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我国的甲午战争。
当年9月，严复正在福州参加举人考试，东北前线的战讯传来后，他从原先的迷惘和彷徨中惊醒起来。他不能再沉默了。然而，像他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北洋水师学堂校长，根本没机会见皇上，就是呈上奏章，皇上恐怕也不会理睬。经过一番认真的考虑，他决定给陈宝琛写信，请他转呈奏章。
陈宝琛是福建闽县人，与严复算是同乡，再说他是进士，担任过内阁学士和礼部侍郎等职，有相当权威。他自己也敢于言事，富有正义感。1894年9月上旬，严复向他发出了第一封信。严复指出甲午之战中中国失败，其根源在于用人不当和缺乏弹药，他还恳请陈劝说当时身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让他筹措款项，购置弹药。领兵上阵，击退日本侵略者。
但是，严复想得太天真了。陈宝琛本人深受敢于直言之苦，不敢再冒风险去动李鸿章一根毫毛。结果，严复的第一封信杳如黄鹤。
一个月过去了，东北前线的局势变得更坏了。日本占领了东北的许多地区，还扬言占领东北。形势危急，有人提出意见：向外国借款，从外国招募一批军官，购买大批枪炮。严复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种意见表面看来有一定道理，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批驳了这种依靠外国力量抗日的主张，又驳斥了投降派的错误思想。
严复分析了甲午战争失利的原因后，又把希望寄托在另一个当权派张之洞的身上。
中日甲午战争愈演愈烈，严复心中的愤慨也越来越大。他依然在11月中旬向陈宝琛发出了第二封信。这封信言辞激烈，干脆指责批评李鸿章，他指出中国所以衰弱，原因是不重视有才能的人。严复所说重视有才能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在给长子的信中说，中国志向必须改变思想和改变制度，向外国寻找真理。
从甲午战争之后，严复决心投入向外国寻找真理的宣传工作中。
就在严复写信批评李鸿章的时候，北京的一些名流学者，如张謇、文廷式等人，也联名上书光绪帝，批评李鸿章。严复由此看到，中国还是一个有希望的国家。只有唤起全国人民的觉醒，共同来关心国家的危亡，改变中国的旧面貌，才能振兴中华。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中。
1894年11月以后，他每天端坐书房，读书看报，思考解决中国的危机和出路问题，哪怕是在冰天雪地的冬天，他也从未间断过。几个月过去了，严复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中找到了一条规律，这就是人类社会在发展前进。他决定写一篇文章来宣传这种思想。
1895年新春伊始，严复的《论世变亡亟》脱稿。他在文章里将清政府日益衰落、人们生活悲惨的原因归于那些掌握实权的封建顽固派，他大胆地将此文送到了《直报》。1895年2月4日和5日，《直报》连续刊登了严复的第一篇文章。
严复大受鼓舞。他的第一篇文章只提出了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并没有提到改变落后面貌的措施。因此，他一边继续阅读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一边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几天后，他的第二篇题为《原强》的文章问世了。在《原强》里，他提出要用“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来改造中华，振兴中华，其主旨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学”。
3月4日到9日，《直报》又连续刊登了《原强》。严复认真阅读完《直报》后，发现对“新民德”这个问题没有说透。于是他又以《辟韩》为题，写成了第三篇文章，此文的中心思想是“尊民叛君”，严复敢于公开和最高统治者唱对台戏，这需要胆量和魄力，更需要有爱国爱民的热忱。
竭力提倡西方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这是严复的一大特点。在《马关条约》签订之时，他气愤难忍，他决不能再袖手旁观了。他决定写一篇专文，来制造反对《马关条约》的舆论，阻止条约的签订。由于他对甲午之战早有成见，因此一提笔便文如泉涌，一篇题为《原强续篇》的专文很快就写成了。文章自始至终反对投降卖国，还警告清政府不要逆历史潮流而一意孤行。
此文虽然发表在条约签订之前，但条约最终还是签订了，严复气愤之至，但无可奈何。
过了一段时间，他的心情稍稍平静下来，又继续写文章，宣传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思想。其中《救亡决论》坚决主张向西方学习。他的文章态度坚定、观点鲜明地宣传了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思想，表达了改革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的愿望。从此，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就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先进的思想观念，并且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影响。严复也不再单纯是一个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的校长，他已跨进了近代启蒙思想家的行列了。
严复在《直报》发表了一组宣传维新变法的政论后，又静下心来阅读赫胥黎和斯宾塞的作品，并动手翻译，以便进一步开展开通民智、振兴中华的宣传工作。可是此时，“公车上书”发生了。
为推动变法维新运动，以便制造舆论，进行宣传鼓动，1896年春夏之交，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汪康年等经过艰苦努力，终于使《时务报》在上海诞生了。《时务报》刚开始出版发行，黄遵宪便四处奔走，为它筹集资金，推销发行。
黄遵宪首先到天津拜访严复。虽然两人是初次见面，但以前相互有所了解，因此并不感到陌生，黄遵宪说明来意后，严复当即表示支持。严复看完黄遵宪临走时赠送的《时务报》后，觉得它是一份很适合时代潮流的刊物。他立刻给康、梁写信，并汇上百元，以示支持。这件事还在1896年10月7日出版的《时务报》上，以《本报告白》被报道。
梁启超担任《时务报》主编，经常向严复约稿。严复便将自己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手稿寄至上海，又附上发表过的《辟韩》，请他斟酌，可否转载，梁收到《天演论》译稿，如获至宝，很快就根据《天演论》写了变法自强的政论，又准备转载《辟韩》。他又发现《原强》同样很精彩，为转载一事征求严复的意见。严复决定先将《原强》修改一下。
梁启超等了一段时间，没收到《原强》，以“饮冰室主人”的署名先转载了《辟韩》，这篇文章提倡民主思想，和谭嗣同不谋而合，因此，得到他的热烈赞叹，以致他向汪康年打听《辟韩》作者的真实姓名。
《辟韩》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代表了当时维新派思想的最高水平。但张之洞看后却气得要命。他想写文章批驳，可又不敢公开出面。张之洞软硬兼施，找屠仁守来按他的意思写反击文章，屠仁守迫于张之洞的权势，只得同意。
几天之后，一篇由张之洞口授，屠仁守笔录，署名屠仁守的《辩辟韩书》炮制成了。
此书既骂《时务报》转载严复的文章，又骂《辟韩》是根据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思想，是个人的主观看法写成的。咄咄逼人，恨不得一棍子把《辟韩》打死。
《辩辟韩书》寄到《时务报》后，迫于张之洞的压力，从《时务报》今后发展的全局出发，梁启超只好予以发表，将其发表在当年出版的第三十期《时务报》上。
严复读《辩辟韩书》后，觉得此文来头不小。打听清楚这篇文章的背景后，他有点惊愕了。他左思右想，觉得此事必须想办法疏通一下。于是他搬动了郑孝胥，让郑出面为他求情，才平息了张之洞的怒气，平息了这场风波。
风波平静下来后，严复虽然还心有余悸，但蕴藏在他心底深处的爱国思想并没有稍减。
《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一种深重的民族危亡感时时涌上严复的心头，使他那股拳拳爱国之情更加浓烈了。他想，在如此动荡的形势下，只有边翻译一些著作边发表，这样才能够立竿见影。但考虑到发表译著需要有刊物，而目前能发表译著的刊物不多，不如自己有个刊物方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维新运动大都集中在长江以南，发展并不平衡。一种强烈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思想，驱使他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在京、津及华北地区办一份报纸。
然而，在当时封建思想和文化势力还相当深厚，局势动荡的情况下办刊物，谈何容易？凭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办成的，必须联络一些思想开明、志趣相投的合作者。可是许多胸有文才的知识分子，还是眼界不开，思想保守。严复又犯难了，发愁了。
后来，“公车上书”一事启发了他。经过再三考虑，严复决定选择王修植、夏曾佑、杭辛斋。严复选择他们是因为这三个人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都接触过一点新知识，接受过一点新思想，如果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在天津创办一种报纸的愿望很快就可以实现。
经过再三恳请，王、夏、杭三人，终于没有一个推辞。杭辛斋当时决定以他家为商讨办报问题的地点，严复激动不已。
约定聚会的那天，杭辛斋作为主人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由于都有共同的愿望，经过认真的商量，很快就确定了报纸的方向、报社的地址、碰头研究问题的场所、编排的分工与合作。同年10月，由严复发起创办的《国闻报》，在天津和民众见面了。
《国闻报》初始分日刊和旬刊两种。日刊《国闻报》，着重登载谕旨、京津及华北地区的新闻和论说，针对一般群众，由王、杭负责编排。旬刊《国闻汇编》，主要刊登翻译、论说和重要的时事新闻，供给文化水平较高的人阅读，由严复编排。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群学肆言》的部分译文，就刊登在《国闻汇编》上。由于人力和物力的限制，《国闻汇编》出到第六期就停刊了，只有《国闻报》继续出版。
他们在编辑工作上虽有分工，可严复是发起人，出力最多，又精通英语，了解世界大势，在《国闻报》出版前发表过几篇很有分量的政论，因此他成了大家公认的主编。《国闻报》创刊时，类似发刊词的《国闻报缘起》和《天津国闻报馆启》都出自他的手笔。
《国闻报》一和群众见面，就公开宣布它的目的是沟通政府和群众的联系，兴利除弊；沟通中外的联系，开眼看世界，吸取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繁荣富强的经验，使中国走上独立自主、文明富裕的道路。
《国闻报》始终围绕上述方针编排新闻论说。《国闻报》创刊时，恰逢德国强占胶州湾，严复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写了《论胶州章镇高元让地事》和《论胶州知州某君》，用酣畅淋漓的文笔，严厉谴责了胶州湾文武官员怯懦卑鄙的奴颜媚骨。可德国这一野蛮行为，居然有人明目张胆地替它辩护，它就是英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喉舌——《泰晤士报》。严复看后，拍案而起，一气呵成《驳英泰晤士报论德据胶州事》一文，驳斥了这家报纸故意颠倒是非的错误论调，明确指出德占胶州湾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盗贼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