姆法官和她的医生们合谋毒死了她，并且为此还挖出她的尸体。一份验尸报告显示，其死因确为心脏停搏，她的兄弟们这才收回了指控。
1918年，宾厄姆法官花100万买下了《信使日报》和《时报》的大部分股份。它们在当时便是肯塔基最主要的报纸。他还取得了一块40英亩俯瞰俄亥俄河的地产，距路易斯维尔仅几英里远。他在那里建造了一幢乔治王朝时期风格的红砖大厦，如今小巴里就住在此。宾厄姆法官将这块地产命名为“梅尔科姆”，它源于宾厄姆家族在英格兰多塞特郡的一块地产，从12世纪起，宾厄姆家就一直住在那里。在这块地上宾厄姆法官还建了另一幢宅第，尽管它已经很宽敞，但还是比大厦小，于是便被称为“小宅子”。今天老巴里和他的妻子玛丽就住在那里。
这位法官是一位激进的民主党人和国际联盟的支持者，他的报纸反映了他的观点。在30年代，他支持新政，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任命他为驻英国大使。宾厄姆法官在1937年死于伦敦，他的继任人便是约瑟夫·肯尼迪。
到那时，宾厄姆的幼子老巴里已深深卷入到家族事务之中。老巴里是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高才生。家族产业当时已包括WHAS公司——当时是一座调幅广播电台——和标准照相凹版印刷公司。他独自回到了路易斯维尔，而他的哥哥姐姐则在英国度过了大半生。老巴里不久买下了他们的所有产权。
父亲去世时，老巴里32岁。他英俊、健谈、迷人，有着大提琴般的嗓音，已经娶了玛丽·克利福德·卡帕顿这个家住里士满的女孩。二人相识时老巴里在哈佛大学念书，玛丽则在拉德克利夫大学学习，两校离得很近。老巴里说，他决定现在而不是再晚一些就出售家族公司，是为了使他和81岁的妻子能共同面对那种苦痛。“一个人是不可能熬下去的。”他说。
老巴里说，他的婚姻很成功，与妻子关系极为亲密，而这实际上多少导致了他与孩子们沟通的明显失败。
对雇员们来说，老巴里以简称为“老家伙”而知名。当战后路易斯维尔因新兴工业而快速发展，肯塔基作为煤矿和烟草中心而繁荣时，家族产业在老巴里的经营下也兴旺起来。但基于南方的自由派政治传统，《信使日报》和《时报》常常支持那些与更保守的读者相悖的主张。它们的专栏文章坚决支持工会，并鼓动露天矿矿工不归还土地。
但正是其拥护民权的坚定立场引来了最大的争议。老巴里说，最让他骄傲的业绩之一便是路易斯维尔拥有了南方第一个综合学校体系，取得这个胜利主要不是靠暴力，而是付出一种代价。
“我是在1964年到路易斯维尔来的，”报纸执行主编贾南施先生说，“那时‘老家伙’还不是个讨人喜欢的人物。宾厄姆一家被认为是自由派精英，报纸也被诬为具有共产主义性质。宾厄姆家族的形象是：他们对普通大众毫不关心，十分傲慢。”只是在最近几年，老巴里才作为一个受欢迎的年迈政治家出现在路易斯维尔。
子女们
对他的子女们来说，生活就容易得多了。萨利回忆说，宾厄姆家有5个佣人。萨利和她的两个哥哥沃思与小巴里都特别喜欢一个叫纳西的保姆。
萨利说：“没有别的家庭会像这样。”她又说，她记得家族有这样一种共识：在遭受攻击时要当自由派；多少要比别人“脸色更好看”和不会因为“把时间都浪费在无聊琐事上”而产生负担。这种观念也为佣人和公司经理们所持有。萨利说，它是这样一种家庭：在这里最优先考虑的是消除摩擦和矛盾，“像变魔术”一样处理那些让人烦恼的生活琐事。
她现在指责说，这种她所谓的家庭“平和”造就了一代子女，他们没有发现相互依存的必要性。而且，就萨利、小巴里和埃莉诺而言，他（她）们从未建立起那种随着孩提时代的平等交换而形成的亲密关系。
“我们彼此之间似乎有些隔阂，有时我们很难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感受”，老巴里有几分悔恨地说。他说，宾厄姆家族本来会“境况好得多，如果我们是一个更拉丁化一些的家庭，发发脾气，流些眼泪，大哭大喊和言归于好的话。但那不是我们做人的方式”。
在这个特殊家庭里，第一个出生的是罗伯特·沃思·宾厄姆第三，他和他父亲一样潇洒、健谈，而且显然是家族帝国最高职位的继承人。老巴里说，沃思生于1932年，是天生的运动员、天生的报人和天生的领导者，他乐于同政客及其他权贵交往。
在萨利和其他与沃思亲近的人看来，他也是一个鲁莽、傲慢的少年狂。他喜欢冒险，似乎没有裂痕的家庭生活方式是在欺骗他接受考验。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喜欢开飞车，喜欢上拉斯维加斯去赌博。他在那里输钱之后，常常给管理宾厄姆家族财产的非家族董事打加急电话，让他们给他的银行户头上汇款，但不要告诉他的父母。他和路易斯维尔的其他商人一起，最早将穆罕默德·阿里置于辛迪加的联合管理之下。阿里当时名叫卡修斯·克莱，是路易斯维尔的一名年轻拳击手。
沃思的弟弟小巴里比他小16个月。他与哥哥截然不同，少有鲁莽的个性。老巴里记得，他的二儿子是个“快乐的小男孩”，完全忠实于他的哥哥，正如小巴里本人证实的那样。尽管小巴里对哥哥近乎崇拜，沃思还是会毫不留情地嘲弄他。例如，小巴里在上大学之前比较胖，而沃思在向人介绍时喜欢称他是“贝利”而不叫他巴里。
小巴里说，尽管如此，他还是很乐于在沃思的影子下长大。在解释小巴里对他哥哥这种温柔的仰慕之情时，萨利说，纳西曾告诉过她，当沃思和小巴里都还很小时，有一次他们在一起仰望夜空。“你能拥有月亮和其他所有的星星，”小巴里对他的哥哥说，“但也让我有一颗星星。”
萨拉·宾厄姆出生于1937年，家里人都叫她萨利。她很快便被视为家族中的作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曾给她父亲赠过一些诗，并把它们精心抄录在他从伦敦捎给她的一个红皮本上。她至今还保存着这个本子。
萨利说，她常认为自己是个局外人，一个与沃思和小巴里分离的人，而他们俩则几乎是不可分割的。她说，直到后来她才意识到而且耿耿于怀的是，同两个哥哥相比，她是被父母作为女配角来培养的，而哥哥们在家族产业中的主管地位则是既定的。
但是作为一个孩子，她在成长中与父亲格外亲密，而且他对她来说，还充当了兄长的角色，这部分是由于她没有上过预科学校。夜复一夜，老巴里都会给萨利朗读狄更斯和马克·吐温的作品。作为一个作家，“她总是高产的，”他说，“她很刚强。这些年来，她的感情已经强烈地表达出来了。”
另外两个孩子，即出生于1942年的乔纳森和出生于1946年的埃莉诺，在家族里几乎是被当作孙子辈养大的。“乔纳森也许是其中最聪明的。”老巴里说。作为一个文静的孩子，他似乎迷上了科学和医学；而埃莉诺则活跃、开朗、合群。“她从不是一个独来独往、有艺术家气质的人，而萨利则几乎从小就是这样。”父亲说。
按宾厄姆家族的传统，沃思和小巴里从哈佛，萨利从拉德克利夫均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埃莉诺从苏塞克斯大学毕业，同她叔父和婶婶一样去了英格兰。
在大学里，萨利作为作家异常成功，21岁时她就和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签订了3本书的出版合同。小说《如此相知之后》于1959年出版。1960年她的一篇短篇小说被收入《40篇女士最佳小说》一书。她似乎正迈向写作事业的成功彼岸。她结了婚，并迁居纽约，而无意于涉足家族产业或回到路易斯维尔。
沃思和小巴里也在走他们的路。60年代初，沃思在几家报社工作。小巴里因成为哈佛大学的赛艇手和参加海军陆战队而消瘦下来，并对广播电视产生了兴趣。他曾作为广播电视记者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工作过。后来在父亲的敦促下，他回到路易斯维尔在WHAS公司里供职。
乔纳森自哈佛退学。此后不久，悲剧在1964年发生了。这是宾厄姆家族第一起可以和肯尼迪家庭的遭遇相提并论的灾难。返回路易斯维尔生活后，乔纳森爬上一个电线杆去给梅尔科姆的一个谷仓接电；他本意是为了给他与少年时代童子军重新团聚的地方提供照明。当他试图把电线接上时触电身亡，时年22年。
两年后，在楠塔基特岛度假期间的一天清晨，34岁的沃思携妻子琼及两个孩子开着一辆租借的轿车。为了能装下一只冲浪板，汽车的窗玻璃被摇了下来。长长的冲浪板从车的两侧伸出车外。沃思将车开得离一辆停着的车太近了，冲浪板的右端撞上了那辆车。冲浪板不偏不倚，折断了他的脖子，有些像空手道中的劈姿一样。
玛丽·宾厄姆和老巴里的哥哥姐姐在乔纳森和沃思相继去世的两年内先后离开人世。这些悲剧对他们实在是极大的打击。“有时候我都怀疑我是否能挺过来，”老巴里说，“上帝帮了忙，我从教会吸取极大的力量。”像往常一样，他全心全意地依赖着他的妻子。
但对于沃思之死，没有人比小巴里受到更为毁灭性的打击。萨利说：“在沃思的葬礼上，他哭天喊地，简直连心都碎了。”
直到沃思死前，原先设想是由他最终接管报纸，而由小巴里管理广播电视和印刷公司。但在他父亲的邀请下，小巴里转向了报业。1971年，在他父亲放弃管理权改任社长后，巴里担任了主编兼发行人，同时主管WHAS和标准照相凹版印刷公司。
同在1971年，小巴里得知他患了何杰金病。这是一种淋巴癌，曾夺去他祖父宾厄姆法官的生命。经过几个月化疗，癌症治愈了，并且没有再复发过。
但小巴里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是家人所知的快乐男孩了。他瘦削而有城府，变得极其谨小慎微，有时还十分固执——这些特点在后来出现的家产危机的若干紧要关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家族地产上独自无忧无虑地伐木或同某个密友去打猎，对他来说是极大的快乐。
小巴里以“小家伙”而知名于他的雇员。他承认沃思的去世和他自己可能致命的疾病是他发生转变的原因。但他说，他显得严肃和多少有点困厄，另一个原因是他主持走下坡路的报纸和出版公司的重任。“在颓势下从事管理你得有一种个性。”他说。
1973年是《信使日报》和《路易斯维尔时报》达到顶峰的一年，两报总发行量达408 000份。但到去年9月跌至304 000份，同时广告行数也几乎戏剧性地减少了。《信使日报》是唯一在肯塔基每一个县发行的日报。由于路易斯维尔经济低迷，为了在全州保持报纸发行量，所用开支又不断增加，管理工作越来越困难。同样，美国的报纸出现了从昂贵的周日杂志中分离出来的趋势，而印刷这些杂志还是标准照相凹版印刷公司的专长。
宾厄姆家族各公司的利润率在70年代跌入低谷，收益降至10%以下。尽管后来有所反弹，在1984年上升至12%，但根据亨利·安斯贝切公司的数据，所有公司的利润率都低于工业。
但就在小巴里打一场经济防御战时，他发动了一场新闻报道领域的进攻战。自1971年来，共赢得了家族报纸所获8项普利策奖中的3项，而且以巨大的支出保住了《信使日报》在全州的发行量。
深受家族自由派传统的影响，小巴里也为报纸支持法院命令校车接送学生的立场而感到自豪。这一立场却激怒了路易斯维尔其他领导人士。而且他给编辑部设立了严格的、有观察家认为是过于严格的公私利益划界标准。他拒绝同政客打交道，以免被认为讨好他们或是冷却编辑部的报道。因此，人们认为他在路易斯维尔有些孤立。变卖产业的通告公布后，在报纸上刊登的肯塔基人的赞词却表示喜欢老巴里，而无人提及小巴里。
小巴里努力做到和他故去的哥哥沃思一样好。老巴里说，他的儿子被这样一个神话压得喘不过气来，即小巴里是围着沃思长大的，而且还将小巴里作为家族企业主管的表现与沃思可能取得的成功相比较。
在小巴里看来，最沉重的负担是忍受一种“家族正在失去信任”的感觉。“这个家族的批评之声越来越大，而支持作用越来越小了，”他说，“那是最让人颓丧的体验。”
他母亲玛丽说，她也许是造成小巴里产生遭到家族攻击的过强感觉之源——因为她在致主编的信中反对报纸的社论方针并且就小巴里反对她在该州的一个环境委员会任职一事提出异议。“我想，我对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说得太直言不讳了，”她说，“我有很积极的意见。”
两妹归来
正是在这种被宾厄姆家族平静的假象所掩盖的不稳定的气氛中，萨利和埃莉诺在经历了多年的离家生活后又回到了路易斯维尔。随着她们的到来，一出决定出售家族产业的戏开始上演了。而如果这个家族中有一个人扮演医生的角色，这个决定也许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正如老巴里所哀叹的那样，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有能力的医生。
萨利在1977年从纽约返家，她说在经历了“彻底的情绪低落”之后，“想度过一段安全一些的时光。”她有3个孩子，但她的第二次婚姻失败了。而且她也在陷于停顿的写作事业上遭到了挫折。“她需要家族的一些支持，”小巴里说，“作为家族的一员，我当然乐意支持她。”
但小巴里和他的这个妹妹从未亲近过，事实上，他们在25年中很少见面，他们继续走着自己的路：巴里为扭转广告收益和发行量下降而苦战，而萨利则与孩子们在一起，忙于写剧本和教书。
1978年埃莉诺从加利福尼亚州回来了。上大学以后的10年来，也拍摄了一系列电视纪录片，其中一些是靠家族成员每年的股息收入资助的。但她未能如愿以偿地在电视网获得一份工作，尽管她拍了一部揭示三K党内部活动的片子，并在公共电视台上播放过。她回来以后在WHAS工作。
老巴里让当时已年逾四十的萨利和三十出头的埃莉诺成为3个家族公司董事会中有表决权的成员。萨利说，对这个任命她们又惊又喜，她们一直都对商业充满了畏惧。老巴里也让小巴里的妻子伊迪丝成为董事会成员。
为了使企业在家族下一代的掌管下能生存下去，老巴里决定让他的两个女儿参与其中；否则她们也许会对保持家族的所有权缺乏责任感。但同以往一样，老巴里还是没有考虑让某个女儿担任管理工作。他说她们从未显示出对这类角色的兴趣。萨利不同意这种说法。她说她逐渐痛苦地意识到，这个家族形成了一种没有明说，也许甚至是无意识的观念，那就是管理家族事业是男人们的工作。
这个家族中没有人能精确地断定萨利和小巴里之间的关系是哪一天开始恶化的，但一个常被提到的转折点是1979年一份地方杂志《今日路易斯维尔》上一篇文章的发表，其标题是《宾厄姆家的败家子》。在文章中，萨利将一些族人认为是很隐秘的事情公之于众，包括她对在家族里见到的男性至上主义的愤愤不平，以及小巴里与她和埃莉诺之间的感情距离。
老巴里出面调停，不久，让萨利担任了书评主编、这是她母亲曾担任过的工作。小巴里说，他不反对萨利成为书评主编，尽管他“不同意以这种方式”。以前干这份工作的那个女性被调任他职。
当萨利写信给主编、指责小巴里赞同一个政治候选人时，局面更紧张了。据老巴里所说，他们之间的关系走到了基本上是互相怀疑和互不信任的地步。“这个家庭有一种使它对彼此都不好办的方式，”小巴里说，“既然你妹妹写信给主编、当众指责主编的赞同态度，那么对你来说事情不会往好处发展。”
萨利说，在董事会上，她提出过疑义，有时指出家族印刷公司业绩不佳。但她从未投过反对票。她说，小巴里“在董事会上一声不吭”。尽管没有公开的冲突，但兄妹之间的紧张关系，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心知肚明的。
小巴里的挫折感在1983年感恩节的前几天最终表露出来。当时老巴里把他的女儿们召到“小宅子”。他告诉她们，小巴里下了最后通牒：要么是家庭中的女性成员退出3个家族公司的董事会，要么是小巴里不再继续经营它们。
老宾厄姆夫妇、两个妹妹、沃思的遗孀琼和非家族的经理人员，都恳请小巴里不要坚持把他的妹妹们撵走，担心会导致悲剧性结局。但小巴里固执己见。他说，女人嘛，应该为有经验的专业人士让位。此外他还说，家族中的女成员没有做出什么贡献。
“在董事会议上，我的妻子在绣花边，一个妹妹在写圣诞贺卡，而另一个妹妹就没有来参加。”小巴里说。
对老巴里来说，小巴里的目的似乎很明显，即要把萨利赶出董事会。这主要不是因为她已经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小巴里确信她将要做什么。“他感到她会给他到处找茬儿，”老巴里说，“他十分怀疑她会逐渐削弱他的权力基础。”
在这个时期，小巴里还把公司的管理权转交给非家族的职业经纪人员组成的所谓“摄政团”。但他父亲争辩道，如果宾厄姆家族的人不打算管理，这些公司也许可以卖掉。
“他只是在表现他的绝望，”萨利谈到小巴里时说，“他看上去多少像一个祈求解脱的人。”这促使她现在感到，小巴里是在无意识地想卸下担子，却又不想成为迫使一场变卖的人。
老巴里和他的妻子决定，无论愿意与否，女儿们都得辞去董事会的职务，以此作为对为了他们承担着管理重任的小巴里的支持。但基于强烈的女权主义立场的萨利拒绝辞职。
萨利将她的抵制决定作为一生的转折点牢记于心。当萨利指称她母亲指责她“想毁了你哥”时，她回想片刻说：“我妈舌利如刀，会把你的皮剥下来。”
但萨利没有让步。萨利回忆道：“她说：‘难道你不在乎我们会怎么看待你吗？’而47岁的我终于能够说：‘是的，我真的不在乎’，我就是这个意思。”
在1984年3月的股东大会上，埃莉诺·玛丽和小巴里的妻子伊迪丝辞了职。经过表决，萨利被逐出董事会。她将她看着反对票的计票情景作为一大耻辱留在记忆中。萨利说，两三天后，她回复道，她们两人不可能像从前那样相处了。萨利和她母亲从此没有说过话。
但老巴里和高层职员认为，这次改革对家庭结构极具破坏力，它最终导致了家产变卖。
萨利作出了第一个反应。她在1984年7月告诉家人，她希望把她在公司中所有的股份卖给他们。在她的同意下，家族请一家名叫莱曼兄弟公司的投资银行公司对3个公司进行评估，以确定它们的市场价格和萨利的大约15%股份的价值。莱曼兄弟公司最后确定，她的股份的价值在2 200万到2 630万美元之间。
萨利认为这一估价太低，于是她在去年1月公开宣布她将考虑对外出售。她雇用了亨利·安斯贝切这家纽约的专门从事传媒公司出售业务的投资银行公司寻求买主。安斯贝切对她的股份的估价超过了8 000万美元。
与此同时，小巴里开始感到了他失去了家族其他成员的信任。他怀疑，随着他在1984年9月决定偕妻子去度9个月的假，出现了“欢庆的气氛”。那时他的妻子修完了马萨诸塞州史密斯学院的学位课程。结果证明这是一段让人放松的休闲时光，他又精神焕发地回来了。“几乎在顷刻之间，他又回到了过去的全部压力之下，”他父亲说，“周复一周，他几乎越绷越紧。”
小巴里与埃莉诺之间的关系也开始恶化。埃莉诺曾经既支持她父母和哥哥，又与萨利保持友好。去年2月，埃莉诺致函小巴里。小巴里说，她在信中“告诉我，她对在任何一家公司与当主管的我相处和靠吃这家公司股息都不感兴趣”。
兄妹之间逐渐增大的裂痕在3月份引出了“股票交换”计划：小巴里把他在WHAS的股份与埃莉诺在报社的股份相交换，让每个人都经营一份财产。埃莉诺曾说，她想拥有并管理个什么，而如果萨利的股份能被买下，控制权之争便可以结束了。
随着股票交换计划的公开，老巴里想用发布他所谓的“十三戒”迫使他的子女们达成妥协。这个戒律是关于家族产业的一系列指令，其中最后一条称：如果小巴里和埃莉诺不能达成一致，就出售公司。“那不是威胁，而是事实。”该文件说。
对小巴里来说，第十三条戒律让埃莉诺坐上了司机的位置。他说，只要她不能和他达成协议，那么出售将是不可避免的，而那正是她的真正目的。但老巴里和埃莉诺坚持说，她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得到WHAS。最后，埃莉诺同意交换股票，但前提是家族能同萨利在买价上达成一致。否则，埃莉诺宁愿家族产业变卖。
与此同时，萨利将她的股份标价为4 200万美元，家族则将它压低，出价为2 500万美元，遭到了萨利的拒绝。在谈判期间，她会晤了她父亲，他对这场冲突已越来越感到绝望。
萨利说：“他告诉我说他爱我。”她接着说，这是她记忆中他第一次说出这样的话。老巴里说，他女儿告诉他，在出售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她不想和她的父亲有更多的接触。萨利的话造成了双方关系破裂，严重伤害了老巴里，而当这种裂迹似乎永远不能弥合时，她的话改变了他的想法。
萨利将她的索价降到3 200万美元，同时小巴里也不情愿地同意把家族开价提高到莱曼兄弟公司所确定的最高价2 630万美元。10月份，萨利拒绝了这个报价。她说，如果不能满足她要求的3 200万美元，她将向法院提出抗诉，反对变更家族产权，而这对股份交换的成功是不可少的。
但小巴里坚决拒绝在2 630万美元的基础上再提高开价。结果便是全面停滞。埃莉诺坚持说，在她重新进行股份交换之前，萨利会同意一个报价。萨利坚持要3 200万美元，否则她将为反对变更产权而斗争；而小巴里感到公司付不起超过2 630万美元的价钱。
老巴里和专业人士都恳请小巴里至少支付给萨利2 800万美元，并称萨利的首选是资助她为肯塔基艺术界妇女设立的一个基金会捐款。但小巴里不为所动，尽管除此以外债务负担似乎并不过于沉重。
基于一项20年规划，如果支付给萨利2 800万美元，公司的最大债务值将是4 500万美元；而如果支付给萨利2 630万美元，最大债务值将是4 000万美元。这项规划将所有开支尽数纳入，包括计划投资在设备上的7 300万美元。
小巴里在他自己的规划中，预计的是20年中利润增长的最小值，专业人士都认为这过于保守。
即便实施小巴里的规划，专业人士认为债务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
小巴里说，由于他得考虑他的孩子的经济保障，而且由于他将与琼和沃思的孩子为伴，因此他认为，付给萨利超过2 630万美元是轻率的。他说：“我需要宽下心来。”他表示，他可以接受由于4 000万美元债务而导致的信用等级下降，但以一年为限。
但是，对他父亲和专业人士来说，小巴里的态度似乎更多的基于感情因素，而不是对商务的理性判断。
“我想，他先于一切的考虑是萨利的胜利和他的失败。”老巴里说。
萨利也认为这“完全是从个人出发的”。老巴里说，对她而言“这是一个事关家族中男性成员凌驾于女性成员之上的女权主义问题”。埃莉诺认为，萨利也许会接受2 800万美元的价格，并且也极力主张这个开价。
自始至终，老巴里竭力让他的孩子们能够和解，但他失败了。宾厄姆家的长辈最后无奈地作出决定：“半夜一二点钟，一起来。”老巴里说。
1月8日这个星期三的凌晨，埃莉诺和小巴里被召至“小宅子”，被他们的父亲告知他变卖全部家产的决定。老巴里说交换股份计划看来破产了，而另一个由小巴里提出并极力推进的建议将使报纸在经济上处于脆弱地位，并且也不可能按照宾厄姆家族的传统来运作。那个建议主张出售WHAS和标准照相凹版印刷公司，并买下萨利和埃莉诺的股份。
从两家非报业公司取得的利润曾给每个家庭成员提供了他们赖以生活的大约30万美元年息，而报纸的资源则支持了一个开销大方的，对有些人来说甚至是过度的新闻运作。小巴里争辩说，同股权交换相比，买下他妹妹的股份将给报纸带来更大的财务风险。
小巴里对他父亲的决定作出愤怒的反应，他指责他父亲将萨利和埃莉诺的意愿凌驾于他的意愿之上，而他这个儿子曾把他的全部工作时间都奉献给了家族产业。但他没有建议以提高家族报价为条件与萨利谈判。
老巴里说，变卖家业的决定，“对于冲破那些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不可能解决的事情是很有必要的，而且长远来看对我们所有的人，巴里、埃莉诺和几个孙子都是最好的。”
而伴随着这个决定，宾厄姆家族在肯塔基的传统走到了尽头。
家族财产的分割
当宾厄姆家族3份产业的出售完成之后，所有的家族成员将得到丰厚而非完全相等的收益。
不愿透露姓名的非家族经理说，每个小家都将根据其在每个公司拥有不同的份额获得各自的收入。
老巴里·宾厄姆和他的妻子玛丽将直接获得所有属于他们的钱财。余款支付给了3个在世的第一代子女和9个第二代子女。两个年龄过21岁的第二代子女将直接得到一笔钱，而其他第二代子女到了这个年龄后也可得到。
约翰·莫顿是华盛顿的林奇—琼斯—瑞安公司的传播分析家。他说，变卖宾厄姆家族公司将得到大约3.9亿美元。一年前他为萨利·宾厄姆准备了一份应急的公司报价表。他的估价是：信使日报和路易斯维尔时报公司：3亿美元；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附属台WHAS电视台：5 000万美元；调幅和调频广播电台：1 000万美元；标准照相凹版印刷公司：3 000万美元。
基于这样的估价，老巴里·宾厄姆和他的妻子将得到大约1.6亿美元。
小巴里·宾厄姆和他的妻子伊迪丝以及两个女儿——20岁的大学生埃米莉和17岁的大学生莫利——将得到大约4 560万美元。
萨利·宾厄姆和她的3个孩子将得到大约5 520万美元。她的孩子包括24岁的独立电影制片人巴里·宾厄姆·埃尔斯沃思，其父是《纽约书评》的发行人A·惠特尼·埃尔斯沃思，她与第三任丈夫米切尔·约文科这位华尔街的律师生的两个儿子，即18岁的克里斯托弗和15岁的威廉。1983年她嫁给了路易斯维尔的建筑商蒂莫西·彼得斯，他们没有孩子。
埃莉诺·宾厄姆·米勒一家将得到大约5 580万美元。米勒太太1979年嫁给了路易斯维尔的建筑师罗兰·米勒，他们有两个孩子，3岁的罗兰和去年出生的沃思。沃思·宾厄姆的遗孀琼·宾厄姆一家将得到大约4 290万美元。沃思的孩子是现住在香港的22岁的克拉拉和19岁的大学生罗伯特。
大约8 450万美元将归于第9委托基金，这是老巴里的父亲设立的隔代委托基金。老宾厄姆夫妇去世后，第9委托基金将分成四等份，小巴里、萨利和埃莉诺各得四分之一，沃思的两个孩子共有四分之一。
尽管在家族的争夺中，第二代子女们主要充当了旁观者的角色，但沃思和小巴里的孩子们以及萨利的儿子克里斯托弗都表示了对进入家族产业的一些兴趣。沃思的儿子罗伯特说，他和他的姐姐曾直接向小巴里和老巴里求情，让他们不要出售公司。
“我从中并不真正觉得受了欺骗，”罗伯特说，“我只是有一种失落感。”他接着说，近几年家庭的精神创伤成了对他们这一辈宾厄姆家族后代的“一种奇怪的束缚力”。他们没有分担他们父辈的痛苦。
除了罗伯特和克里斯托弗以外，其他第二代子女或是未能取得联系，或是拒绝发表评论。
（姬林、展江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