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公元前213年
人物？周青臣、淳于越、李斯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下焚书令，这是秦始皇对人类文明的摧残，因此使中国古代文化遭到了一次空前的浩劫。但这件事的引发却是极荒唐的。
秦始皇三十四年时，开拓北南两疆又获成功。这对秦始皇来说又是大功告成之事。因为匈奴与南越原不在华夏范围之内，是五帝三王所未能涉及的领域，如今让他给囊括了，此后再说德高三皇、功盖五帝，就不是自诩了，而确实是超越了前人。他如何不喜？所以他特在咸阳宫设置酒筵，大会群臣。百官纷纷举杯祝酒，“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奉上祝酒辞：“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听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不可一世的始皇听到阿谀奉承的甜蜜祝酒辞，不禁龙颜大悦。周青臣的“面谀”直接把潜伏已久的“分封郡县之议’端到台面，终于引爆了一场政治风暴。博士齐人淳于越对于“以诸侯为郡县”称颂功德的观点颇不以为然。他进言道：“臣闻殷周之王传代久远：少约数百年，多约千年，这都是开国以后，大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之功。今陛下抚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倘若将来有田常等人从中图乱，若无亲藩大臣，尚有何人相救？总之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书生意见，虽迂腐直率得可爱，可毕竟让酒席气氛急转直下，不禁让人倒吸一口冷气，令人下不来台。大家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始皇，可能碍于情面，也可能被书生触及痛处，他并没有立即裁断，而是“下其议”，即让臣下讨论。
由于这场论战直接触及周秦政治模式对比和始皇功过是非的总体评价，甚至涉及秦朝制度设计及治国方略基本评估问题，因此始皇还是表现出应有的帝王气度。由于文献缺乏，群臣争议内容人们不得而知，但也可以想像得到这场论战的激烈程度。这时，丞相李斯又一次站出来，力排众议。他说：“过去天下散乱，不能一统，因而诸侯并立，书、语也都是讲古事而妨害当世，以虚言而乱实事。人们也喜好用自己的私学，非议君上所建树的事。如今陛下并有天下，已经消除僭伪而确定一尊，但是私学却仍然相互传授，闻知命令颁下，就按自己的学说议论，入朝时口是心非，出朝后便街谈巷议，自我夸饰，标新立异，引导人们制造诽谤之言。这种情况如不禁止，就会使君主的权势下降，而臣下也会私自结党。唯有禁止了才对国家有利。我建议：史书凡不是秦记的都烧掉。凡不是博士官职所需的书，天下藏有的《诗》、《书》、百家之言的著述，一律送交郡守、尉处焚烧掉。再有敢于私谈《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官吏见到或知道而不举报的，与这样的人同罪。命令颁下三十天后，还不把书籍烧掉的，将其人黥面，罚作筑城的城旦刑。所不烧的书是医药、卜筮、种树的书。要想学法令，则以官吏为师。”
李斯的这一焚书建议奏上后，秦始皇便批准曰：“可。”于是，在中华的土地上，就出现了一次天下性的全面的焚烧图书典籍的历史事件。一场学术论争不幸演变升级成一场政治、文化风波。
始皇虽按正常议事程序交群臣商议，但最终作出错误的政策抉择。按照李斯的提议，凡秦记以外的史书，民间收藏的“《诗》、《书》、“百家语”都要烧掉。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凡有再谈论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官吏明知却不加检举者与之同罪，令下30日不烧者，“黥为城旦”。有愿习法令者，“以吏为师”。诏令下达不到一月，民间大部分“违禁”书籍化为灰烬，只在皇家图书馆中保留了一套完整藏书，但最终没有躲得过入关灭秦的西楚霸王的一把大火，秦朝秘府所藏书籍也随之灰飞烟灭。历史上把始皇造成的古代史上这场空前的文化浩劫称之为“秦火之厄”。
《焚书令》的发布，说明秦始皇不仅害怕那些非议秦始皇、论说他的是非的人，更不容有抵毁他的书籍留存在世。他不需要具有明辨是非能思考的人，要的只是战时能为他卖命，平时能为他效力的奴仆。因此烧书不仅使我国古代典籍遭受无可挽回的损失，更为甚者是对当时和后世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焚书的同时，也毁掉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和文化繁荣，使得“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这种在思想文化上专制主义的愚民政策，也为后代封建统治者所效尤，使中国古老的文化遗产屡遭劫难。
延伸阅读
六国曾与秦国长期为敌，所以《焚书令》第一条，就是要把六国史书统统烧掉。《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文学价值极高，是后世文学发展的源头，烧后仅存残篇。《尚书》是我国历代的政治论文集，上起《尧典》，下讫《秦誓》，记载了古代，特别是商、周两代丰富的史料，烧后仅存二十九篇。这对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来说，该是多么的不幸。在这不幸中的万幸是，有部分古籍，亏得有人冒死不烧，如《孝经》、《论语》、《尚书》的部分篇章以及一些诸子百家著作，经伏生、孔鲋、孔腾等诸生以“壁藏之”。才幸得流传后世。这充分表明烧书是违反民意，大失人心的。
世界历史大事记
西元前4世纪左右，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希腊，在那个郁卒的时代，遂出现了以狄奥根尼为首的“犬儒学派”。
“犬儒”是一群生活如狗的儒生。他们可爱之处在于绝望弃智，追求自然的真诚。因此，当亚历山大大帝慕名造访并决定答应他任何愿望时，狄奥根尼的愿望竟然是：“走开，不要挡到我的阳光！”而且，他经常白天打著灯笼在市集闲逛，说是“要在黑暗的世界找真人”。“犬儒”的更可恶之处，则在于他们鄙夷一切章法和规范。他们会对讨厌的人当面撒尿，会当街性交等等行为以反叛礼俗。他们的讽刺表现法经常尖刻恶劣到让人无法接受。
“犬儒”即是嘲讽的起源。他们代表了某种苦闷时代读书人的现状。时代的无路可通，使得一切热情都被熄灭，最后就只剩下冷冷的尖酸刻薄。犬儒们只看到了坏，却找不到好。因此他们只好说反话及做反事来凸显各种坏的事物。犬儒代表了热情的徒劳，也代表了聪明的浪费。犬儒是聪明人的特权，愚蠢的人没有犬儒的本钱。犬儒也是无政府主义的祖先。
犬儒学派的主要教条是，人要摆脱世俗的利益而追求唯一值得拥有的善。犬儒学者相信，真正的幸福并不是建立在稍纵即逝的外部环境的优势。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幸福，而且一旦拥有，就绝对不会再失去。人们不需要担心自己的健康，也不必担心别人的痛苦。犬儒学派对之后的斯多噶（Stoic）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