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以南宋末年奸臣贾似道的一生为线索，着重叙述他擅权误国的历史事迹。贾似道倚仗堂姐贾贵妃的裙带关系，因而得到皇帝重用，从市井无赖变为掌握军国大计的权臣。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贾似道为了登上相位，阴险残害丞相吴潜，又差心腹将其逼死，以绝后患。窃据权柄后，他隐瞒军报，蒙蔽朝廷；大肆屠杀异己，剪除绊脚石，编织关系网；推行限田法，溺于声色犬马，强征民间美女。贾似道祸国殃民，罪不容诛。南宋政权在蒙古铁骑下风雨飘摇，贾似道也最终在郑虎臣的逼迫下，在木绵庵服毒，继而死在郑虎臣的大槌之下。
小说主要采取单线的叙述结构，在总的叙述线索下，可分为主线和隐线。主线即叙述贾似道位极人臣之后的罪恶行径，隐线即是穿插在主线中的四条谶语。第一条谶语是作者通过道士之口预测贾似道的富贵之命，又由于贾似道“天堂破损”，因而道士下断语云其虽功名盖世而不得善终，并且叮嘱其“官场得意之时，休与秀才作对”。第二条谶语是作者通过术士富春子告诫贾似道“师相富贵，古今莫及，但与姓郑人不相宜，当远避之”。第三条谶语是贾似道梦见自己乘龙上天，却被一个衣服绣有“荥阳”二字的勇士打落下来，而“荥阳”即为姓郑的郡名。第四条谶语是贾母葬毕后，一僧的钵盂下写着两句诗“得好休时便好休，开花结子在绵州”，暗示贾似道将死于木绵庵。
本小说隐线和主线交叉并行，一方面，隐线暗示着贾似道的命运走向。乍看时，上述情节似乎游离于主题之外，而事实上这些情节正是紧扣着主题，并且这些情节呈现出递进的特点，一层推进一层，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另一方面，主线为情节的开展提供了必要条件。惟其贾似道之误国害民，荼毒生灵，滥杀无辜，导致人神共愤，才会有郑虎臣衔冤而盛怒杀贾似道，完成报冤主题。
在两条线索下，作者对于贾似道这个千古罪臣并非简单地批判，而是刻画了一个具有多面性格的人物形象。一方面，他暴戾恣睢，工于心计而滥杀无辜；另一方面，他稳重识大体，知恩图报，且极其孝敬母亲。对提供信息的陈二郎，“似道一朝富贵，将百金赏了陈二郎，谢了报信之故”，又对肯赁他服装的典铺老板，“百金赏赐店铺中，偿其赁衣”，这或多或少与“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市井精神是相通的。贾似道最终成为宰相，也与其远见和胆识不无关系。蒙古“引兵入寇”，贾似道内心思考“无功受禄，怎能够加官进爵？”他认为要建盖世功业，应通过安边定寇，并向宋理宗“自荐素谙韬略”。其出发点虽是为个人功名利禄，然也体现出他能抓住机遇的超前眼光。贾似道虽隐瞒蒙蔽军情，然也“欲行国富兵强之策”，听从御史陈尧道之计，行限田之法，且担心这种改革方法不能为民众所接受，便带头“将自己浙田万余亩入官为公田”，更表现出其富国强兵的爱国意识。贾似道享受荣华富贵时，“密差门下心腹访问生母胡氏”，见到母亲后“抱头痛哭”；胡氏死后，“衣衾棺椁，穷极华侈，斋醮追荐，自不必说”，俨然是一个大孝子。虽贪余生，贾似道在被郑虎臣押解的过程中却也“羞愧满面”，“流泪不止”。作者笔下，贾似道并非单纯是一个恶魔，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小说的立意虽着眼于“恶有恶报”，然而将本小说放在编订者冯梦龙所处的社会大环境中，本小说便显现出十分积极的政治和历史意义。神宗时代正是明代社会末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发，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嘉靖、隆庆、万历三代皇帝都无甚作为，朝廷宦官专权，边境多扰，南方倭寇的烧杀抢夺，北边俺答部落的奸淫掳掠，都使得江南诸省和京畿地区的人们生活于水深火热中。更何况严嵩在世宗朝把持权柄二十余年，窃权罔利，排除异己，侵吞军饷，废弛边防，招权纳贿，肆行贪污，这和贾似道何其相似。当然，笔者列举上述历史事实并非为了证明本小说内容在影射明朝政治，而是为了说明，在那样人心思治、百姓翘首期盼贤君名相来扭转乾坤，希望过上安宁美好生活的时代，本小说便具有了积极向上的历史精神和美好的政治理想。加之小说结尾的诗歌，更是作者对历史兴亡、盛衰推移、现实衰颓而无人扭转乾坤的深沉感慨，表现出浓厚的悼古伤今的情绪，希望垂鉴后世，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蓝勇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