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祝贺全国第四次消费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顺利召开。在这里，我要感谢尹世杰教授倡导的全国消费经济学会（筹）若干年来取得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我国消费经济研究中起了很好的作用，改变了我们过去只注重生产，不注重消费的传统观点。高度重视消费需求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在当前已成为越来越迫切的要求。下面，我想谈一谈“如何启动有效需求”的问题。为了开创21世纪中国发展的新前景，江泽民主席多次强调要搞好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理论创新对于经济学而言，应该对改革开放中经济生活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创造性的研究，解决实践中的新问题。改革开放20多年，我们业已积累了许多经验，现在冷静地对改革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一些理论思考，时机已经成熟。多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我国经济运行“一快就热，一热就胀，一胀就控，一控就死”，难以摆脱非良性循环。如何认识我国经济转型期运行的规律，对其进行理论性的阐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93年实行新的宏观调控，是为了治理1991年、1992年经济超高速（经济增长率达到14%）中出现的高通胀。1996年底，通货膨胀得到了基本治理，但出现了市场疲软，增长乏力。1997年以后，金融开始松动，促进复苏，但成效不大。直到2000年经济才开始出现“拐点”或转折，但并不意味着经济进入稳定增长。2000年经济增长速度是8%，而前年降到若干年来的最低谷——7%，由高峰值14%下跌7个百分点。发展是硬道理。中国是一个有巨大增长潜力的发展中国家，进入21世纪的中国经济应该有较快的发展，因此，“十五”规划把发展作为主题。近两年国内生产总值7%、8%的增长是积极财政政策的结果。启动国家的财政资金搞基本经济建设，由国家创造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在当前是必要的。但经济的内生力量未能充分启动，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不高。去年外贸出口增长百分之三十几；今年外贸出口的拉动将大大减弱，加之美国出现了严重的萧条现象，今年的经济面临着更严重的需求拉动不足，当然也有有效供给的不足。消费需求很重要，它是启动经济的重要动力。目前经济运行中缺乏这种来自社会投资和消费的内生动力，一段时间内还不得不依靠国家，依靠财政，依靠政府来推动投资，支撑市场需求。我国经济到底处于什么样的运行态势？经济学家不能满足于一般表象的分析，而应予以具有说服力的理论的阐明。我认为中国的转型期到了一个深入发展的时期，有效需求不足正是这个体制转轨新时期的特点。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吗？众所周知，有效需求不足是凯恩斯用于论述资本主义30年代大危机以后美国和西欧经济的，这个命题的提出在西方经济学中被称为“凯恩斯革命”。但是资本主义经济有制度性的抑制群众需求的根本障碍，后者是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这种有效需求不足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吗？何况我国从1995年以来居民收入每年都在增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也以百分之十几的速度增长，1992年是17%，去年也达10%，国内生产总值“九五”期间平均增长8.3%，我国增长并不慢，居民储蓄存款达6万亿。提出我国有效需求不足这一论题，在最初理论界的认同者不多，人们喜欢称之为“买方市场”这一模糊用语。中国经济运行自1995年来出现的新情况、新质态，如何在理论上予以说明，给一个概念，这方面的研究很缺乏。但是事实上的确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不是没有“票子”（有6万亿居民储蓄存款），只是难以变成市场需求。不只是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也不足。当前经济存在着促拉而动得不够，社会投资老是疲软，关键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是一个阶段性现象，今后的走势如何？积极的财政政策还能维持多久？这是急需深入研究的。我认为单纯用买方市场论不足以充分说明这一现实，我们应探讨更深的原因——转型期阶段性有效需求不足。我们应力争顺利解决面对的诸多矛盾，缩短这个阶段，争取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既不能重蹈高速度、高膨胀（14%的增长，百分之几十的通胀），又不能停滞于低增长中，低增长不适应我国新时期的任务，不适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也不适应国际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的需要。
我国当前的有效需求不足可以称为“转型期的综合症”，这是中国转型过程中改革深化阶段难以避免的，但也是阶段性的，只要政策对头，措施得当是可以加以缓解的。我国转型期有效需求不足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那种制度性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改革没到位及经济机制不完善引起的问题，是一个前进中的问题，不是制度问题。我认为，说中国是过剩经济，这不是科学的命题，应该说这是“经济运行中的过剩阶段”代替了过去的“短缺运行阶段”，或称之为“经济过剩运行”。当前的过剩运行是改革深化多种矛盾交织的表现，也将随改革的逐步到位而消失。为什么称为转型期有效需求不足，是由哪些原因引起的呢？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国有制深入改革中出现的消费需求不足及投资需求不足。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投资主体由政府逐渐转为国企，而近年来国企投资积极性又不高。国企普遍效益低，积累少，不可能进行大投资。重点国有大型企业的技改投资靠国家，自主的投资软弱无力。90年代中期国有资金已不用于一般的项目。从消费需求来说，国企职工是不少中小城市消费的主体，而90年代中期，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每年几百万人下岗。在这种形势下，过去城市主体消费力遭到削弱，许多过去购买力兴旺的重工业城市，随着国企的减产、停产出现购买力萎缩。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城市国企改革必经的阶段，是企业改革经历的“阵痛”。可见，国企转型的痛苦调整，大量的下岗和一部分工人收入的下降是难以避免的。
（2）经济市场化与经济结构的矛盾。90年代是经济不断市场化的过程，对企业实行价格放开，自主竞争，自负盈亏，硬预算约束，产品结构已经是由市场来选择。原有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就越来越不适应。不少国有大厂因产品过时，大量积压而发生亏损，由此陷于困境。臃肿的、过于庞大的国有经济结构不适应经济市场化的要求，是企业活力缺乏，投资疲软的重要原因。
（3）体制转轨期的居民消费自我抑制。改革深化会出现转轨时期的储蓄偏好增大和消费的自我抑制。
80年代初，工厂吃“大锅饭”，职工收入低，但收入比较稳定，且医疗、保险、教育等都是公费，人们消费没有顾虑。工厂一发工资，人们就蜂拥购买老三大件：手表、收音机、脚踏车，90年代中期陆续进行了医疗、就业、教育、住房等制度的改革，福利国家的消费开始转变为个人支付的消费，这种情形下自然会出现消费抑制。这种消费倾向下降，不是短时期的现象。当前全面推行的医疗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对消费需求起着制约作用。（4）转型期供给结构僵化，消费新热点难以形成。消费需求的顺利增长，应遵循消费热点转换的规律，由一个热点到另一个新热点，形成消费平稳上升的形态，这样才能产生持续消费需求的拉动，而不是消费拉力时弱时强。
80年代以来，我国消费热点经过了老三大件与新三大件（电视机、录像机、洗衣机）两次浪潮后，第三次浪潮起来较慢，到90年代末，政府采取了刺激消费的政策，住房、小轿车的需求有增长，但目前尚未形成一个新的群众性的消费热点。有效需求不足与供给结构的僵化有关。发达国家厂商为适应消费购买力与消费心理进行不断的创新，不断开发新产品，而我国缺乏活力的国有体制，使企业不能灵敏地适应市场。产品创新、技术创新难以启动，技改多年进展缓慢，低水平重复的经济难以创造有效供给和消费热点，这也是我国转型期的一个特点。近年来我国供给增长中重复建设多，电视机、VCD等生产线一拥而上。低水平重复产品大量过剩；另一方面，服务业，如旅游、教育等产业发展却滞后。有效供给不足也是消费需求难以充分增长的原因。（5）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我国有效需求不足不完全是因为没有“票子”，居民储蓄存款虽有6万亿，但是，据说6万亿存款中80%属于20%的人，也就是说80%的人只有1.2万亿购买力，有钱的人该买的都买了，没钱的人想买又没有足够的钱，要承认这一现实。对于转型期收入差距拉大不必大惊小怪，但也不能忽视。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城市的一些区域出现“新贫困”现象，原来兴旺发达的市景变得冷冷清清，而另一些区域却成了发达的商业区、富人区，这种情况的出现超过人们的想象，它不仅影响有效需求的提高，还将带来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的安定和凝聚力。
（6）转轨中的几个难点。首先是国有企业经济体制的转换，这是最大的难点。要把社会主义国有制企业变成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一场革命。既不能冒进，搞“休克疗法”，不顾条件与可能乱改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但又不能只求稳不改，不改就不能适应市场化，矛盾积累更难办。新中国几十年建立了一大批国有工业支柱企业，只能在改革中求发展，而不能靠国家保，何况国家想保住也没有钱。第二大难点是金融体制的转轨，这方面我们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存在许多问题。国有专业银行需要通过改革成为市场经济中的有资信的银行，要在开放型的经济中生存下去，银行就不能有超限的烂账。为解决银行过多的不良贷款，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措施，加强治理金融秩序，但也出现了银行活力不足和惜贷，有钱不贷。金融紧缩中实行信贷保重点，180多家大企业要保，一部分企业三五年也出不了效益。非重点企业中许多有效益的新增长点受金融抑制而难以发展。有活力的小企业贷不到款，80%的信贷集中于国有大型企业。最突出的表现是农村信用社，烂账多，亏损多。加上农村合作基金，一个省的缺口有几百亿。在农村金融改革中又出现信用社的信贷集中在县市，我国农村信贷薄弱，农村科技进步，品种改良，扩大经营，加强销售难以筹措资金。农村信用社已经不是真正的信用社，也不存在真正的合作金融。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农村增产不增收，而应深入分析和研究农村信贷的现实状况。农民增收必须有信贷的充分的增加，没有信贷的有效供应就没有顺利的增收。农村经济90年代以来增长缓慢，信贷的原因不可小视。中小企业的信贷也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个体私营企业无法找到宽松的贷款环境，台资外资也得不到。四大专业银行无法给中小企业充分的贷款，即使再成立一个中小企业经营部也不能解决中小企业信贷问题。金融如何改革，使其有活力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我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是个更加紧迫的问题。
（7）农村市场开拓问题。农村经济近年来稳定发展，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八五”期间农民平均实际收入增长4%，但是农民实际收入增长放慢。2000年农民收入增长2%，80年代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期增长是10%左右。90年代以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迫切需要深化，要在个体家庭承包基础之上形成有竞争力的农业市场主体。一家一户，几个劳动力，几亩地的细小家庭农场难以提高农业生产力。联产承包责任制不能改变，但又要形成有竞争力的农业市场主体，所以说要探索新的生产、经营形式。农业增长方式需要转变：由传统的农业技术向现代农业技术的转变。上述两个问题都很难解决。比如说，近年农民外出打工者甚多，农田荒废又不能转让使用权。要进行深化改革而又要防止土地私有，农民打工回来没了土地将成为不安定因素。农村改革已经进入了相当艰难的阶段，这是改革中最为困难的领域。另外，农村还需要进行政府管理方式的创新。农村经济要上去，要解决好税费太多的问题，每年都向农村征收1200亿的政府税费收入，贫穷地区积累就成了问题。这是上层建筑管理方式对经济发展的阻碍。当前在治理转型期有效需求不足中，我认为应该认真研究下述问题：
（1）如何搞好既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撑市场需求，又着力于依靠以市场内生力量来推动需求。
（2）如何搞好以财政力量增加工资，更主要争取和形成以企业效益来增加工资收入。
（3）在大力增强投资拉动中，如何形成更积极的消费？
（4）如何在搞好外贸出口（去年外贸出口增长百分之三十几）中，充分启动和依靠内需？认真研究和切实解决好我国阶段性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就能够促进我国新时期国民经济稳定持续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