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主要是以靖康之难为背景，展示乱世中人的悲剧命运及战争加诸于人的精神痛苦。
故事开篇引一首《传言玉女》，紧跟着的是一段对东京元宵盛景盛况的描写。因而当杨思温的姨父邀他去燕山看元宵时，杨思温说：“看了东京的元宵，如何看得此间的元宵？”简单的一句话，却渲染出了一种世事变迁的悲凉气氛，概括出乱世中流离之人的无限悲慨。也正是通过元宵节，将包括杨思温在内的众多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百姓集合到了一起。
元宵节，本是个团圆的日子、快乐的日子，但现在处在这日子中的却尽是伤心的离人：除了杨思温外，还有陈三儿与行者两个流落燕山的东京人，甚至连之后出场的、时常同郑意娘闲话的老婆婆也是东京人。这些人同样漂泊在外，突显出在靖康之难这样一个广阔深刻的历史背景下的一种苦难意识。将以杨思温为中心的几个人物组合起来，其实就是当时百姓流离失所的一个缩影。而杨思温在僧堂壁上看到的小词《浪淘沙》：“尽日倚危栏，触目凄然，乘高望处是居延。忍听楼头吹画角，雪满长川。荏苒又经年，暗想南园，与民同乐午门前。僧院犹存宣政字，不见鳌山”，可以说是这个群体共同的心理写照。
杨思温“本是肃王府使臣，在贵妃位掌笺奏”，虽不能说是大富大贵，但也可说是衣食无忧。接着笔锋一转，作者又写他虽因战乱“无可活计”，但“每日肆前与人写文字，得些胡乱度日”。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他并非要强调物质上的贫苦，而是通过郑意娘、韩思厚及刘金坛三人的遭遇，写出他们精神上所受的折磨。
杨思温逛元宵时，偶遇义嫂郑意娘。原来郑意娘与韩思厚逃难时，不幸为撒八太尉所掳。撒八太尉相逼，郑抵死不从，幸得撒八太尉妻韩夫人相救，此后郑意娘寻夫多时，形单影只。无巧不成书，数月后，杨思温竟看到韩思厚题写给妻子郑意娘的吊词。原来郑意娘被撒八太尉逼迫，义不受辱，“以刀自刎而死”。读到这里，再回想杨思温初见郑意娘时的奇异场景：“忽然起一阵雷声，思温恐下雨，惊而欲回。抬头看时，只见：银汉现一轮明月，天街点万盏华灯。”不难猜到，原来这一直在寻夫的，竟是郑意娘的鬼魂！
郑意娘有句话说得好：“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杂。”身处于乱世，生命显得是那么的虚无，今天你是座上宾，也许他朝便成了刀下鬼。韩夫人宅内两幅字迹，一首《好事近》，一篇《忆良人》，恰恰道出了郑意娘心中“往事与谁论”的无尽凄楚与“何计可同归雁”的徒劳希冀。
郑意娘与爱人阴阳相隔，一首《忆良人》唱出她那对生的强烈眷恋。所谓“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这种痛苦在韩思厚，表现得更明显：在看到妻子影神上的衣服容貌时“泪如雨下”；祭奠妻子亡魂时，读罢祭文即“流泪如倾”；与妻子魂魄相聚时，“执手向前，哽咽流泪”，并主动表示“我当终身不娶，以报贤妻之德”；为妻子埋葬骨匣后更是“三日一诣坟所飨祭，至暮方归”。
韩、郑二人在大宅内的对话其实可以看作是一个结局，但作者并未就此停住。韩思厚在时局稍定后复还旧职，一日偕同僚到土星观做功德时，遇上了同病相怜的刘金坛。这刘金坛也是东京人，她的丈夫是枢密院冯六承旨。靖康年间，二人避难至金陵，冯不幸中冷箭身亡。这刘氏便就土星观出家，追荐亡夫。刘金坛这段让人觉得很熟谙的往事，其实跟韩思厚的遭遇相去不多。
对丈夫守节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文中有一个细节：刘为亡夫出家，却在道观中写出了“虚馆幽花偏惹恨，小窗闲月最消魂。此际得教还俗去，谢天尊”这样的词句，足见她并非乐于此，内心深处还是渴望幸福。战争使她的幸福远逝，令她寂寞孤苦。她与韩思厚都是战乱的直接受害者。死去的人固然悲惨，但幸存下来的人更要承受无止境的精神痛苦。韩、刘二人同是天涯沦落人，且才貌互悦，很自然地便走到了一起，“倚窗携手，惆怅论心”。
但全书的结局却出人意料，同是沦落天涯的韩、刘却并没有好下场，双双溺水而死。正如周先慎先生所述：“中国古典小说的思想传统之一就是重视训诫意义，亦重视作品的社会教育作用，因而劝善惩恶、福贞祸淫，就几乎成了所有作品共同标榜的宗旨，天理昭昭、因果报应也常常成为作者表现其爱憎感情的一种手段。”本篇的结局正是受这种传统的影响。为了迎合文化传统和读者的欣赏习惯，作者未能免俗，强作道德正义的化身。韩、刘双方都曾发誓不再婚嫁，却都违背了誓言，甚至为了自己的幸福，将郑意娘掘坟抛骨，因而得到报应。小说还刻意塑造了周义这个人来凸显道德主题，将周义塑造成了一个义仆的形象，既让他充当郑意娘道德行为的见证者，也是韩思厚负心行为的评判者。他之于郑意娘的忠心，更在一定程度上反衬出韩思厚这个主子的不义。而当韩、刘二人死后，作者更是以“诗曰：一负冯君罹水厄，一亏郑氏丧深渊”来作结，让人觉得这就是因果轮回。
可就如先前所说，在战争这一特殊环境中，一切美好的东西，生命、爱情、道德等，都在经受着考验。它们并没有因为美好而坚强；相反的，在这个时候它们更是易碎的。所以，郑意娘的死并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悲剧，也是侥幸活下来的韩、刘二人的悲剧，更是所有流亡人的悲剧，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悲苦。虽然作者在叙事上不能跳脱固有的模式，但值得肯定的是，他并没有单纯地将笔墨停留在郑、韩、刘三人的感情悲剧上，而是准确地把握了这一故事背后深刻的悲剧意蕴。正是由于作者在叙述中充分地渲染铺垫，我们在对待这个“报应”的结局时，自然也会觉得少一分理所当然，多一分可怜可叹。
（陈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