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员外途穷忏悔》见于冯梦龙编纂的小说集《警世通言》第二十五卷。本篇据明万历年间邵景詹《觅灯因话》卷一《桂迁梦感录》改编而成。
小说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主人公桂富五（掘金发迹后改名“桂迁”）经商受挫，本利俱耗，田产妻子均为他人所有。在逃债之中，他得到施家的慷慨资助，但他忘恩负义，偷挖了施家祖上埋藏的一千五百金，突然发迹暴富后翻脸不认人，当施家衰败时又见危不救，以致遭遇“轮回果报”——桂迁买官受骗，数千金耗尽，二子及妻俱亡变犬。桂迁至此悔悟，到施家谢罪，造庙持斋奉佛，才免于变犬之报，并终老于施家。
与文言小说《桂迁梦感录》相比较，这篇小说在情节上做了如下改动：增加了施桂两家相约儿女亲家一事，增强了后来的因果报应效果；增加了支德父女二人的出场，支德成了施家的救命恩人，与桂迁一家忘恩负义的行为形成强烈反差；增加了施家发现祖上藏金的细节，使文章产生戏剧性转折；桂迁辜负施家之后，梦见自己及妻子儿女均变犬形，在文言小说中，作者特别注明为梦境，“非其实也”，而改编后的文章却嫌结局不够完满，除写梦境之外，还将梦境坐实，桂迁到施家亲眼看见由他妻子及两个儿子变成的三只黑犬，真正个“现世作恶，现世受罚”，强化了因果报应效果，也更加强烈地凸显小说的劝惩教化功能。
小说假托元朝大德年间事，实际上反映的是明中叶以后炎凉的世态和堕落的社会道德。桂迁夫妇是当时商人贪财昧心、忘恩负义的典型。当桂富五一家处于困顿之际，愁叹悲苦之态确实惹人同情，得助之后，千恩万谢，观音殿前愿作犬马相报的誓言也似乎是由衷之言。可是，当他一旦有利可图便见利忘义，显赫阔绰时是那么的骄横恣肆。作者主要通过对两个场面的描写，深刻地剖析了桂迁夫妇丑恶的内心世界。
先来看桂富五发掘施家“白金一藏”时的态度与对话：“桂生算计要将三百两还施氏所赠之数，余下的将来营运。孙大嫂道：‘却使不得！’桂生问道：‘为何？’孙大嫂道：‘施氏知我赤贫来此，倘问这三百金从何而得，反生疑心。若知是银杏树下掘得的，原是他园中之物，祖上所遗，凭他说三千四千，你那里分辨？和盘托出，还只嫌少，不惟不见我们好心，反成不美。’桂生道：‘若依贤妻所见如何？’孙大嫂道：‘这十亩田，几株桑枣，了不得你我终身之事。幸天赐藏金，何不于他乡私下置些产业，慢慢地脱身去，自做个财主，那时报他之德，彼此见好。’桂生道：‘有智妇人，胜如男子，你说的是……’”当桂迁挖到白金时，他首先考虑的是报答施济，可以说彼时彼刻他还是有那么一点良知的。但是在金钱的诱惑和妻子的劝说下，他终于还是言听计从，昧着良心，将银子据为己有，只考虑自家的前程，完全不去设身处地为施氏着想。由此，商人自私自利的本性已经开始显露出来。
而对施家孤儿寡母远道而来求助的遭遇的描写，则暴露了桂迁夫妇灵魂深处更加丑恶的本质。施氏母子投奔桂迁，原以为“必然厚赠”、“必不负我”。施子来到桂家，“良久不见出来”，等了一个多小时，桂迁才踱步出来，明知是施氏之子，却故作不认识，“把眼一瞅，故意问道：‘足下何人？’”之后只字不提旧时交情，表现出出奇的冷漠，与落难时判若两人。当施子计穷心急，提及往事微露来意时，桂迁立即变色，“慌忙道：‘足下来意，我已悉知，不必多言，恐他人闻之，为吾之羞也！’”翻脸几句，就封住了施子之口。次日，施子又遭遇闭门羹。第三天，施子好不容易看到桂迁乘马出来，便“迎住马头鞠躬致敬”。而桂迁“不为礼，以鞭指道：‘远来相投，我又不曾担阁你半月十日，如何便使性气恶言辱骂？本欲从厚，今不能矣。’顾仆者：‘拜匣内大银二锭，打发施生去罢！’道：‘二锭银子也念你先人之面，似你少年狂妄，休想分文赍发。如今有了盘缠，可速回去！’还再要开口，桂迁马上扬鞭如飞去了”。之后，王婆替施家母子说情，桂妻赖账不说，又说大话，钻当年不曾订立债券的空子，末了，还“虚情假意”地取一两银子让其转交施家老夫人，说是“私敬”，可谓绝情绝义之极、卑鄙无赖之极，无可言喻，以致气得施家老夫人抱疾含愤而死……
后来桂迁因受骗，捐资五千以求官的幻想落空，精神受到强烈刺激，诱发出潜意识变犬的梦幻。从行为心理的角度，变犬向主人摇尾乞怜，正是作恶者心理上的恐惧所产生的幻觉。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桂迁昧心以求的是财，为财而干出忘恩负义之事。平常他似乎脸不红，心不跳，可是当他几乎倾其所有去买官而受骗时，除了愤怒，更有恐惧，以为这是自己干了亏心之事，昧心图财得来的报应，于是自己受恩时的许诺便幻化为梦。作者掌握了人物心理特征来构想梦的意境，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真实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正是作者借梦以劝世的宗旨。
这篇小说宣扬的因果报应思想之所以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首先在于作者采用全知视角进行叙述，这使得叙述者的倾向很鲜明。在叙事结构方面，这篇小说采用独特的前因后果式结构，双线式交叉推进。在叙述桂迁由“破产→发迹→再次落魄→忏悔”的过程中，佛家宣扬的因果报应思想被大大强化了。
（沈志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