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始终自觉地接受汉民族文化。他们深知，这是他们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统一的高度集权的封建帝国所必需。在这过程中，原来“马背上的皇帝”又增添了儒雅风流，而这又影响了他们的子弟。乾隆皇帝在写诗的数量上，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第一（尽管上乘之作不多），他的某些皇子，也对汉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情有独钟，第十一子永即为其一。
永，主要是在书法方面极有建树，他与翁方纲、刘墉、钱保齐名，并称“翁刘成铁”，为清代中期书坛的四大名家之一。
永号镜泉，又号少庵、诒晋斋主人。生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二月。母亲金佳氏原封贵人，因连生永璇、永等三位皇子晋封贵妃，但她在永未满4岁时便离开人世。幼年丧母的永很受父皇怜爱，乾隆皇帝本人多才多艺，也十分注重对皇子的教育和培养，永6岁入学尚书房，自幼起遍读经史，吟诵诗赋。他聪慧好学，诗文俱佳，在书法方面尤具天赋，“幼时握笔便波磔成文”，深得父皇和上书房师傅们的赏识和好评。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永15岁时，信手为十五弟永琰执扇题写诗句，落款用自命别号“镜泉”，被父皇知道遭到一顿严厉训斥，答不其效法汉人书生习气，鄙俗可憎，“非皇子所宜”。但对其题写诗句、文理字画肯定为“尚觉可观”。并对别人夸耀“幼龄所学如此程度”尚属可教，称赞了永的才华。以后乾隆皇帝又经常驾幸永府邸，对其加意训导，教其深明大义。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封永和硕亲王爵，乾隆帝共17子，但许多皇子却先他而亡，在当时所存5子中，得此封爵者只有永和后来继位为君的永琰二人，足见对永十分喜爱。然而，乾隆帝觉得他与永琰相比，不如其持重，缺乏治国才干，所以没有立他做皇位继承人。永专攻文事，在政治上也没有什么抱负。
永虽有同母所生二兄，但却与十五弟永琰最要好。两位皇子经常一起随父皇巡幸、射猎游赏，赋诗品画、赠答唱和，关系十分密切。因此，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太上皇弘历驾崩永琰亲政后，即命永参与军机处事务并总理户部三库，令其分担治理军政重责。后来只是因为“与国家定制未符”才不得已免去军机处职任，但仍留他于内廷供职。是年三月，嘉庆帝诛权相和，抄没其家产，将和豪华府邸赐给永。永习惯于与嘉庆帝以“你”、“我”相称，嘉庆帝并不加责怪。当年十二月，祭酒法式善为三省“教匪”事奏请遣派一亲王前往剿办以节制诸军。嘉庆帝驳曰：“其意不过见朕用成亲王在军机处行走，即口出此言。国初可使王公领兵，太平之时自不宜用。若亲王统兵有功无以复加，有罪将何以处罚？议法伤一脉天璜之深思，议亲废朝廷之法。”遂将法式善解任。尽管如此，在“三省教匪”悉定，嘉庆帝仍以“成亲王于军机处行走时赞襄机务，一切剿捕机宜，深资筹划，今大功告竣，应嘉奖公勤”为由，加赏其子绵为贝勒，后又晋升其为郡王。嘉庆十二年（1807年）四月，琰五十寿辰，赏永银子1万两。以后凡谒陵、享太庙、祭天神、地祗、太岁、先师之典多派其代往。但是，永在理政方面并不出色，嘉庆帝说他：“于末节细故过于周密，而于国家大事转因循怠”，因此不断受到罚处。十八年（1813年），嘉庆帝秋弥间，林清领导的天理教入攻进皇宫，永在紫禁城内督捕有功，帝嘉其勤劳免一切处分及未完罚俸。二十四年（1819年）五月，年近70的永在代祭地坛于终献时违制行礼，嘉庆帝遂以其年老多病，罢一切差使，退出内廷，命在家中闭门思过，并罚亲王半俸10年。其子绵也受到牵连，被免去内大臣之职居家侍父。此后的几年中，永基本是以闲散亲王的身份居家度日。道光三年（1823），72岁的永病逝于北京。
永在政治上一无所成，但在文坛艺苑上却颇有成就，是宗室中的领袖人物。
永的书法自少年时期便已有很深造诣。初以元代大书法家赵孟兆页妍丽流畅的面貌为主，兼采各家之长，又与当世书坛名家刘墉、铁保等人切磋交流，技艺日进，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他听宫中一位老太监讲述其师在幼年时曾见过康熙年间书家董其昌，以前三指握笔悬腕作书，便用心琢磨反复练习，终于悟出其中要旨，遂推广其意名为“拨镫法”。即作书执笔如骑马踏镫，脚入镫浅就容易灵活转动，执笔时手指也要浅握，才能挥运自如，这种方法对当时和后世习书者有很大的启发和影响。
永习书艺，除有益于自己的天资、勤奋、师友的指教和帮助外，还有常人难以比拟的客观条件，即可以观赏到内府所藏历代名家翰墨，从中汲取丰富的艺术营养，促进自己书艺的提高，从其文集中《记所见书画》等诸篇中列举的大量前人名迹，即可知其涉见之广、究心之深。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正月弘历之母钮祜禄氏皇太后去世时，将所存西晋陆机《平复帖》做为“遗念”之物赏给了永。他如获至宝，对此帖十分珍爱，特将自己的书室命名为“诒晋斋”，永自己珍藏的佳帖有很多，嘉庆初年，他以百金买得欧阳询《化度寺故邕禅师舍利塔铭》（简称《化度寺碑》）宋拓佳本，对此碑书法非常欣赏，竟爱不释手：朝夕临学用心领会品味。他在题跋中说：“信本（欧阳询）碑极难学者。《皇甫君》以其笔势变恣异常尽纵横跌宕之致，然似《化度》较之，非惟《皇甫》，即《九成》犹逊上乘矣。”嘉庆十三年（1808年），永又据洛阳范氏赐书楼藏拓本，将自己藏本中所缺的68字——校补过录。次年他又从广东金石书画家吴荣光处以重金购得此碑另一佳本，由于他对《化度寺》书法推崇备至，多年临仿揣摩，其晚年的楷书形成兼容欧、赵两体端严峻峭、雍容秀润的风格，在书坛独树一帜。晚清书画家杨翰评论其书法：“诒晋斋书……从赵承旨上溯欧阳率更（欧阳洵）虽偶涉诸家，终不离两家宗旨，集卷随手杂临，竟有脱尽町畦，不似本家笔意者。篆隶亦有佳度。盖书非一时，临非一家，不甚经意，而精神所寄一一浑足，此无意之胜于有意也。王得窥内府所藏，而自藏又甚富，故书法大备如是”。可谓确论。
嘉庆帝琰对永的书法才能一直很赞赏，少年时即请其扇头题诗。即位后对其书法也大加推崇。他在谕内阁书中曾说过：“朕兄成亲王自幼精专书法，深得古人用笔之意，博涉诸家，兼工各体。数十年来临池无间，近日朝臣文士之工书者罕出其右。”乾隆皇帝裕陵圣德神功碑碑文即是嘉庆帝命永书写。鉴于永书法名重一时，士大夫得片纸只字如获至宝的实际情况，嘉庆九年（1804年）八月初八日，琰在承德避暑期间，命军机大臣传旨并谕内阁，令成亲王将平日所书各种墨迹，自行选择刻石成贴，“以志一时翰墨欣赏之盛。”永接旨后具折陈谢，并很快觅工摹刻制成卷帙，以“诒晋斋”为名刊行，卷首缮写嘉庆帝谕旨为序。所以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多种以永迹及其收藏、临摹历代书家作品的刻帖，如《诒晋斋书》5卷、《诒晋斋法帖》4卷、《寿石斋藏帖》4卷、《诒晋斋巾箱帖》16卷、续帖4卷、法书16卷、《快霁楼法书》4卷、《话雨楼法书》8卷、《诒晋斋摹古帖》10卷。这些都是只收永一人作品的专帖，至于与其他书家作品合刻于一帖者者不胜枚举，清代书法家的作品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广泛刊印流传，永书法在当时影响之大可想而知。清人笔记《清稗类抄》一书中有这样一则故事：某年秋，宣城一位举子入京会试落榜，为了凑钱回家，将刻有王士祯铭的端砚和一册伪托成亲王之名临颜真卿的《争座位帖》卖了20两银子。买者将此临本拿给永，他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称赞“此册之妙胜我十倍，使我再写十年未必能及，乃仍假借我名，惭不可忍。”并在帖后书数千言的题跋，由此即可反映永书法的名贵。
书法之外，永诗文绘画等方面也名重一时，震钧《天咫偶闻》说他：“学问之渊雅，风度之高迈，置士大夫中亦当居第一流。”又有人将他与岳端、博尔都、文昭、塞尔赫、恒仁同列为清代宗室诗人中的佼佼者。而永作为皇子和亲王，其诗文的表现内容和思想脉络等方面又有不同于他人的特色。《诒晋斋集》和《仓龙集》所收均为其自作诗文。清末杨钟羲等编辑的《八旗文经》，宗室文人作品也以永入选最多。永于绘画并非专长，但偶一涉笔也能别具意趣。其写意花卉多以梅、竹、兰、佛手等题材作扇册小幅，用篆隶笔法入画。山水则笔墨苍润、疏淡相宜，尝自题画云：“山水素不习，偶为之，荒率高披，数笔尽矣，其胸中丘壑可知。人或以‘马一角’呼之可”。表现出这位文人亲王的艺术旨趣和闲适情致。这些业已表明，永无论在胸怀上还是在志趣上已远离政治喧嚣，而带有某些平民化的色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