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保安弃家赎友》，本事唐朝牛素的文言小说集《纪闻》中《吴保安》篇有载。主要讲的是吴保安与郭仲翔之间的“真义气”。唐朝开元年间，南中洞蛮作乱，朝廷差李蒙调兵征讨。宰相郭震的侄子郭仲翔任判官随征，有同乡吴保安求职。吴保安的一封自荐信让郭仲翔引为知己，虽然素昧平生，郭仲翔却仍向长官姚州都督李蒙推荐了吴保安。郭仲翔原想在南蛮之地破贼立功，大展拳脚，不料李蒙的一意孤行导致伐贼队伍全军覆灭，郭仲翔也被掳了去。蛮酋见他乃宰相之侄，便提高赎价，索绢一千匹。郭仲翔托吴保安去长安寻求伯父救助，不料伯父亡故。吴保安为报答郭仲翔举荐之恩，倾家所有欲赎回郭仲翔，无奈全部家当只值绢两百匹。为凑千匹之数，他弃了妻儿，出外经商，辛苦经营十年，才凑得七百匹。在新任姚州都督杨安居的帮助下，终于凑足千匹绢，赎回了在南蛮境内被转卖囚禁、艰难生存的郭仲翔，然后才归家与妻儿重聚。数年后，吴保安夫妇染病去世，郭仲翔为报友恩，为之负骨归葬，后来还妥善安排了吴保安之子吴天祐的娶妻置家等事宜。郭吴之间的“真义气”轰动了朝堂，被称为一奇，流传甚广。
本卷所叙内容虽然大体上比较简单，完全可以概括为“吴保安弃家赎友，郭仲翔偿情还义”，但这其中涵括的情节却是很多的，包括郭仲翔投靠伯父、南蛮侵扰州县、吴保安自荐、李蒙全军覆没起始、吴保安为赎友奔波、吴保安妻儿衣单食缺、杨安居援助始末、郭仲翔十年南境苦难生活、郭仲翔谢杨安居、郭吴两家仕途宦路、郭仲翔悼亡友慰孤儿、郭仲翔上疏感念友恩等等。这些或大或小的情节充实了整个故事，使事件有始有终，丰满立体，从而使得吴郭的“真义气”更富有真实感与说服力。文章在叙述这些大大小小的情节时，行文流畅，有详有略，衔接自然，因此虽然事多琐碎，却也不显繁冗之感，在行文中也没有故意凸显曲折、制造矛盾，反而是以一种相对淡然的笔调自然铺就。这种讲述方式温和自然，与故事本身要突出的坚挚友情是很相符的。
本卷虽然主要是讲述郭吴的“真义气”，但在主线故事以外，吴保安妻儿这一线索也是值得关注的。首先，标题“弃家赎友”便包括了两个方面：“弃家”与“赎友”。然而，几乎所有人却都只看到了故事中“赎友”这一面，他们（杨安居等）为吴保安“赎友”这一义举所感动，纷纷传颂。
郭吴友情之所以被广而传之，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在于吴保安奔波十年只为赎友这一义举的难得。“朝驰暮走，东趁西奔；身穿破衣，口吃粗粝。虽一钱一粟，不敢妄费，都积来为买绢之用。得一望十，得十望百，满了百匹，就寄放姚州府库。眠里梦里只想着‘郭仲翔’三字，连妻子都忘记了。”如此行为确实难能可贵，值得给予最大的褒扬与尊敬。但事实上，这十年的奔波却不只是这么简单。这十年，既是吴保安“眠里梦里只想着‘郭仲翔’三字”、惨淡经营只为筹绢的十年，也是被他“忘记了”的妻儿孤凄、万难存济的十年。也就是说，这十年的辛苦里，有吴保安奔波劳碌的一份，也有其妻儿衣单食缺的一份。然而，世人似乎都忽略了后者，只对前者的难能可贵而大加赞赏；甚至，后者反而作为吴保安抛弃个人利益的最好证明，反而为他的赎友义举增添了更“高尚”的色彩。吴保安的妻子张氏与当时尚在襁褓的幼儿，就这样丧失了自己独立的存在价值，成为了为成就吴保安“真义士”形象而牺牲的“个人利益”的代表。
文中，杨安居在乌蒙山下听到吴保安的妻子张氏哭声哀切，“召而问之”，张氏向其哭诉惨境：“妾乃遂州方义尉吴保安之妻，此孩儿即妾之子也。妾夫因友人郭仲翔陷没蛮中，欲营求千匹绢往赎，弃妾母子，久住姚州，十年不通音信。妾贫苦无依，亲往寻取，粮尽路长，是以悲泣耳。”显而易见，她主要是在哭诉自己的“贫苦无依”与寻夫的“粮尽路长”，表明这是她“哭声哀切”的原因。然而最直接的听众——杨安居听到的却只有“赎友”，并直接在心里赞叹吴保安的“义”。杨安居的第一反应便是“暗暗叹异道：‘此人真义士！恨我无缘识之’”。从“真义士”的定位，便可看出杨安居对“赎友”的高度肯定，并且，他完全忽视了“赎友”的另一面——“弃家”，“弃家”与“赎友”这两个虽是同时发生的行为，却让杨安居对被弃的人儿熟视无睹，而将感情的天平完全倾向于吴保安，将其视为“真义士”并为之广而传之。而后郭仲翔为了感念友人，更是“立一道石碑，详纪保安弃家赎友之事，使往来读碑者，尽知其善”。
在吴保安夫妇去世后，郭仲翔为其独子吴天祐教训经书，纳聘割宅，甚至分了一半家财与他。文中对这一行为评论道：“正是：昔年为友抛妻子，今日孤儿转受恩。正是投瓜还得报，善人不负善心人。”吴天祐受到这一“恩”，是因为他作为“吴保安独子”的身份，是因为其父赎友的义举。此时的吴天祐，已经被符号化成“为友人奔波十年抛妻弃子的吴保安的儿子”，而不是“被为友人奔波的吴保安不顾不问了十年的孤弱幼儿”。在吴保安“赎友”这一行为中，吴天祐与张氏作为被抛弃的一方，却是付出良多，显然是无奈被动的，但这一付出，却被完全地忽视，反而成为了吴保安赎友义举的另一层有力佐证。
对于家庭而言，吴保安是“丈夫”，是一家之主；在儿子尚幼的时候，更是整个家庭的顶梁柱。作为一个男人，他有义务保证自己的妻儿过着有依靠的日子，纵使清苦，也要保证家的完整。然而，吴保安显然没有尽到这个义务。他卖尽了家产，还抛下妻子幼儿外出经商，对家完全不管不顾，在对待家庭妻儿上，吴保安的“失义”，是很明显的。但这一“失义”，似乎完全被掩盖于赎友的“伟大”之下，在那个时代，这种崇尚舍“小家”而顾“大义”的社会价值取向，不能不让今人叹惜深思。
（林翠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