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珠江三角洲，河渠网布，碧波长流。梁启超的家乡就坐落在这个风景秀丽的南国水乡——广东省新会县的茶坑村。
新会县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南端，距花城广州100多千米。由新会渡江向东，不到50千米，是香山县。县里有一个风光旖旎的翠亨村，是比梁启超大7岁的伟大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诞生的地方。由新会渡江向北约50千米，是南海县，那里的银圹乡苏村，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代表、后来成为梁启超师傅的康有为的故乡。
梁启超比康有为小15岁，梁出生时，康已是饱读诗书的少年了。如果由南海县越广州渡珠江向北约25千米，就到了广东花县，这里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太平天国运动杰出领袖洪秀全的故乡。梁启超降生的时候，太平天国运动已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洪秀全已壮烈殉难9周年了。离茶坑村仅几十千米的香山县南屏村，是留学美国的贫家子弟容宏的故乡，他在梁启超出生的前一年率詹天佑等幼童往美国留学。
梁启超生于同治十二年，即1873年，这年是癸酉年。“祺祥政变”之后开始的同治时期，虽然被封建史学家吹捧为“同治中兴”，却是清王朝统治最为腐烂的时期。梁启超在而立之年曾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环顾他所生的那个年代，说道：“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没有被其提及的还有33年前众所周知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和13年前圆明园的熊熊烈火。梁启超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开始他的生活和斗争的航程。梁启超出生的时候，太平天国运动已经失败了整整9年了，洋务新政和早期创办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浪潮又在席卷南国的这片土地。故乡的山水养育了这位日后的斗士和学者，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茶坑村是一个拥有100多户人家，5000余人的村庄，依山傍水，村民多以耕种捕鱼为业。民风朴实，乡民具有顽强的生活能力，善于应付各种突然事变，勤劳俭朴，务新、求实、自治，崇尚封建伦理，向往升官发财。当时的茶坑村实行一种带有自治色彩的乡绅保甲制度，其最高权力机关是耆老会，并设有自己的地方武装——乡团。耆老会管理村里的经济、治安，处理民事纠纷，组织公益事业。梁启超的祖父和父亲都先后做过耆老会的主持。
梁氏家族虽然已经开始富起来，但在整个地主阶级中，还属于“富而不贵”的小地主之流。他们家族中，还没有人通过科举的阶梯跻身于上层封建统治者之列。对此，梁启超的祖父梁维清深以为憾。他决心改变这种局面，自己苦读诗书，以期实现梦寐以求的为官梦。其夫人黎氏，系广东提督黎第光之女，对改变梁氏门庭也很卖力。然而不尽如人意的是奋斗多年的梁维清也只中了个秀才，挂名府学生员，在仕途上也不过做到教谕，即管理一县文教事业的小官。在清代九品之制的官阶中，不过是个地位卑微的八品官。梁维清发奋读书的成绩虽然不过如此，但在茶坑村那样的小乡村，梁维清却已经算一个大人物了。他自鸣得意，总算给梁氏家族开辟了通往官场的道路。凭借教谕的头衔和身份，梁维清购买图书，采买了十几亩好地，并满怀信心地让儿子梁宝瑛在他已经开拓的道路上继续奋斗。梁宝瑛是梁维清的第三个儿子，即梁启超的父亲。梁维清对梁宝瑛要求极严，千方百计地让他刻苦攻读，希望他能博取功名，光宗耀祖。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梁启超的这位父亲大人不但未能在其父达到的高度上更上层楼，而且苦读一生，连续应试，从少年童子到两鬓染霜，竟连半个秀才也没有捞到。最后只落到一个教书先生，出入茶坑村的私塾之中。
但梁宝瑛一生勤奋，事事处处按儒家的伦理道德严格要求自己，以地主文人的标准评论是非得失，严守其父开创的家风，为后代能跻身官场费尽心血。梁宝瑛的为人使他在茶坑村有一定威信，曾经掌握耆老会30多年，为乡邻做过一些益事，为乡亲所拥戴。
梁启超的母亲赵氏，出身书香门第，粗知诗文，勤劳干练，贤淑聪慧，以“贤孝”闻名乡里，属于典型的中国封建文化陶冶下的贤妻良母。母亲的敦厚朴实、温柔忍让的品德对梁启超的一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从四五岁起，梁启超就开始由祖父和母亲教读《四书》和《诗经》。梁启超的祖父不仅学问很好，而且还极富有爱国心。梁启超四五岁时，正是19世纪70年代末，边疆危机成了中国民族危亡的重要变种。梁启超经常从祖父那里听到许多豪杰之士爱国救国的感人故事。6岁时，梁启超开始跟随父亲学习中国史略，比较系统地接受了中国历史知识的教育。因为忙于科考，父亲又另外为梁启超请了一位老师在家教读。这位启蒙老师名叫张乙星，是祖父妹妹的儿子，算起来还是表叔辈呢。私塾设在祖父的小书斋中，梁启超每天晚上都住在祖父的屋中，祖父对他要求也是极为严格的。
梁启超勤奋好学，加上天资聪颖，在少时就表现出了不同常人的聪明之处。据说在新会故老的口中，有这样一则故事：有一天，有个人来拜访梁宝瑛，梁启超端茶招待客人。客人早就听闻梁家的这个长子聪慧过人，于是便想考考他，就出了一句“饮茶龙上水”命他作对。没想到梁启超不假思索，应声答道“写字狗扒田”。客人不甘心，接着又出了一句“东篱客采陶潜菊”命他对，他又随口答以“南国人怀召伯棠”，令客人大为吃惊，不得不佩服他的机警与聪明。
1882年，梁启超刚满9岁，他的祖父和父亲就决定让他到广州去考秀才。这次应试，梁启超虽然没有考中，但他从偏远乡村走向了繁华的广州大都市，见了世面，增长了知识，也结交了一些朋友。回乡后，他更加发奋攻读，并反复参阅从广州买来的一些新书，其中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对他影响极大，使他眼界开阔了不少。1884年冬，11岁的梁启超第二次到广州应试，中了秀才，补博士弟子员。11岁的童子中秀才，这在中国科举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广东省主考学政使叶大焯特地接见了梁启超等几位年纪较小的秀才，并“试以文艺”，梁启超的对答条理清楚，极少差错，令叶大焯惊叹不已。而叶也对这位风华正茂的年轻学士表示了特别的垂青。
1885年，梁启超以秀才的资格进入当时广州著名的学海堂读书。学海堂为当时广东的最高学府，是由前两广总督、颇有文名的阮元设立的。和学海堂并立的还有粤坡精舍、粤秀书院、粤华书院、广雅书院，号称广东五大书院。各书院都有各自不同的风格，但皆以汉学为主要教学内容。1888年，梁启超取得了学海堂正班生的资格，同时又成为粤坡、粤秀、粤华等书院的院外生。当时这些高等学院，流行乾嘉以来以考据为中心的汉学，讲授辞章训诂、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学问，进行着考据、辨伪、辑佚、补正的训练，同时也注重文字学的基本训练，对于成为当时士子们进身之阶的八股文却反而不太重视。这些学问虽然较为枯燥，但是一种较实用的真本领。梁启超从学的先生吕拔湖、陈梅坪、石星巢等都颇有汉学根基，对梁启超影响较大。近五年的学习生活使梁启超有机会接触各种学术流派和广泛地涉猎古经典籍，打下了较坚实的汉学基础。梁启超学习极其勤奋，兴趣广泛，对知识如饥似渴，是学海堂出类拔萃的高才生。曾经得到“四秀大考皆第一”的好成绩。
光绪十六年（1890年），18岁的梁启超第一次入京参加会试。他没有考中，不久，便与父亲一起经上海南归了。这年八月，梁启超结识了康有为，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康有为，一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康有为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地之行后，目睹了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所引起的社会危机和帝国主义侵略所引起的民族危亡，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决心抛弃乾嘉之学，以今文经学为武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光绪十六年，康有为从安徽会馆又移居广州云衢书屋，重操讲学旧业，进行维新变法的宣传活动。这年三月，陈千秋前往谒见，六月便投其门下学习。陈千秋向梁启超讲述了师从康有为的相关情况，梁启超遂去拜访康有为，从此便投入康门。
梁启超师从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学习了整整四年。这4年，是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时期。康有为的授课大体以今文经学为纲，以西学为纬，掺杂佛学等思想资料，抨击现实，鼓吹社会改良。康有为最先让学生读的书是《公羊传》和《春秋繁露》。除读古书外，他还让学生读一些西洋书，如江南制造局关于声光电化的著作，西方史地律例及中国人写的游记、参观欧美的日记和一些介绍西方的杂志，这些使梁启超开始对西方有了初步的了解。
在万木草堂，梁启超如饥似渴地学习，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习方法。他读书十分刻苦，听康有为讲课，总是全神贯注，勤思考，很少走神，可以一直坚持好几个小时。他还养成了记笔记的好习惯，通过写读书笔记来巩固知识，融会贯通，发挥自己的见解。同时，梁启超在学习上还很注重书本知识和实践的有机结合，有意识地用实践来检验书本知识，用读书来指导实践。在万木草堂求学期间，梁启超曾经一度往佛山教书，借机大量传播康有为的政治学术观点。1893年，梁启超还前往东莞县讲学，所论皆康先生之“古怪之说”，极大地震撼了当时的一批青年。勤奋刻苦的学习和善于学以致用，使梁启超的学问和能力迅速地增长起来，成为万木草堂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受到康有为的赏识。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梁启超受命做校勘工作；编《孔子改制考》，梁启超分担部分写作任务。这些工作，更好地提高了梁启超写作和思考的能力，增长了才干。
梁启超也和康有为一样，其求学是抱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感，他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去研究学问的。面对中华大地的客观现实，康先生慷慨激昂地宣讲自己的改革救国的主张，梁启超深受感染。四年的康门学习，使梁启超学到了远远超过八股老调和辞章训诂的经世致用之学，思想发生急骤的飞跃，使他从一个普通的封建士子变成一个探索祖国命运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一个激情满怀的爱国者和改革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