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大学生品读“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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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滕大尹鬼断家私 忍以嫡兄欺庶母却教死父算生儿

《滕大尹鬼断家私》是讲述滕大尹这位所谓的“清官”审理一桩财产纠纷的公案小说。话说明朝永乐年间,退休太守倪守谦颇有家资,与妻子陈氏生有一子,名叫善继,善继长大成婚后不久,陈氏病逝。倪守谦鳏居多年,至七十九岁高龄时续娶梅氏,梅氏当时十七岁,次年竟与倪太守生一子,名叫善述。善继夫妇视梅氏与善述为敌,倪太守看破端倪,恐怕小妻幼子日后遭善继夫妇伤害,于是费尽心机,以防不测。表面上,他把家私全分给长子,只秘密给了梅氏一张《行乐图》;背地里却交代梅氏,待地方上有贤明官吏主政时,持《行乐图》去诉理,一切困难便可迎刃而解。倪太守过世后,小妻幼子生活艰难。梅氏忍气吞声抚养幼子长大,但终因善述在善继面前提及“家私”二字而打破平静的生活。恰在此时,滕大尹来该地任县令,他足智多谋、断案合理,民众呼之为“清官”。梅氏见状,携《行乐图》到县衙控诉。滕大尹细心研究,偶然间发现《行乐图》的秘密,里面写明了倪太守的遗嘱:将全部田产、大宅分给长子,唯一一间旧屋分给善述。此屋虽旧,但左壁内藏有白银五千两,右壁内埋有白银五千两及黄金一千两。遗嘱还说,若是日后有清官断明此案,可取其中白银三百两为酬金,其余金银财物归梅氏母子。滕大尹看破《行乐图》,于是心生诡计。次日先传善继审问一番,随后就到倪府当众断案。在现场他装神弄鬼,好像与倪太守的鬼魂晤谈,随后按遗嘱里面的内容描述倪太守的生气容貌,并挖掘出旧屋左右两壁埋藏的金银,待众人信以为真时,强调自己为尊重倪太守的遗愿,只好收下一千两黄金的“酬谢费”。滕大尹以所谓“鬼断”之技巧,对遗嘱作了稍微的改变,将酬谢的三百两白银变成一千两黄金,不仅变得毫无破绽,而且善继夫妇及在场众人还因他的“鬼断”而对他心服口服,并接受他的最终裁决。从此,善继夫妇与梅氏母子就过各自的营生去了。通过此案,滕大尹不仅获得了神明的称号,在群众中树立起了“廉洁的清官”形象,还收到了“渔翁之利”。

小说的情节波澜起伏,倪太守续娶梅氏引起了故事的第一个戏剧点,由此导致善继夫妇之后一系列行为的发生。跌宕起伏的叙事模式引人入胜,然而文章的出彩点又不仅在此。在情感结构上,文章中不同人物形象丰富的情感特征绽放着绚丽的光芒,而更为独特的是,情感的变化在行文中不自觉地幻化成一条线,有力地推动着情节的节节攀升。

文似看山不喜平,平铺直叙的文章会因过于平淡而造成读者视觉的疲劳。因此,或情节跌宕起伏,或情感波澜不断,文章需要有一定的变化,才会动人心扉。细作分析,其实情节的变化会引人入胜,说到底,也是情感在起隐性的作用。正如文学评论家孙绍振先生所说:“进入小说艺术之门,首先就是进入感情层次差距之门。”作家在塑造形象时往往要揭示人物的矛盾冲突,通过对人物不同情感特征的表现以及不同人物在同一个场景中的情感冲突的刻画,常常能使形象富有意想不到的美感。《滕大尹鬼断家私》这个故事中,不同人物形象在同一个场景中就蕴含着各异的情感特征,它集中表现在梅氏入府、临终前倪太守与梅氏的对话、滕大尹之鬼断等场景。下面以梅氏入府为例。

小说首次出现的冲突就是梅氏入倪府时不同人物的不同反应。倪太守续娶了年轻貌美的梅氏,时机成熟了便将梅氏迎回家中。针对刚过门的梅氏,人们的反应差之千里:首先是阖宅男妇都来磕头,称梅氏为“小奶奶”;其次是倪善继夫妻两口子,他们骂这老人不正经,骂梅氏是木中之蠹、米中之虫,对老爷续娶梅氏持鲜明的反对态度,反对的理由是担心梅氏将来继承家私,抢了自己的财产;再者是当权的家庭统治者倪太守,他因地位高上而无须在乎自己的行为,作为梅氏的拥护者,对大儿子的反对情绪虽然有所洞察,但不予理睬,由此看出倪太守的城府。文中不同人物的不同情感的流露,不仅使倪太守、倪善继夫妻、梅氏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显得清晰可见,在客观上也表达了叙事者对笔下场景鲜明的情感态度。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多重的情感特征的交织,使作者塑造的人物形象具有更加复杂的个性特质。但反过来思考,到底又是什么导致了不同人物在同一场景中的不同情感呢?

在光怪陆离的社会,人们的立场总是有很大的差距。无所不包的大千世界里,充斥着不同阶层不同个体的种种欲望,而每个个体之所以能够独立,又正是因为他们各自都信奉着特殊的理念。“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隐藏的生存信条只是其中较为普遍的而已。如此看来,孙绍振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同一个场景中不同情感特征的显现,应是基于同一人际关系中不同人物之间的情感差距。人物或因为不同的利益追求,或因为不同的道德取向,或因为不同的审美倾向,而在同一件事情上呈现出不同的情感特征。正是因为这种种的不同出发点,使得交织在一起的不同情感有了互异性,这就必然导致人物情感的冲突。以这个封建家庭中主要人物关系为例。

常言道:血浓于水。然而在现实中,血又未必浓于水。首先,倪太守与倪善继是伦理上的父子关系,但儿子对财产的觊觎以及父对子浪荡、贪婪本性的戒备就在二者至亲的血缘关系中间树起了一道高高的围墙。二者与其说是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两个个体,倒不如说是两个利益争夺者。其次,善继与善述的兄弟关系,善继与梅氏伦理上的母子关系。作者通过对不同人物之间情感距离的拉大来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并以此推动情节的发展。这几对关系,在心理距离上都明显有了背离的姿态,如兄对弟的凶残,子对继母的残忍与不屑。在这里,父与子、子与母以及兄弟之间,似乎都成了冤家。这种血缘关系的亲近与心理情感上的距离疏远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由此加深了矛盾而促使悲剧的发生。

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情感特征,在同一场景中不同人物又存在着情感差距,这无疑使小说对形象的塑造在外部表现和内在情感上有了很大的表现空间。但如果仅仅局限于此,小说的创作便会只停留在对情节与情感的迷思当中,而无法创造出令人高潮迭起的戏剧点。为寻求这戏剧点,先人做出了多种尝试,而在小说多元的情感系统中,为表现多层次情感的复合性时,时人多在人物的对话中挖掘情感的差异。其中较为出色的是“心口误差”。即当一个人物的内心情感指向与另一个人物的指向在同一个对话中有潜在的差距时,这就出现了“心心错位”。

在《滕大尹鬼断家私》中,这种心心错位表现得尤为明显。首先是倪太守临终前将家私簿子交与善继时二者的对话。从表面上看,倪太守说的话句句属实,没有出现任何心口误差,善继对于这样的家私簿子也是满脸堆笑,连声答应。但从内心的情感上看,倪太守对于善继这个儿子早已了如指掌,对于他觊觎财产的举动早有预料,他是明知有此后果而故意留一幅《行乐图》另外安排家私;而善继垂涎家私已久,对于父亲其实是有意而为之的行为丝毫没有警戒感,这使后来的《行乐图》事件得以发展。其次是倪太守临终前与梅氏的对话。倪太守原本希望梅氏等他死后另嫁他人,故意说些看似不公的话语,甚至对于梅氏提到的“自古道子无嫡庶,忒杀厚薄不均,被人笑话”感到失望,直接要求梅氏另拣择个好人嫁;然而梅氏其实却是为丈夫名望考虑,恐其被人笑话。这里心与心的情感就产生了很大的错位,也正是这种错位,让倪太守认识到梅氏的忠贞,并另藏《行乐图》安排这母子的下半生。在这个过程中,人物之间的心理差距被拉大了,心理层次也就更丰富了,艺术效果也就被强化了。

文章最为精彩的心心错位当属滕大尹装神弄鬼断案时与众人的对话。在滕大尹独自一人假装见到倪太守鬼魂之时,众人对此都是半信半疑的。文中除了对滕大尹言语与动作的刻画,对众人的反应便只有一句:“众人都看得呆了。”但是当滕大尹准确地道出倪太守的生前模样时,众人却被唬得一身冷汗,人人吐舌,个个惊心。读者因为处于全知全能的状态,对此自然不会心生恐惧,倒是徒增了几分戏剧性。滕大尹看似清官,表面上是为梅氏母子讨公道而来,其实是觊觎那千两黄金,在假装遇鬼之时,心中想的是如何顺理成章将这黄金独自享用;而众人却如诗所说“圣贤自是空题目,惟有鬼神不敢触”。当对话表面上在顺利进行,而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在拉大时,读者对于对话双方内心的洞察就会加深,人物不能直接感知的心灵特征,在这种不对应的错位中就会鲜明地显现出来,人物的隐蔽情感也在这互不重合的部位显露出来。通过对这种心与心的差距的刻画,在读者面前,滕大尹原本秉公断案的形象毁于一旦,而倪太守之前被隐藏起来的贪污腐败形象也跃然纸上。由此,封建统治的腐败、黑暗,以及群众的愚昧与势利,在这里都得到了良好的揭露。

冯梦龙通过《滕大尹鬼断家私》这一作品,向读者展示了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事件所产生的不同情感特征。同时,作者还着力描写出人在面对金钱的诱惑时所透露出的本性。在本篇文章中,父子、兄弟在金钱面前,什么穷凶极恶、阴险卑劣的勾当都干得出来,他们的真实面目在财产争夺战中都被一一戳穿,哀乐哭笑,无所不有,构成了强烈的戏剧性。不仅如此,连秉公断案的清官在财富面前也贪欲心起,并以“鬼断”之伎俩,为自己捞得一大笔黄金。“清官”不清,小说通过对“清官”的变相表达,也使滕大尹这个人物形象具有了长久的生命力,作者通过对他这种变相行为尖刻透骨地讽刺,达到了抨击当朝统治者的腐败行径和社会上金钱至上不良风气的良好效果。

总而言之,冯梦龙的《滕大尹鬼断家私》这篇作品并没有完全笼罩在一片说教声中,它因其特殊的叙事结构所产生的独特艺术魅力而广为流传。情节的跌宕起伏纵然可以起到良好的叙事效果,但波澜起伏的情节背后隐藏着多元的情感系统的流动。正是因为这流动着的不同情感以及情感互异而产生的心心错位,而使故事的情节得以顺利地展开。因此,该篇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对独立的艺术特征,并非为单纯的说教而创造。

(陈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