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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人说穷，总难免在衣、食二事上大做文章。“捉襟见肘”“衣不蔽体”便属前者；“三餐不继”“无米为炊”可归后类。其实，在“生存”的焦点上，食之重于衣是不言可喻的。乞丐所求，无非讨一口饭吃，如果有施主赐衣，恐怕是缓不济急的意外。我小时乞丐之多，真的四处皆是。乞儿很多是赤身托着破碗讨食，即使有羞辱之心，也都被强烈的生之欲所排弃掉了。因此，所谓的“捉襟见肘”和“衣不蔽体”的形容，则是落泊士人的夸夸其言罢了。陶渊明乞食，“叩门拙言辞”，但主人解其意，饷以酒饭，使五柳先生感激得要“冥报以相贻”。苏东坡说他“至欲以冥谢主人，此大类丐者口颊也，哀哉哀哉”，虽如此，这样的士之穷，当未到“不蔽体”的乞儿景况，即是一例。
时至今日，不管真穷也好，假穷也罢，那样的用以状穷的四字成语，恐怕就很难辞言不及义的陈腔滥调之讥了。“捉襟见肘”一说，今人用来，不过是描写经济上的一时窘迫，泰半是由于缺乏经济头脑，理财无方导致的结果，这跟穿磨破了袖管没钱买新衣的基本意思谈不上关系。不仅如此，自六十年代美国青年反战反传统情结发展出来的衣着时尚，在新衣两袖肘弯部加上两块补缀，还是至今仍未见衰的款式呢。至于负责款式设计的人，当年是否从我们这四字箴言得到灵感，无意中成为中为西用的妙配，就不得而知了。
我成长的时代不是一个丰衣足食的时代。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抗战的大陆到五十年代克难的台湾，大约可以用“温饱”二字概括，不算违心。基于此，在实际生活中，甚或在观念上，赶时髦的作为是没有的。当初乍见两袖加补缀的流行上衣，竟暗自神伤起来，忽然跌进残阳如血的少时艰难岁月去，何忍再披新忆往，就望望然而去了。
从前东西得来匪易，珍惜之情因而特浓。即使在物质条件相当进展了以后，也仍未被喜新厌旧的现实所荼染。喜新厌旧其实并无不是，我的意思乃指物质方面而言。科学的昌明带动我们生活实质上有如物换星移，日日新貌，要是在经济消费上头脑滞留不前，势将引起大乱。那么，似乎可以这么说，要是一个社会在经济行为上喜新厌旧的人越多，则越可证明这个社会物质条件的优越，值得骄傲庆幸。然则，对于生于忧患的我而言，究竟不似时下大多数人，缺少一向在经济富足环境下雨露滋润茁壮成长的那一份潇洒。说得具体一些，就是对于物的喜新厌旧意识的执著，仍未能因现代经济观而作出适度调整，这便有了阿Q 觉得很气苦的况味。
早先(战时)穿衣，不是到了穿破而后止；而是到了补上加补，补又破了，补不胜补，无可再补而后止。及至初到台湾的克难时期，稍有改观，进步到穿破而后止，不需补缀了。那时对新物的痴盼，真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而今呢？时过境迁了，个人经济条件大好了，可是忧患意识却在我心中发生了后遗作用，恋旧之情，依依难去。我的衣柜里有许多人造纤维产品，洗不坏、拽不破，千锤百炼，坚固若石，十数年如一日。穿得我死去活来，仿佛面对糟糠，弃之何忍，险些做了恩断情绝、不仁不义之人。穿衣穿到了这般浪漫地步，却乎是始料未及的。
说到浪漫，倒是令我忽生今昔之感了。浏览我们的华夏服饰历史，可以见出古人和今人穿衣的最大不同，在于式与色两方面。
先说服式。自春秋战国以至秦代，上层社会的男子，都是宽袍大袖，短衣紧袖的打扮只及奴隶仆从。古代妇女的衣着若与男人相较，就显得差异甚大了。大体来说，衣袖紧窄，长衣绕襟盘旋而下，自大襟至胁向后盘绕，有时至背部而直下，有时再回绕向前。这种样式，起于战国，经两汉而结束于晋，跟现在印度女人的衣服基本上极为肖似，浪漫而复有一分引人的神秘美感。印度女装，上衣皆短袖，紧抱膀端而玉臂裸裎，益增活泼明朗的气氛，这是中国世代女装所欠缺的。其实，中国历史上也有短袖女装的，不过已经到了初唐了。基本款式是无领(或翻领)、对襟(或套头)，长可及腰，袖与肘齐。虽仅露出小臂如藕，然酥胸微现，仍是十分媚俏动人。比起先秦两汉魏晋深缠密裹的式样，不但足证在观念上的开放，而且在审美经验上着眼，也是一种突破进步。所可惜的，穿着这等服饰的女子仅限于宫女，在上层社会，女儿身多少仍被虚伪的道德假象层层包裹束缠住。宋朝以降，礼教盛行，女装益更保守，几无浪漫之可言。反观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女装之袒放程度，与日俱增，时至今天，已经浪漫到只剩下三点了。也有人认为，连三点仍属多余，主张天体。这种运动，虽也颇有时日，仍未受普遍支持，最多也就是数十百来人集在沙滩上，海阔天空，临风解衣，裸身对日，作出一种宗教性的虔诚坦荡，与对道德束缚的抗议而已。不过，在精神上与作为上，还是比“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笑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的晋人刘伶，要彻底得多，自然得多了。
话说回来，我们今天的社会，距刘伶时代也千把年了，又有几个刘伶？再说：《世说新语》的著者刘义庆，尽管把他本家的隐私公开出来，充其量只列为“任诞”；要是今天又出了个刘伶第二，恐怕就要依妨害风化罪被提起公诉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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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妨摇曳着一头的蓬草；不妨纵容你满腮的苔藓；你爱穿什么就穿什么……最要紧的，是穿上你最旧的鞋。别管他模样不佳，他们是顶可爱的好友。他们承着你的体重，却不教你记起你还有一双脚在你的底下。
——徐志摩
徐志摩在《翡冷翠山居闲话》一文中，描写做客山中的妙处时，有感而发，曾经有这样令我感同身受的肺腑之言。糟糕的是，我在不是做客山中的时候也仍作此想，恨不得在赴亲朋好友的喜庆大典、甚或痴人说梦想到有朝一日出席诺贝尔文学大奖时，都是如此打扮。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潇洒浪漫的是徐志摩，而我之所以是我的原因了。
如果问：阁下认为不亦快哉的事是指的什么？人分三、六、九等，业有士、农、兵、工、商五类，恐怕很难获得标准答案。但，无论如何，要是把“穿最旧的鞋”列为答案之一的话，也许连金圣叹再世也想不到的。对我而言，穿旧鞋之乐，乐何如之，“弃之如敝屣”的话，可以休矣。
如果再问：不穿鞋岂不更快哉？答案是：也许可逞一时之快，然长此以往，常规成俗就不答应了。三年前在威士康辛大学校园内就发生了一件某学生光脚在校园走路，触犯校规，而遭取缔的故事。那名唤作莎克福特的研究生，在事发被校警诘询时，觉得纯属无理取闹，于是振振有词，慨乎言之曰：“天生赤脚，何需穿鞋？竟遭取缔，真是太绝。”理论一番之后，校警将之送至训导处，训导长大人维护校规，义正词严地把该生处罚了。
其实，这听起来像是小题大做的真事，倒说明了一点：洋人的社会，除了在家洗澡、海滨作乐或运动时，公众场合光脚出现被视为极不文明的举止，其严重性就跟赤身裸体一样。六十年代后期七十年代初期的美国，反越战运动如火如荼，校园中反战情绪最是高涨，由反战而反传统——反权威、反成规、反习俗，旨在还我自由。那时不穿鞋作风蔚为时尚。今日思之，恐怕也就是赤身裸体以示反抗仍不可为，不得已赤足作象征性的表示吧！
鞋既不能不穿，而且早上一旦穿了，非至工作完毕返家，不能脱下。因此，求其舒适，最为重要。要说舒适，平生所穿过所见过的鞋，恐怕舍布鞋而不作他想了。我幼少年期在贵州、四川，都是穿布鞋的。黑布帮面，厚层白布为底，质朴而素雅。那时的女人，尤其家庭主妇，大都有会做布底的本事。除了绅宦巨贾之家，不作兴买鞋来穿。我们兄弟四人的鞋都由母亲一手承制。布底虽然轻软，却是磨损易坏，我就觉得母亲好像一年到头都在做鞋一样。犹记七八岁时，某日傍晚下学行过城墙，忽然乌云密集，俄顷果然大雨如注，就狂奔向墙根一株树下去避雨。仓皇奔跑之间，不及细看地面，一脚踏落在一块破木条上，木条上有一根大钉，仰天立着，就从鞋底穿了洞的地方直刺入右脚跟中。忍痛和着冷雨热泪，拔出带血的钉子，蹒跚蹭到树下，已经衣鞋尽透了。瑟缩树下，等候雨过云开。不久，风住雨歇，一道彩虹自城墙尾昂首天际，奔向远处青山。仰望间，仿佛卖火柴的小女孩发出绮丽幻想——要是有一双皮鞋该多好！回到家，由于淋雨着凉，竟发烧病倒。母亲后来告诉我，发烧说胡话，唠唠叨叨要新皮鞋。
布鞋的好处不仅在于轻软，更因平底无跟，穿来益增快俐神怡之感，颇有武功高超的人做蜻蜓点水草上飞的如燕轻逸。女人穿了布鞋，不论布面或是绣花缎面，腰肢款摆，莲步轻移，把纤秀美感表露无遗，最是动人。我当初以为中国红粉身材娇小轻盈，才能表现，殊不知西洋女性虽是体态彪强，一旦穿了平底布鞋，居然火气也骤减三分了。这些年来，从中国大陆进口的一种黑布帮面塑胶薄底有扣带的布鞋，极受女学生喜爱，她们称之为“功夫鞋”。一旦上了脚，平素丰伟骄世欺人的身材，竟似小了一倍，脱胎换骨，虽不能全如中国女孩的婀娜多姿，倒也予人心平气和的印象。这跟一穿上高跟鞋，立刻就像一尊玲珑剔透的玉浮屠安上了座，让你顿觉臆满肠热，肃然起敬，欲亲又止，就完全是两样情怀了。
可是，就连今天的中国女人，也都舍弃平底而喜着高跟鞋了。要说高跟鞋舒适，鬼才相信。然则女人自甘受罪而嗜此不疲，根据我前数年看到的一项抽样调查报告，是因为高跟鞋性感。我相信女人刻意打扮还是为了给自己看的，“女为悦己者容”的真实性恐怕微乎其微。既为自己，具有“拼死吃河豚”的勇气，就不足为怪了。性感也者，让女性觉得昂然的骄傲感受也。实际上及心理上的提升，虽不一定能说是满心，但“足”意却得到了。
高跟鞋是洋人的东西。其实，我们今天穿的皮鞋，不论男女，举凡式样、制法都是洋人的。五四时代男人穿蓝布大褂，脚下一双黑皮鞋，脖子上再加一条毛围巾，徐志摩的潇洒浪漫英爽就出来了。女人呢？旗袍配上平底鞋，一般女学生都如此打扮，梳个清汤挂面头，真是青春、婉约、媚秀。如果配上高跟鞋，自亦有其佳胜，雍容华贵的气氛便表露一尽。反之，西装配了布鞋，就觉得十分不调刺眼。可见中、西之间许多事，只要调配得宜，效果会是意想不到的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