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年代来华活动的洋人当中，有两个人很让中国人喜爱，这就是伉俪斯诺和他的夫人。
在“二次革命”爆发后，在日本政坛元老犬养毅和黑龙会领袖头山满的帮助下，终于得到日本政府的默许，孙中山于是在抵达日本后就住进了神户一栋幽静的别墅。当时，宋查理也在神户的东方大旅馆，于是他为孙中山担任了外部联络的任务。8月16日，孙中山和胡汉民等人又离开神户前往东京，山头满将孙中山安排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町27番地海妻猪男彦宅，就在山头满的隔壁，在这里住了一年后又搬到了丰多摩郡千驮谷町大字原宿109番地。孙中山在东京共计居住了三年。
在东京期间，孙中山除了与黄兴等人讨论革命外，还在忙一件事，那就是追求宋庆龄，最终有了两个收获，一个是组建了“中华革命党”，另一个是娶了新妻子宋庆龄。美国记者斯诺后来曾问宋庆龄：“能确切告诉我吗？你是怎样爱上孙博士的？”宋庆龄回答说：“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一种对英雄的景仰。我偷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那时的孙中山正处于低落时期，宋庆龄代替姐姐宋霭龄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在东京的一段时间内，孙中山和宋庆龄从革命同志变成了革命恋人。然而，当宋庆龄于1915年6月返回上海时，却遭到宋查理的坚决反对，他认为孙中山与女儿的年龄差距太大了，而且孙中山是早已有妻子、儿女的人了，且他一直还有一个侍妾陈粹芬，于是宋查理不准女儿再返回日本。
这时，孙中山已经将原配夫人卢慕贞从澳门接到了东京，然后和她办理了离婚手续，接着就开始准备与宋庆龄的婚事。并在10月份请同乡好友朱卓文和他的女儿慕菲亚（Muphia）一起前往上海迎接宋庆龄，因为慕菲亚也是宋庆龄的童年好友。
其实，当时不仅是宋查理反对，革命党人中也有很多人反对这门婚事，因而出席孙中山婚礼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有廖仲恺、何香凝夫妇、陈其美及几个日本朋友。对革命党人的反对，孙中山说：“我是革命者，我不能受社会恶习惯所支配”；“我不是神，我是人”。
当孙中山、宋庆龄举行婚礼后不久，宋查理和夫人倪桂珍赶到了日本，孙中山的房东梅屋庄吉的女儿千惠子回忆说，宋查理站在孙中山房前怒气冲天地喊道：“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当梅屋庄吉夫妇想要上前劝解的时候，孙中山说：“不，这是我的事情”，然后他走出门外，站在宋嘉树面前说：“请问，找我有什么事情？”宋查理突然跪倒在地，说：“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拜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说完，宋查理站起身就离去了。后来，宋查理对他的朋友传教士惠廉谈起这事时说：“比尔，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是我自己的女儿和我最好的朋友给害的”。
除了对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姻感兴趣外，她还对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很有兴趣。
在徐州战役失败后，孙传芳军队再接再厉，一举将南京政府的北伐军驱逐到长江南岸，蒋介石狼狈地回到南京。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一方面为了推卸责任，一方面也确实对桂系不听从调遣而发难谴责，因此，他把徐州战役的失败责任全部推到第十军军长王天培身上，怒气冲天地下令直接将王天培枪毙，甚至连军法审判这个表面形式都没走。
自然，蒋介石的做法让桂系群情激奋，桂系高级将领大骂蒋介石无能、无赖、无耻，南京国民党非桂系一些将领和政治人物也对蒋介石这次狼狈的北伐和推卸责任颇有微词，因此，蒋介石于1927年8月12日宣布下野。但从他下野后从容进行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外交和婚姻来看，他对这次下野已经早有准备，甚至可以说他很坦然地接受了这次被迫下野，因为他正好需要时间进行幕后的运筹帷幄。故此，下野后的蒋介石一天也没闲着，他很快给宋美龄写出了一封情意颇浓的求爱信，9月29日，蒋介石动身前往日本，向在那里养病的宋太夫人提亲。实际上，蒋介石来到日本首先进行的是更为紧张的一系列外交接触，而并不是直接访问宋氏家族，他所会晤的是当时日本军政要人，也就是说，蒋介石此次来日本是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向宋氏家族提亲，另一个目的就是要与日本政要谈判，蒋介石希望了解能否与日本达成交易，即获得日本的支持。
蒋介石又一次成功了。在他进行完一系列日本会晤后，美国果然也结束了观望态度，美国外交代表在上海开始向蒋介石派系人物发出希望商谈信号。驻日本的美国使节甚至直接与蒋介石进行了会晤——而这才是蒋介石日本之行真正想要的。蒋介石与美国人最终也达成了协议：美国决定支持蒋介石，并且同意恢复中国的统一；而蒋介石则竭尽全力保障美国在中国所取得的一切利益。
当协议达成后，蒋介石随即取消了原定的访问欧美计划，因为这一计划已经没有意义，他于11月10日直接返回上海。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礼在上海举行，对于这次结婚，蒋介石说过一句话：“我们的结婚，可以给中国旧社会以影响，同时又给新社会以贡献。”蒋介石确实是在利用这次结婚来取得与美国的支持，因为这桩婚姻实际上是一次中美婚姻，蒋介石从此正式确立联合美国抵抗日本的政策，在苏联、日本和英美三大势力之间最终选择了美国。
海伦·福斯特·斯诺这位在中国大名鼎鼎的记者在她的《近代中国妇女》一书中如此说：“1927年12月，蒋中正同宋美龄结婚，此中意义比卫理公会派的教义还要多。这次结婚，是他人生的一段理想，这使他充分如愿以偿。漂亮的、穿着讲究、受过美国教育的宋美龄，与蒋中正那个中层社会的现实性格，开创人生另一段旅程，殊具启示。”
“显然，这门婚姻是在蒋中正、洋化华人和洋人之间沟通联络的一条渠道。某种意义上说，宋美龄是中国旧传统的一个人质，是家族利益与政治利益之间维持信义的一项保证。但蒋中正是一个神气十足、仪表堂堂的军官，他个性强悍，雄心勃勃，他们两人没有理由不能成为一对恩爱的夫妻。”
海伦·福斯特·斯诺以一种女人的惯性思维为这桩现实冷酷的政治婚姻添加了一些王子与公主的浪漫色彩，又以女人式眼光欣赏这桩婚姻，但就是这种目光短浅的女人也一眼就看出，这是一桩怎么也无法掩饰的、十足的政治婚姻，“宋美龄是中国旧传统的一个人质，是家族利益与政治利益之间维持信义的一项保证。”
1931年8月，上海的礼查饭店（现浦江饭店）入住了一个年青美丽的美国女人，她就是海伦·福斯特，此时，她对这个东方古国还知之不多，她来到上海，住进了这座被她日后形容为“美国在东方的最富有历史意义的旅馆”。海伦要前往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她受聘担任总领事克宁翰的社交秘书。她来到上海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相见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埃德加·斯诺，因为她在美国读了很多埃德加关于中国的文章。两人在沙利文咖啡馆见了面，很快，海伦就俘虏了这个男人，埃德加对她一见钟情。她原本是要“来中国看一眼就走”的，但此后却随同她的丈夫久久眷恋在中国的土地上，并且为这个国家增添了很多色彩。
“九一八事变”后几个月，海伦决定嫁给那个对她一见钟情的人，于是，她的名字变为海伦·福斯特·斯诺。两人在东京的美国使馆内举行了婚礼，之后，他们来到了北京。埃德加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海伦在哲学系任教。在这里，这对夫妇结识了也在北京的费正清，他们成为亲密的朋友。
斯诺夫妇在中国历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就是发动了发动“一二九”运动。
1935年6月10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按照这个协定，河北、北京、天津将被日本控制。11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撤销北平军分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是在按照日本的设计的“华北自治”步骤在走。
1935年末，到处都在流传日军即将占领北京的消息，燕京大学正在准备迁往南方。这时斯诺夫妇也搬到了北京东城区盔甲厂胡同13号，和他们合住在一起的是瑞典地质学家尼斯特伦博士，但尼斯特伦在冬天就回国了，于是，斯诺夫妇就单独住在这豪华建筑里。
在10月的一天，曾在燕京大学担任学生会主席的张兆麟突然来访斯诺夫妇，他是来打探消息的，因为他听说土肥原贤二要来北京，他是来逼迫宋哲元的，他许诺给宋哲元一千万元，条件是宋哲元宣布脱离蒋介石独立。斯诺当时与宋哲元也保持着联系，他明白张兆麟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就在几天前宋哲元的一个副官也曾找到斯诺，他告诉这对美国夫妇，宋哲元也有可能屈服，因为始终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持，南京方面一直对宋哲元的询问此消极回避。
张兆麟建议要在报纸上刊登一份请愿书，但斯诺说，这没有用，海伦建议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就像五四爱国运动那样。于是，斯诺夫妇和张兆麟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几天后，张兆麟和几个学生领袖再次来到斯诺夫妇的寓所——在这几个学生领袖中就有王汝梅，他就是后来担任新中国外交部长的黄华，这次，他们是要制定详细的计划。当时往来于斯诺家中的还有姚依林、陈翰伯等。
海伦提议，在北京搞一次象征性的葬礼，悼念那些中国北方抵抗日本侵略的死难者。海伦的建议让学生们感到有些害怕，他们怕被当作共产党抓起来，但埃德加支持海伦的建议，他认为这会造成一种意外，于是，学生们不再犹豫。斯诺夫妇和张兆麟等人决定分头行动，张兆麟等学生领袖们负责把北京的学生发动起来，尽可能地参加进来；斯诺夫妇则发动外国记者到现场进行全面的报道。日期定于12月9日，因为宋哲元要在这天宣布独立。
接下来就是一阵忙碌，学生们开始印刷传单、写标语、制定游行路线图，甚至还组织了医疗队，以备不测。斯诺回忆说：“尼姆（指海伦，埃德加为其起的昵称和笔名—引者注）和我几乎一整夜都在打印关于学生要求的译文，以便第二天提供给外国记者”。
12月9日这天，北京街头突然出现了大批学生，这果然给北京的警察们来了个措手不及——蒋孝先的第三县兵团刚刚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撤出北京，这样数千名学生就轻易地在北京各街头集合起来，然后有条不紊地列队，游行队伍前往国民党政府机关所在地长安街。埃德加和海伦、还有另外一些驻京外国记者也在队伍之中。北京警察的反应很匆忙，当游行进行了一阵之后才出现镇压，埃德加写道：“几支来福枪朝空中开枪，游行队伍骚乱不止。记者和摄影者汇聚起来，希望外国人在现场能够避免悲剧发生。围观的人群中有中国店员、家庭主妇、手艺人、僧人、教员和身穿丝绸的商人，他们在街上欢呼雀跃”。
在游行队伍中还有梁思成的妹妹、林徽因的弟弟等人，费正清也记录了当天梁思成、林徽因参加游行的情况：“1935年12月9日，大中学校学生列成纵队游行街头，不顾军警的阻拦，抗议当局，反对分割河北。这次运动的壮伟不亚于五四运动，再现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梁思成的妹妹（梁思懿）是燕京大学学生领袖之一，一个警察用刀鞘狠狠揍她。林徽因的弟弟也从中学出来加入了游行的行列，但随即有十二个小时失去踪迹，梁思成跑遍城里各医院去找他。”
几天后，王汝梅又把另一个学生领袖带到了斯诺家中，当时海伦并不知道他是谁，只是对他印象很好，她形容说：“他高个头，白皙，满脸倦容，一身中国式长布袍……他的漂亮面孔开朗，表情丰富，但也显得矜持，让人感到颇为自信”，她看得出，这个漂亮的年轻人才是真正的领袖，其他人都遵从他的领导，“我能够看出，他们都接受俞的指示，但我不知道他是个重要人物”，因为当时他只有24岁，她就在想：“这是为什么？经验。我认为：他一定是真正可信赖的人，一个共产党活生生的地下党员，或者说至少是共产青年。”王汝梅介绍说，他叫俞启威，英文名字叫戴维·俞，其实他就是黄敬，中共北方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天津第一任市委书记。
12月16日，北京学生再次组织了游行示威，这次的规模更大，当时在场的美国记者威克托·基恩说：“八千多名大、中学生今天在这里勇敢地面对寒冷和警察的残暴。从黎明到黄昏举行的大游行，抗议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他们相信，这个委员会的成立，意味着日本人在自治的幌子下，对这些省实施统治。有六十名学生受伤，更多的人受到木棍、水龙的袭击”。
斯诺夫妇则爬上了前门城楼，用电影摄像机记录了当时的场面。
斯诺夫妇除了一手策划了“一二九运动”外，斯诺本人还给中国留下了中国领袖几个永恒的瞬间。
在“一二九运动”之后，经过俞启威的联系，埃德加成为第一个被允许访问陕北的西方记者，显然，因为组织发动这场学生运动，他已经被中国共产党看作是可以信赖的朋友。
在“一二九运动”之后，蒋介石又“成功地”把红军赶出了根据地，驱逐到了贫瘠的陕北，这样，蒋介石多年的夙愿算是成功了一大半，于是，他接受端纳的建议，进行了一场全国巡视。
正当蒋介石在全国巡游、挥斥方遒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仅仅一年后，向他表示归顺的东北军、被他驱逐出瑞金的红色部队、还有一向不那么中心的西北军竟然突然联合起来发动了一场兵谏，不可一世的蒋委员长竟然做了半个月的囚徒。
早在1936年初，陕北的枪声就日渐稀少，这似乎预示着什么。
1936年6月，埃德加·斯诺离开北京来到西安，他首先拜访了此时担任陕西省主席的邵力子，邵力子告诉他，“不，现在陕北没有战斗，红军正在转移到宁夏和甘肃去。他们似乎要跟外蒙古取得联系”。
埃德加·斯诺然后从这里辗转来到了红色根据地陕北。当埃德加完成在陕北的采访旅行之后，回到西安，他说：“我从红色中国出来后，发现张学良少帅的东北军与蒋介石总司令之间的紧张关系越来越尖锐了”。
埃德加完成在陕北的旅行之后准备返回北京，海伦此时已经从北京来到西安，她是来迎接她的丈夫埃德加的，本来他们夫妇二人可以在西安见面的，但在埃德加尚未抵达西安前，海伦获得了一个采访张学良的机会，结果海伦又迅速返回了北京。原来，在采访中，张学良告诉她，他是主张抗日的，他说：“如果共产党能够真诚合作抵抗共同的外国侵略者，这个问题也许有可能和平解决。”但对张学良的采访却无法从西安发出去，因为电报局已经接受上级指示，要按照新闻检查原则来做。海伦意识到了什么，于是在10月5日就返回北京，来到北京的当天就把采访记录发给世界各主要新闻媒体。埃德加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摘录了1936年10月25日《纽约太阳报》上发表的访谈记录：
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张学良少帅驻在这里剿共的、激烈抗日的东北军队伍中间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局面。这些军队原来在1931年有二十五万人，如今只剩十三万人，都成了“亡国奴”，想家，厌恶内战，对南京政府对日本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越来越愤慨。下层官兵中间的态度完全可以说是就要谋反了。这种感情甚至传染到了高级军官。这种情况引起谣言传说，甚至张学良以前同蒋介石的良好的个人关系现在也紧张起来，他打算与红军结盟，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由一个国防政府领导。
中国抗日运动的严重并不表现在从北到南的许多“事件”，而是表现在这里西安府的东北流亡者身上——从逻辑上来说，可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抗日运动在全国其他地方虽然遭到了镇压，在西安府却在张学良少帅的公开热情的领导之下，他在这方面采取行动是受到他的部队的热烈拥护的，如果说不是受到他们逼迫的话。
1936年10月，在海伦返回北京没几天，埃德加·斯诺也从延安返回西安，他在陕北呆了三个月，带回了大量资料。他在西安没有见到海伦，却遇到了史沫莱特，原来当埃德加在陕北期间史沫莱特也接到了中共高层刘鼎的邀请，兰德在其《走进中国》一书中说：“刘需要一个有同情心的左翼记者在西安向世界报道事态发展，这也许就是他为何邀请史沫特莱的原因”。当时，史沫莱特也正想前往陕北，兰德说：“史沫特莱想前往红色根据地。尽管她写过一本关于红军及其在福建、江西的战斗的书，但她却从未亲临其境。她想见见红色游击队。正是史沫特莱催促马海德前往红色根据地，史沫特莱还促成了斯诺的探险，当然她没有料到他会在她之前抵达那里。可以猜测，她对此显然颇为失望，是斯诺而不是她，成为红军选上的西方记者”。
史沫莱特与斯诺在史沫莱特的牙医朋友旺斯克（Dr。Wunsch）大夫家中见面，当时一起来到旺斯克家中的还有女作家丁玲。旺斯克也是一个同情红色力量的西方人，他暗中帮助史沫莱特为延安传递药品等。
回到北京后，埃德加把拍摄的胶片送到一个德国照相机商人那里，把所有胶片都冲洗出来，随后，他就在美国使馆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把这些照片公之于众，展示了红色根据地的勃勃生机。由于严密的封锁，当时世界对这片神秘的红色根据地了解甚少，埃德加的第一手资料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美国传媒大亨、《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的老板卢斯为此花费了1000美元购买了埃德加的75张照片；从11月14日开始，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也开始连载斯诺撰写的《毛泽东访问记》，伦敦的《美日先驱报》也开始连载斯诺在陕北期间的旅行和采访过程。
史沫莱特来到西安后本来一直是住在华清池宾馆，但在11月底，忽然华清池所有的客人都被要求离开，另寻他出，因为蒋介石要来西安，就住在华清池宾馆——史沫莱特和所有人一样，并没有想到就在这所宾馆里即将发生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她还带着点抱怨说：“我在西安仅有的一家新式旅馆西京饭店定一小间房间，打算过些时再回临潼那座寺庙”。当时，住在西京饭店的还有王炳南的德国妻子王安娜，王炳南是中共党员，其父与杨虎城私交甚好。
1937年1月，在西安事变余温尚热的时候，大洋彼岸的美国出现了两则关于中国的消息，一条是18日，根据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小说《大地》改编的电影在好莱坞开始拍摄；另一条是25日《生活》杂志刊登了关于中国神秘“共匪”的文章，题为“中国漂泊的共产党人首次亮相”，配有斯诺为毛泽东拍摄的照片，这就是那张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照片，日后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名照，但在当时《生活》杂志为这张照片配的文字却是：“毛是他的名字，他的头值二十五万美元”。
这张照片也就是《生活》杂志老板卢斯花了1000美元向斯诺诺购买的75张照片之一。《生活》杂志在这篇文章中发表的“编者按”中说：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几乎完全是神秘的。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他们行踪不定，与蒋介石委员长的国民党政府进行战斗。下面发表的这些关于漂泊的红军的照片，是第一次被带到国外。他们的领导者毛泽东被称作“中国的斯大林”，或者“中国的林肯”。他的新首都在中国西北的保安。左面是毛的一位中国同盟者史沫特莱，她原是一位中学教师，目前正在西安的共产党广播电台工作，那里上个月发生的绑架蒋介石的事件已经结束。
1937年8月8日，新西兰记者贝特兰目睹了北京被日军攻陷，他写道：
一群被挑选出来的当地浪人和受麻醉的小贩，挥舞着旗子从日本使馆出来，川边将军就在他们面前沿着东长安街检阅他的坦克车队和军队。武力占领中国的古都，终于成为事实了。这一天，美国作家、新闻工作者格拉姆·佩克也目睹了日军进入北京城的情景，他也写道：“整个上午，一长排军队、卡车、坦克通过永定门（南门）开进城，他们先是耀武扬威走在中心大道上，然后分别占领中国军队撤离后的兵营”，“我和红十字会那天在城外，没有看到这一进军的大部分过程。但我回来时，赶上看到了队伍的尾巴。哈德门大街上轰隆隆开着一队卡车，上面装载着食品和军火。车上都罩着用玉米秆、叶子编织的伪装网，风尘仆仆的驾驶员的钢盔上也伪装得像一个蒿茴袋子，里面撒满树叶和青草，还有花朵，造成意想不到的调情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