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小说讲述了河西务镇上的刘德刘公，是一家小酒店的老板，“平昔好善，极肯周济人的缓急”。还以其善心结下了两位“儿子”侍奉左右，以弥补膝下无嗣的遗憾，改变了以往商人为富不仁、贪得无厌的形象。刘德的义子刘奇，原为赶考书生，几经波折，后来放弃仕途，投入刘公门下，为子侍奉。刘公家虽不富庶，但供其考资，绰绰有余。可刘奇并无意继续仕途，一方面是想留在家中奉养义亲，一方面也与当时不以仕途为重的社会风气不无相关。最终他延续刘公家业，并与女扮男装的妻子刘方“挣起大大家事”，“至今子孙蕃盛，遂为巨族”。刘奇的弃文从商体现了当时许多人人生选择的转变，是晚明重商的结果。
作为俗文学的一种，这篇小说给我的一个很直接的印象就是通俗。首先，在叙事内容上，它走出了以往宫廷榭宇，进入了寻常人家，以普通市民生活的环境为背景，故事主要发生庙宇、市民家中、市井等地方。故事发生场景的变迁是随着小说叙事内容的转移而改变的。以往小说说帝王住处，往往是碧瓦飞甍，说佳人幽会，离不开闺阁庭院；而这篇小说如同电影，剪接了富有情节意义的生活片段，这些片段集中在平民刘公的小酒店里，这就使得故事发生的场所趋于稳定化与世俗化，贴近了下层民众的心理。而故事场所的稳定化无疑能集中表现作品的主题，作者将刘方、刘奇安排在刘公住处结义和结婚，显然是别出心裁的：人在落难时，急需他人与社会的关怀。刘公的小酒店仿佛是一个临时避难的港湾，它具有浓浓的人道主义关怀，使得人与人互相尊重，懂得报恩，这也是刘公小酒店作为故事发生场所的潜在意义。
这篇小说的通俗之处还在于，它设计了隐含的叙事结构，即施恩——报恩结构模式，并以好人有好报的思想主题统摄起来。刘公年过六十，为人一向好善乐施，广行阴骘，然而尚无子嗣。刘方父亲因为羁旅遇到大雪而生寒病，刘公为之延医治病，刘方父亲病重逝世后，刘公又为刘方父亲埋骸骨。在碰到落难的刘奇后，刘公又义不容辞地施与救治。在刘奇要送父亲骸骨回乡安葬时，刘公又为他准备驴和银两。小说前半部分可视为刘公施恩，而后半部分则可视为刘方、刘奇二人报恩：刘方、刘奇拜刘公为父，其情谊胜过亲骨肉。并且二人极其孝顺，在刘公死后，为之哭泣甚哀，极尽人子之职责，逐渐壮大其家业，为之延续香火。这种施恩——报恩模式无疑是这篇拟话本思想上最通俗的地方。
其次，重商意识是这篇小说的一个突出特征。晚明的社会，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也随之急剧增长，重商意识产生。在“三言”、“二拍”和当时的许多小说中，商人、小贩、作坊主、工匠成为了故事主角，并且往往以善良、正直、纯朴而又能吃苦、讲义气、有道德的正面形象出现。它一改以往描绘文人雅士的风花雪月，而以普通市民的市井俗情、百姓义节为主。故事中的刘公夫妇、刘方、刘奇，从社会地位上来说，均为底层百姓。以刘方、刘奇来说，他们结义的动机很单纯——“同是天涯沦落人”，因贫苦人相同的遭际而互相产生同情、尊敬，不像桃园三结义是以“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为政治基础的。故他们拜刘公为父，是遵守着下层百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人生信条的；而刘公广行善事，也是秉持“善有善报”的信念。
以上这些都说明，这篇小说的人物都富有人情味。他们的地位平凡，思想情感却是那么平实，这符合广大读者的心理要求。尽管在今天看来，他们的部分思想有迂腐的一面，如刘公认为自身无子嗣是上辈子没有多行善果造成的，但这恰恰符合当时读者的心理。由此可见，这篇小说无论是人物社会身份还是思想情感，都带有俗文学的特征。
最后，此篇小说叙事语言半文半白，表现力强，也是一大特色。其景物描写雅洁生动，如描摹大雪，“原来那雪：能穿帷幕，善度帘栊。乍飘数点，俄惊柳絮飞扬；狂舞一番，错认梨花乱坠。声从竹叶传来，香自梅枝递至。塞外征人穿冻甲，山中隐士拥寒衾。王孙绮席倒金尊，美女红炉添兽炭。”人物对话生动形象，如“刘公又盛过两碗饭来，道：‘一发吃饱了好行路。’老军道：‘忒过分了！’”寥寥数语，刘公的憨厚热情、老军的感恩和愧意，均跃然纸上。
（刘燕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