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了，日本在消化东北，在几年的时间里没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蒋介石在中原大战后也可以腾出手来主要对付共产党的红色根据地，他已经先后组织了四次“围剿”，1934年，他又组织了第五次“围剿”。
这一年，有一个德国人悄悄登上了上海滩，然后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这个德国人叫奥托·布劳恩，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李德。
李德，1900年9月28日生于德国慕尼黑，原名奥托·布劳恩，（OnoBraun，也曾用名李特罗夫，笔名华夫。李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应召入伍，但并未参加作战，而是接受了师范教育，并在战争期间参加了德国共产党，成为秘密组织713的成员，与苏联秘密联系，1918年参与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1926年被德国政府逮捕，被关进了柏林莫比特监狱，1928年成功越狱，随后逃亡苏联。
来到苏联后李德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于1932年春毕业后进入苏联红军，曾担任骑兵师参谋长，此后再次进入莫斯科陆军大学进修，之后接受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派遣，前往中国东北搜集日军情报，协助共产国际在中国重要的特工牛兰夫妇。
1933年9月，受共产国际委派，前往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顾问。李德在1933年秋天抵达上海，然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工作（驻上海），实际上，当时共产国际并不是委任他为中共苏区顾问，委任的是弗雷德·施特恩为共产国际驻华军事代表兼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但施特恩一直没有到任，所以，从李德到中国后就在实际上担负起了总军事顾问的责任，参与中国红军的指挥决策。
1934年1月15日，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把主席台上中心位置留给了这位军事顾问，他在中央苏区的地位由此确定。在生活上，中央苏区也特意为他选了一个房子，这间房子位于一大片稻田中间，有三个房间，一个是李德的卧室，一个是会议室，一个翻译和警卫员的住所，于是，他此后就有了一个特别称呼：“独立房子”。
李德最重大的错误就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当时，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将红军的指挥权交给了李德，但李德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实战经验，他的军事经验来自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3年学习，然而，中国战场与伏龙芝军事学院课本上的军事知识相差甚远，尤其是中国红军主要的战术是游击战，但李德对在游击中取得胜利的战术思想几乎一窍不通，他习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模式的壁垒战、阵地战。而且，李德很少去实地勘察地形地貌，只是坐在屋子里、看着作战地图指挥战斗。当时的地图很简陋，也不精确，因此与实际地形相差较大，而更重要的错误是李德的作战思想，他经常命令红军用“短促突击”、“两个拳头作战”、“御敌于国门之外”等战术作战，但这些都是欧洲正规军采用的战术，在两军实力平衡的情况下可以采用，而红军与敌军相比在装备、给养、指挥、通讯等方面都相差悬殊，因此，李德的指挥等于是在用弱势的红军与强势的敌军作正面对抗，这些导致在第五次反“围剿”当中红军频频失利，最终被迫开始了长征。
在从瑞金出发到遵义会议这段时间里，李德仍是“三人团”成员之一，因此他的错误指挥仍在继续，这导致红军在长征一开始十分被动，损失惨重。他命令红军采用“甬道式”方式撤离，结果部队行动迟缓，在行军途中又不敢与敌军作战，消极躲避，这使得红军在长征初期就损失三分之二的兵力。
毛泽东曾说：“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作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红军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一次对李德、博古军事错误指挥的一次总结和批判，但李德拒绝接受这种批评。在遵义会议后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至此，终结了李德的指挥权。
但李德在此后也作了一次正确的战略选择，那就是他支持毛泽东北上抗日的战略方向，反对张国焘的南下。
1935年夏季，红军大学成立，当时李德就被派来教授军事理论课，这时担任教育长的原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暗中拉拢一些学员准备跟随张国焘逃跑，李德知道后与李特坚决斗争，他与李特发生了争执，他坚持部队应该北上，未经毛泽东批准，任何人都不得擅自离开，更不能把部队和学员带走，他也说道：“毛泽东是独一无二和无可争议的领袖”。这时，毛泽东赶到，他说：“捆绑不成夫妻，谁愿意走，放他们走吧！”
李德后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抗日战争初期，任中共中央军委军事研究编委会主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教授。
1939年8月28日，李德突然接到通讯员送给他的一张纸条，上写着：“来机场，你飞莫斯科。张闻天，8月28日”。原来共产国际发来电报，要求李德回莫斯科。
返回莫斯科后，李德被派到出版社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加入苏联红军。1941至1948年在克拉斯诺戈尔斯克任教。1949年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定居，在马克思列宁研究所工作，潜心著译，曾译苏联《茹尔宾的一家》、《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以及苏联“解冻文学”的代表作《一个人的遭遇》。1964年任德国列宁著作德文版主编。1973年出版《中国纪事（1932～1939）》，对中国革命历史事实有一定程度的歪曲，不过对于长征，李德是支持与赞扬的，他说：“虽然长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从政治上看，仍然是中国红军的一次胜利。红军抵御了占有强大优势的敌军，突破了敌人的坚固阵地和重重包围，给敌人以数十次打击和成百次骚扰。红军行程1万多公里，横贯12个省，翻过18座大山，渡过24条大河。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功绩，是中国红军——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军队的全体战士伟大的勇敢、坚韧的毅力和革命的热情的明证。”
如果说李德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影响主要是他的军事错误指挥的话，那么还有一个方面的事情让他名誉扫地，这就是在性方面。
著名将领陈士榘的儿子在《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陈士榘》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李德刚刚来到部队，提出了一个在我们看来很好笑的条件，就是希望有个中国女战士陪他睡觉。这在德国、奥地利可能不算什么，在中国尤其是在红军，就显得有点可笑。我们在底下还议论说，外国人真是随便。好在他也听不懂。后来，一个年轻的农妇真的陪伴了李德在中国的生活，她的名字好像叫萧月华。萧月华不漂亮也不丑，有着中国农村妇女吃苦耐劳、善于伺候老公的品质。在苏区的时候，他们一直住在一起。长征开始后，由于艰苦，大多数妇女被送到休养连，‘李德夫人’也去了那里。萧月华历尽艰辛随李德到了延安，这个朴实的女人把李德伺候得很好。为了让李德生活更舒适一些，她在他指导下学会了烤面包，在延安他们的儿子出生了。他们的婚姻由组织安排，萧月华眼中的李德首先是第三国际和革命代表，其次才是丈夫。由于两国生活习惯和观念相差太大，加上李德打了败仗威信扫地，本来共同语言不多的他们经常吵架。后来他们离婚了，提出离婚的还是萧月华。她后来到了长沙，在那里工作了多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去世。”
李德应该知道，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的对手也是一群德国人，他们是蒋介石聘请来的德国军事顾问，对于第五次“反围剿”的结果，到底应该说是李德太愚蠢呢还是蒋介石的德国顾问们太优秀呢？也许，这不是个问题，因为他们根本不是棋逢对手，一群平庸的将领也能打赢纸上谈兵的李德。
无论怎样，经过五次“围剿”，蒋介石总算是将红军驱赶到了偏僻、贫穷的西北，这算是暂时解除了红色武装对南京国民党腹地的威胁。同时，在经过中原大战后，国民党基本上算是统一了全国，尽管这仅仅是一种表面，但至少蒋介石的南京政权已经无人能够撼动，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都在中原大战中损失严重，再也无法向蒋介石发起挑战，而重新编织一个反蒋联盟更加不可能，至此，蒋介石基本上赢得了全国的尊重，成为无法取代的领袖。
当蒋家王朝的局面初定后，端纳再次向蒋介石进言，他认为，蒋介石应该对华北、西北进行一次巡视。端纳的理由是，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几乎没有一个能把中国治理好的，而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皇帝高高在上，而又深居皇宫，皇帝因此不了解各地的情况，而地方官吏又往往不把实情禀报给皇帝，这就使得皇帝的治理实际上没有解决实际问题，而只是被地方官吏利用，因此，蒋介石作为民国大局初定的领袖，应该对全国主要省份、尤其是边远省份和具有战略价值的地方进行一次巡视，以增强统治的基础。端纳的话引起了蒋介石的深思，采纳了他的建议——端纳所言也并非虚假，即进行巡视可以获得对地方直接了当的了解和沟通，而这其中引人深思的是，这种直截了当的了解和沟通却不是通过蒋介石和地方官吏的直接对话和走马观花，而正是通过传教士——他们不是中国官吏，不需要用谎言掩藏他们的贪赃枉法和胡作非为；他们不是中国人，因而可以以一个旁观者、中国人所无法觉察的角度和眼光来观察中国；他们不是世俗民众，因而他们可以用一种宗教的“善良”来直言不讳；他们不是目不识丁的农民，他们往往深谙政治，又对中国的权术斗争看的非常透彻，因在向蒋介石进言的时候往往能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