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2月，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在上海合办的红黑书店倒闭，欠下一笔债务，无法还清。丁玲和胡也频商量后，决定女的留在上海写小说，男的外出谋生赚钱。经陆侃如和冯沅君的介绍，胡也频于2月22日离沪到济南山东省立高级中学去教书。虽然他们俩自1925年同居后，曾分开过，但时间都很短。这次要分开半年，太长了。感情有时像酒一样，时间越长味越浓，瓶盖一打开，香飘四方。
丁玲把胡也频送上船，孤单单地在夜色朦胧中回来，到家看钟，时针指着八点二十分，她想哭，又不愿哭，因为他没在身边，无人抱她，无人哄她，无人为她擦泪。丁玲只觉得心里空荡荡的，脑子里乱糟糟的，想着船还没开，胡也频在船上干什么？是在忙忙碌碌地放行李，还是呆坐在那儿想她？丁玲有点后悔不该独自回来，趁九点钟船还没开的时候，赶去还来得及。丁玲想着想着，差点转身要奔出去，忽然，她想起了他们临别时的约定，等他赚够了所欠的钱，立刻就回来。他那带有福建口音的话语仿佛还在耳边回响，丁玲渐渐冷静下来。她换了衣服，又换了鞋，然后把换下来的衣服，挂到橱里去，她看见了胡也频的衣服；又把鞋放进小柜子，她想起了这是胡也频平时当写字台用的……丁玲无法再控制自己的感情，她想见他，她要和他说话，她铺开纸，拿起笔，让思恋之情像瀑布一样，一泻千里。
思念在离别后，“一天过去了，很快的过去了。然而又是多么悠长的时日啊！”她想写文章，可“文章只抄了两页，没有继续写下去，为了心不能十分平静下去，还抽不出一种能超然一切的心情，而写文章是非有一种忘记一切现实和理想，神往到自己所创造的那境地里去不可的。就是说我实在太想到你，在每次长针走过一个字时，我便会很自然的想着关于你的一切情形，而不放心。你的一切环境太陌生了，不是我能想得出的，若是有完全为你一人冲入陌生的围阵中去的需要，我还是应该不离开你。然而现在我却留住了，是谁假定的理由！难道我爱你不厉害吗？或是你能恝然离我而去？但这都不是的……爱！请你告诉我你这时的心情，你后悔吗？我呢？我还找不到勇气来说一句感伤的话。仿佛觉得我们已经不是将爱情闹着玩的时代了。我们已有了互相的爱和信仰，我们只能努力同心合力地在生活的事业的路上忍耐着”。
字里行间洋溢着妻子的温存、女性的柔情，那个爱斗气、闹独立的丁玲变了。想想他们在北京同居的那段日子里，丁玲还是个满脑子奇异幻想的女孩，她多次想与胡也频分开，去独立谋生，一度还差点与冯雪峰闹了个红杏出墙。一天，她对胡也频说：“频，你文章写不成功了，我想独自过上海演电影去。等到你写成一本书，且有书店愿意替你付印这本书时，我一定已经成明星了。”胡也频是个个性极强的人，他对丁玲有一种偏执的爱，他一刻都不愿意丁玲离开自己，听了她的话后，立即表示反对。丁玲说不过他，只好说：“你不相信吗？我要你看将来的事实。”胡也频见她非去不可，也有些恼火，“你去呀！不碍事，有勇气就去呀！”丁玲不理会他，依然我行我素，将当明星的理想付诸行动，然而，到上海转了一圈，见了些鼎鼎大名的戏剧名人后，她的明星梦破灭了。这下胡也频可高兴了，常在老友面前调侃她，丁玲听了不舒服，就生气，胡也频少不得又去赔不是。
前几年，他们住在北京香山时，家中没吃的了，胡也频心疼妻子，让她待在家里，自己一人下山去买。往往两人吻别，丁玲目送他下山，当快看不到爱人身影时，她又急急奔过去，一块儿进城。回来时，又会心血来潮地跑到圆明园或什么地方去疯玩一阵。有一次，他俩误入一片淤泥地，腿陷进去，拔不出来了。他们干脆站着不动，抬头望星空，说着悄悄话，直到有农民走过，才把他们救出来。现在，米没有了，柴没有了，油没有了，丁玲只能一个人去买。她在信中对胡也频说：“生活应当有次序，两人都不准‘无聊’，‘哭’。”可是丁玲自己却在床上哭得淋漓尽致，“我听着我自己的心跳和呼吸，我悄悄的伤了半天心，我抚触着一切无关紧急的东西，都觉得有说不尽的抑郁，无论我眼光落在什么地方，都觉得有哭出来的可能，不过我竭力压制住，只是也寂寞的，似乎连声音也听得很大的落了几颗。……想起了在爱怀中的转侧，真是太幸福的事，而在这时，反而却又像是残酷的记忆了。所以无论我是怎样坚决了我不准哭的决心，却实在忍不住了”。
胡也频走后，丁玲连着三天给他写信，每封都长达两千多字，信的称呼各不同：“我爱的频”、“美美”、“爱人”。“美美”是丁玲对胡也频的爱称，只要写到这个名字，她心中就会涌上一股甜蜜感。她在信中向美美低声细语地倾诉着：想起有时当你睡熟，而我细审你的酣态时所低低在心里叫着的“美美”来，便仿佛你还在我身边一样，而且仿佛你也正叫着我似的。然而别离是证实了，我们还要许多日子后才能再互相紧紧拥着而换［唤］着只有我俩才知道的一切迷人的名字。爱！到底是希望时间快点跑去呢，还是希望慢点，好让我们多做一点事？这些语句显得如此多情缠绵，细腻柔和。她不愿陪朋友出去看电影、逛公园，宁可一人在家思念“美美”，做一点事，那就是读书、写文章。在公众面前，人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罩上一副假面具，但在亲人面前就会袒露真情，特别是在书信中。丁玲在信尾写着：“现在是十一点差二分；我给你一个紧紧的拥抱！愿你在杂嚣的船上，想着你的爱人安然入睡！好，再吻一个吧，梦里再见，我的甜蜜的人！”
人们常说愤怒出诗人，其实，在情感的激浪下，也会出佳作。极少写诗的丁玲，在第三封信里，写了一首散文诗：没有一个譬喻，
没有一句凑当的成语；
即使伟大的诗人呵，
也体会不到一个在思念着爱人的心情。虽然丁玲在信中，对胡也频说，她会安心地等到暑假和他相聚，但这几个月的期待，就像月缺盼月圆，日落盼日升，潮落盼潮涨，这是痛苦的幸福，幸福的痛苦，丁玲无法忍受。终于，她在4月也到济南去了。
丁玲曾经说过：胡也频投身革命可以说是我把他涌上来的，胡也频什么革命经历也没有。讲客观条件，他一个革命的朋友也没有，一本革命的书也没看过，他只有一个东西：他反对旧社会。你看胡也频在北京写的文章有两种，一种是反对旧社会，一种是悲观、消极。我们俩在一起时，我讲很多革命故事给他听，他在书中描写的革命故事还是从我口中了解到的一点材料，听到我母亲和我讲的革命故事。他原来的生活范围比我小，我的生活范围比他大而且是进步的，他的生活范围小而且落后些。他是从我这里了解到很多新鲜的东西。他有幻想。他在1927年写的东西还不是太好。他1928年到上海后，开始读了鲁迅的作品，冯雪峰翻译的文艺理论，读了创造社的一些小说和一些革命的书。他有一点是好的，那就是他懂得了就身体力行，勇敢地冲上前去。济南山东省立高级中学的校长，叫张默生，那时，刚从曲阜第二师范学校调过来。他立意倡革命，求进步师生，除胡也频外，还聘请了楚图南、董每戡等进步教员。张默生后来回忆道：“胡到校后很受学生欢迎，我极端信任他。不久即请他担任教务主任兼文科主任(当时高中分文、理、商三科)。”
胡也频在济南开始了他的革命实践，当丁玲分别一个多月，见到他时，那可真叫是：士别一日，如隔三秋啊！她曾这样生动的描述过：一个多月以后，等我到济南去时，也频完全变了一个人。我简直不了解为什么他被那么多的同学拥戴着。天一亮，他的房子里就有人等着他起床，到夜深还有人不让他睡觉。他是高中最激烈的人物，他成天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史观，宣传鲁迅与雪峰翻译的那些文艺理论，宣传普罗文学。我看见那样年青的他，被群众所包围所信仰，而他却是那样的稳重、自信、坚定，侃侃而谈，我说不出的信心欣喜，我问他：“你都懂得吗？”他答道：“为什么不懂得？我觉得要懂马克思也很简单，首先是要你相信他，同他站在一个立场。”丁玲没有教书，闲居在家里。有一次，她和学校的老师董秋芳等一起到济南郊外去爬山。大家都骑驴，只有丁玲坐车。那座山又高又陡，石佛在山顶最险峻的地方，大伙有点望而却步，等丁玲来了，问问她的意见如何，再决定。董秋芳想，她是个文弱女子，又穿着高跟鞋，迎着凄厉的寒风，一定是在这儿，望望石佛就算了。谁知，当她气喘吁吁赶到时，见他们在山下徘徊，就说：“为什么不上去？我爬上去，谁来？”结果有两个人跟着爬上去了。到了山顶，三个人用石粉在石壁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1936年董秋芳写了一篇《历下游踪》，登在当年的9月14日《东南日报》上，追忆了这次郊游。他还谈到了丁玲当时的形象：“一见面，我似乎觉得她是个带着世家风范的新女子。她的身躯壮硕，面额方广，她的态度，正像一般人所生似的坦白明朗，就是在男性中也是少有的。”他们经常到丁玲的住处去，除了讲各种笑话趣事外，就是吃她做的湖南菜，那叫人吃了合不上嘴的辣酱豆，她尤为擅长。
当丁玲和胡也频还沉浸在小别重逢的甜蜜之中时，胡也频的活动已引起当局的注意。胡也频是1930年1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在济南时，只是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还不懂得如何斗争，他反对旧社会，凭着一种朴素的感情，在学生中宣传革命。丁玲说：他更成天和学生们在一起，有些同学们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文学研究会，参加的有四五百人，已经不是文学的活动，简直是政治的活动，使校长、训育主任都不得不出席，不得不说普罗文学了。我记得那是5月4日，全学校都被轰动起来了，一群群学生到我们家里来。大家兴奋得无可形容。张默生校长非常信任胡也频，但觉得他的做法有些不妥，认为“他太天真了，公然在教室里大讲其普罗文学，才惹起省党部的注意”。
当时，何思源任省党部宣传部部长，有一天，他开完会，韩复榘对他说：“你们高中有个叫胡也频的教员吗？中央要他；据说他是个共产党在北方的重要负责人。”何思源说：“办学很难，没有一点进步思想，学生们有意见，请一个有进步思想的人，政府又怀疑人家是共产党。其实青年人有些过激算不了什么，当年我也做过学生运动。”经何思源一解说，韩复榘就摆了摆手，说：“算了。” 何思源对胡也频很器重，张默生要聘请胡也频来任教时，得到何思源的赞同和支持。胡也频和丁玲来了后，何思源曾请他们到石大岩吃饭，他俩也到何家去玩过几次。那天他与韩复榘分手后，越想越不对头，立即把张默生找来，让他转告胡也频赶快离开济南，并交给他两百元钱，给胡也频当路费。
丁玲那时虽然还没加入共产党组织，但凭着她以前与瞿秋白等共产党人的接触，本能地意识到形势紧迫，胡也频有危险，他们想和济南的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争取到他们的帮助，但有许多具体问题不知如何去做：第一，济南的党怎样去找？第二，下学期要不要还留下来？丁玲说：“也频特别着急，他觉得他已经带上这样一个大队伍，他需要有计划，他提议他到上海去找党，由上海的关系来找济南的党，请他们派人来领导，因为我们总是不会长期留在济南，我们都很想上海。我和董每戡不赞成，正谈得很紧张时，校长张默生来找也频了。”
张默生与何思源见面后不久，一天下午，山东捕共队长王某某和济南市党部委员一人、省督学一人、便衣喽啰数人，突然闯进校长室，指名传见胡也频、楚图南等三位教师。接着，训育主任郑某某来证明三个教师宣传赤化。张默生就和他们展开了谈判，进行软性斗争，直到他们让步为止。张默生等他们一走，立刻到胡也频的住处，那是离省高中三四里地的一间民房。通知他们赶快离开济南，同时把何思源送的两百元钱交给他。
丁玲没想到事情会来得这么快，“消息来得太匆促，三个人都没有什么经验，也不懂什么惧怕，依也频的意见是不走，或者过几天走，他愿意明白一个究竟，更重要的是他舍不得那些同学，他要向他们说明，要勉励他们。我那时也以为也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没有做什么秘密组织工作，只宣传普罗文学难道有罪吗？后来还是学校里的另一个教员董秋芳来了，他劝我们走。董秋芳在同事之中是比较与我们更为靠近的，他自然多懂些事故。经过很久，才决定了，也频很难受的只身搭车去青岛。当我第二天也赶到时，知道楚图南和那学生会主席也都到了青岛，那青年学生并跟着我们一同到了上海”。
丁玲和胡也频回上海的时间是1930年5月。此时，丁玲已有身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