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在最早时是用以饮酒及盛放羹汤的器皿，其作为茶具，恐怕已是唐以后的事。我幼逢丧乱，漂泊西南，在其地僻远且贫的贵州，连记忆都是贫陋的。比方说，家中装饭盛汤喝水用的都是粗瓷碗，只有大小不同，印象中并无杯的存在。
当时饮酒饮茶所用也都是碗。我家紧邻就是一片酒铺，沿着柜台坐喝的顾客，用小碗饮酒，下酒物有花生、豆腐干和茴香豆。父亲在家饮酒也是用碗，体积小些而已。至于饮茶，县城里的店家、士绅宅子和官衙府第，以及戏园子里，都用带托盘有盖子的“盖碗”，仍不用杯。一般苦劳工农就都两手捧着大碗牛饮。
第一次见到且使用陶土烧制的杯已经是入川以后的事了。抗战胜利次年迁渝，才看见细致的瓷杯。那时住在南岸的海棠溪向家坡，是国府贸易委员会还京前在渝旧址，我们家住的就是原该会委员长的官邸，可以说是自有记忆以来父亲生前分配到的最好的公家房子。贸易委员会是阔衙门，委员长官府留下一批高级器皿自也不是意外。器皿除了整套瓷器外，还有玻璃杯，那也是平生首度见到。
玻璃原系西方产物，用来制杯输入中国，便成了舶来品。从清末民初一直到六十年代初期，在一般人心目中，凡是舶来的日常用品都代表一种不凡的身价，而用这种东西的人也就有了不同凡俗的高级身份了。崇洋心理，人皆有之，原因是自己不行，这并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不知发愤图强，迎头赶上，而一味崇洋到底，就另当别论了。
六十年代以前，大凡是个有骨头的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具有几分崇洋心理的。说是“正常”现象，大约并不过分。至于无骨崇洋，虽属可悲，却有一提之必要。此种心态的外射，便是跟任何洋人、洋事、洋物攀上关系以炫耀自己的“挟洋自重”。比方说：与国人说话不时来点耸肩、摊手的洋架子小姿态是一种；在国人面前爱夹吐几个全无必要的简单英文词语，或总说“如果在美国就如何如何”是一种；在公众场合故意展读洋文书报是一种；前数年大陆青年讲时髦，戴着连厂牌标贴也不拿掉的太阳镜而作美不自胜状是一种；而用高玻璃杯沏茶，不幸也是一种。
玻璃杯是洋人用来喝冷饮料的器物，我们却倒行逆施，放茶叶其中而以沸水沏之，也只好任由洋人摇头苦笑，冷嘲热讽了。谁是有此种匪夷所思(crazy idea)创意的始作俑者，虽然已无从稽考，我对这个事情可始终抱有“打破砂锅”的态度和兴味。试想：香茗一杯在手，徐徐啜呷，齿颊留香，神清气爽，本是优雅闲适的大享受。却不假中式茶具以兴，偏要用玻璃杯，高不可攀、滑不溜唧、无把无托，既不易掌握，又烫手炙唇，难于啜饮，除了可以解释成“庸人自扰”之外，实在找不出合理答案，于是乎我就归之为一种崇洋心理的现象了。
有事实为证：明知此法荒唐愚蠢，竟无人提出异议或痛斥其非，而百人摹之，千人效之，万人从之，就默认了下来。如果不是因为它是一只代表了真、善、美，象征着高度科技文明的洋玻璃杯，谁会甘愿受苦受罪而乐此不疲？当年台北有一类崇尚西俗的行为派文化人，在居家休闲纳福时刻，也绝不放弃分秒可以表现讲求效率、积极振作精神的机会，西装革履、打了领带，端坐室中以示现代文明。这跟在玻璃杯中注入沸水沏茶，大约可说是一种心情、两样表陈。
近十多年来，台湾在经济上的腾跃猛晋，把物质生活的水平推展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一般人的崇洋心理已被乐观的自信渐然取代，生活素质在观念上进步了多少我不敢说，也不确知。但至少以玻璃杯沏茶的现象不似当年那么彰彰在目了。时下在奢靡浮嚣的气氛中，居然有人意识到“土”的可爱，至少有茶艺馆的出现不让咖啡店专美，至少教育了有限的人，让他们知道用玻璃杯沏茶必须等待热度减退之后方可牛饮的粗糙。
用杯喝茶既如上述，饮酒方面又如何？
如果把饮酒一事视为一种艺术性的文化活动，平心而论，西洋人是较之我们精致进步，同时也多彩多姿的。且抛开酒的种类名目不说，饮时所用器皿，便十分讲究，某一类酒使用某一种杯是有一定的。不幸的是，我们崇洋效学西方的结果，总不是整批全套，而系断章取义，或任选一二。比方说，大量制造汽车、进口汽车而不建停车场，以及不用小口大肚专为饮白兰地用的玻璃杯饮用白兰地；不是像洋人浅斟慢饮享受此酒，而是用沏茶的玻璃杯满斟之后连连干杯，等等等等。
洋人还有一种杯，是烹调时用来量计调味料的“量杯”。依区区之见，此物最宜向国人推广，除了供厨房烹饪之用外，不时量量自己的文化水平，也是好的。在饮茶饮酒方面若能做到有模有样、中规中矩，就功德圆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