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名，原名冯文炳（1901——1967），湖北梅县人。幼时入“蒙学”读书，湖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任小学教师。192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预科，后转入本科英国文学系，启发了他的文学创作。写小说也写散文，并参加语丝社。1925年出版小说集《竹林的故事》，以其朴实平淡的风格，引起文坛的重视。北大毕业后留校任教。到了30年代，废名已是文坛颇具影响的“京派”代表作家。
废名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在于他的小说创作，而就其艺术本质来说，他是诗人，就其表现来说，他是散文家。他的小说有不少和散文几不可分。周作人在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时，就把废名小说《桥》中的几篇选入，并在《导言》中说：“废名所作本来是小说，但是我看这可以当小品散文读，不，不但是可以，或者这样更觉得有意味亦未可知。”就连后来出版的由吴组湘作序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的《散文集一》中，又选入《桃园》中的《菱荡》。由此可见，废名的有些小说其实是散文。评论废名的创作，就其文体来说，周作人称道废名是很讲究文章，赞赏“其文章之美”，即“用了他简练的文章写所独有的意境”，并将废名跟胡适、冰心和徐志摩相比较，认为这三位的作品“清新透明”，而废名的作品“不象透明的水晶球，要看懂必须费些功夫才行”；沈从文也曾把周作人、徐志摩、许地山和废名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是“最本质的使散文发展到一个和谐的境界的作用”。从而可以得知，废名是一个独特的文体家，已形成自己散文家的艺术风格。
解读《放猖》
废名的故乡湖北黄梅，属“楚”地。古代楚人宗教观念很重：“楚地信巫鬼而重淫祠”（《汉书·地理志》），“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王逸《楚辞章句序》）。可知信鬼神重淫祀是楚国人的习俗。在这种宗教迷信活动中，必使巫覡“作歌舞以乐诸神”，屈原《楚辞》中的《九歌》就是当时楚国各地民间祭神的歌曲。祭坛上女巫装扮诸神，衣服鲜明，佩锦华丽，随着音乐的节奏载歌载舞。这种原始宗教的巫祝祭祀之风，促成屈原创作了浪漫神奇的千古奇文《离骚》。《放猖》虽为20世纪的一篇作品，但展现了楚地巫祝鬼神遗风依然风流未消。
文章由故乡的“五猖庙”的形状格局说起。将它与土地庙相比，好比一乘大轿与一个火柴匣一般，可见其小。明明是小鬼，却说是“猖神”。共有五个“大约都是士兵阶级”，自然不能跟土地神相比了。不过“在春秋佳日，常把他们放出去‘猖’一下，所以驱疫也。‘猖’的意思是各处乱跑一阵”，便能起到驱疫避邪的作用，因而这个地区五猖庙还是比较普遍的。那么这些“猖神”都是从哪里来的呢？“猖神”例以壮丁扮之，都是自愿的，“不但自愿而已，还要拿出诚敬来‘许愿’，愿做三年猖兵，即接连要扮三年。有时又由小孩子扮之，这便等于额外兵，是父母替他许愿，当了猖兵便可以没有灾难，身体健康”。这正是那个时代普通小百姓的一种善良纯朴的虔诚愿望。作者从天真儿童的视角，写自己非常羡慕这些小猖兵，因为“猖兵赤膊，着黄布背心”，穿红色女裤，扎裹腿，草鞋，然后再“打脸”——即是画花脸。这样便来“练猖，即由道士率领着在神前（在乡各村，在城各门，各有其所祀之神）画符念咒，然后便是猖神了”。猖神是不能说话的，“一说话便是肚子痛的”，小孩子则淘气地嬉笑着逗他们，想让他们说话，但一看他们是花脸，而且这时手上拿着叉郎当郎当的响。“真是天兵天将的模样了”，于是孩子们只有退避三舍了。到了放猖时，那可非同一般，是极为庄严神圣的活动了：由一个凡人“拿了一面大锣敲着，在前面率领着，拼命地跑着，五猖在后面跟着拼命地跑着，沿家逐户地跑着，每家都升堂入室，放爆竹迎着，跑进去，又跑出来，不大的工夫在乡一村在城一门家家都跑遍了”。这可以说热闹极了。到了夜间则是“游猖”：“这时不是跑，是抬出神来，由五猖护着，沿村或沿街巡视一遍，灯烛辉煌，打锣打鼓还要吹喇叭。”作为故乡这样一种奇特神秘的风俗，本来是非常郑重的严肃的，但在作者的记忆中，在天真的童心里，这一切都是那么情趣盎然，意味无穷。先是十分羡慕猖兵，接着是对猖兵的打扮很感兴趣。再之是成了猖神没有了自由，不能说话，“我们可以淘气，可以嬉笑着逗他们”，最后是完全被放猖所神往而陶醉。作者从“放猖”这一古老而原始生活的艺术化了的风习中获得了感悟与体会，给自己的生活与生命带来了美的享受与升华。
通过对“放猖”风俗的阅读，我们读者似乎也和作者一样获得了美的享受，心灵世界有了一种提升和净化。“他们不说话！其实我何尝说一句话呢？然而我的世界热闹极了。”可以说，“话语”在这种沉醉与狂欢之中皆成多余。言有尽而意无穷。得意妄言的境界皆在不说之中。唯有不说，放猖给人的陶冶与染洇才自然，才完整，才在那种物我无间、心与境化之中获得了交融与统一。因此，到了第二天，远离昨日的情境与氛围时，遇到的猖兵便“仿佛一朵花已经谢了”，才会有“他说话的语言太是贫穷了，远不如不说话”的感叹。这种对猖兵前后判若云泥的变化，更是突出放猖给人心灵世界与审美情感刹那间自由的释放与人生境界的提升。作者篇幅的翻转突兀，奇峰凸显，给人留下无限遐思。
写鬼怪巫风的文章在现代散文中并不少见，周氏兄弟都是谈狐说鬼的名家。鲁迅先生的《无常》、《女吊》则充满抗争复仇的强韧意志，而苦雨斋的周作人的《鬼的生长》、《水里的故事》闲适冲淡，潇洒雅致。与这两位相比，废名的相近相似的取材之中，却又呈现一种既逼真写实又意蕴禅悟之味。文章在篇幅上大量比较真切地叙写了放猖的准备与安排，饶有兴味地展示这一古老风俗的流程，但作者并不是单纯展现乡土传统风习，旨在透过放猖给生活与生命带来的感悟与体会，从中使人从中国古老风俗中获得美的享受与升华。
解读《三竿两竿》
《三竿两竿》是写对文学体验感悟的独特见解。废名的小说也好，散文也好，大都冲淡中见真情，不大显露张扬，总能汰除浮躁与繁华，于平和闲静处见隽永与豁朗的境界。本文标举六朝（指魏、晋、南北朝）可谓一反常论。这自然引发人们思考。文章开篇便鲜明展示作者的观点：“中国文章，以六朝人文章最不可及。”六朝之文，历来被视为华靡空浮，废名却不以为然，标举别调，表明“我确信不疑六朝文的好处”。为显并不夸大其词，他平实列举理由，以“诗有晚唐，词至南宋，俱系六朝文的命脉也。在我们现代的散文里，还有‘六朝文’”。作为依据，溯流根源，由故事今，话语简洁，却也言之凿凿。
我们学习中国文学史，可以了解到，六朝散文虽然不及诗赋和骈文那么风靡，但实际上仍然多彩多姿，各有其时代特色和不同的风格。魏晋之际，政令、史论、表章和书札等类文章大都文笔通脱，别具声色，曹氏父子和建安诸子均有名篇传世。魏晋之际，文士辈出。“王弼、何晏之文清峻简约，文质兼备”，“嵇康、阮籍之文，文章壮丽，总采骋词”（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其中嵇、阮“师心”、“使气”的长篇论辩文章，尤为出色。至晋，潘岳的诔文颇多佳作，陆机的史论为世所称；刘琨的书表“劲气直辞，迥薄霄汉”（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王羲之的书札真挚自然，富有情致。晋末陶渊明，文章平淡真淳，风格特立不群。到南北朝，谢灵运、颜延之、鲍照、江淹、谢朓、庾信等虽然以诗赋、骈文著称，但散文也多风姿绰约。可见六朝文有不可取代的特色。作者为了进一步证明，以亡友秋心和北朝诗人庾信今古勾连，暗含其渊源流变。并指出说：“此君殆六朝才也。秋心写文章写得非常之快，他们辞藻玲珑透彻，纷至沓来，借他自己《又是一年芳草绿》文里形容春草的话，是‘泼地草绿’。我当时曾指出这四个字给他看，说他的‘泼’字用得多么好！”这真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甫《偶题》）。随之又勾连北朝的庾信评述：“庾信的文章，我是常常翻开看的，今年夏天捧了《小园赋》读，读到‘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怎么忽然有点眼花，注意起这几个数目字来，心想，一个是二寸，一个是两竿，两不等于二，二不等于两吗？于是我自己好笑，我想我写文章决不会写这么容易的好句子。总是在意义上那么的颠斤簸两。因此我对于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很有感情了。”这里作者提出一个很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就是文章的语言运用与思想内容的关系。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精确的思想要用精确的语言来阐述，丰富的生活要用丰富的语言来描绘。这里不仅仅是“二”与“两”的问题，是人们更多的并未追求语言的精炼，而“总是在意义上那么颠斤簸两”。是要关注思想意义的内涵，倘若没有精致的文字表述，文章意义怎样能广泛地传播？随后，又借周作人来印证：“苦茶庵长老曾为闲步兄写砚，写庾信《行雨山铭》四句：‘树入床头，花来镜里，草绿衫同，花红面似。’那天我也在茶庵，当下听着长老法言道：‘可见他们写文章是乱写的，四句里头两个花字。’真的六朝文是乱写的。所谓生香真色人难学也。”这里再以“二”、“两”雷同“花”与“花”重复两例进行个体阐释。特别是后四句里头两个花字，可谓无变化，少灵魂，呆板重复，是“乱写”的。但也正是此种不经意，不雕琢使文章境界全出，所谓自然随化，无为而无不为。可以说，这里所说“六朝文是乱写的”的“乱写”，可不是乱七八糟的写，杂乱的写，这是一种打乱常规、极有创新思维的一种写法。这才是六朝文的特色与妙处。只要再看一下那里一个儒、道、禅等多元文化发展的社会，六朝文人也亦挣脱了前朝传统思维的羁绊。这就是废名所说“六朝文的生命还是不断生长着”的内在原因。那就是自由无拘、意到笔随的自然本色。
这是一篇文学小品随笔散文。综观全文，一个大段落，没有什么文章的起承转合之说，开篇数句没头没脑，结尾也似结非结。但从提出论点，到对文学发展史进行抽象疏理，再到就六朝文章自身特色进行具体分析，文章内在层次结构相承相接极紧凑。从内容来说，只谈了一些文学现象，却又蕴含文学创新的本质问题。虽为说理，但和平隽永，亲切自然，毫无说教。“乱写”貌似贬词，但意蕴深刻，别出境界。这与《放猖》翔实落笔，真切描绘，着意安排造出新境相比，自是随意而为，像一漫流水，遇到一片草叶都去抚摸，然后汪汪流出，另有一种风味。
参考书（篇）目：
1.周作人：《怀废名》，收《周作人文论编》第10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
2.杨义：《废名小说的田园风味》，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