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成效，内生的经济增长力量仍然软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中表现出“一管就死，一放就活，一活就胀”的势态。在20世纪80年代短缺经济的大背景下，政府治理经济过热、抑制通胀的紧缩措施取得成效后，一旦采取适度扩张的宏观政策，经济就迅速地启动和走向快速增长。1988年10月实行严峻的急刹车式的紧缩，1989年出现生产负增长，1990年生产进入低谷，在及时采取调整紧缩力度措施后，1991年出现快速复苏，1992-1993年经济进入超高速增长，两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接近14%。这样的“一放就活”的运行，表现出宏观短缺势态下，政策松动启动经济的有效性。
20世纪90年代经济运行周期发生变化，出现了一轮经济扩张——长期紧缩——长期复苏的新的运行势态。1993年6月，为了治理1992-1993年的经济过热，实行适度从紧的政策措施，由于避免急刹车式紧缩的负效应，采取逐步加强紧缩力度，使经济逐渐降温。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从1992年的14.2%，逐年回落到1997年的7.8%，零售物价涨幅从1994年的21.7%下降为1997年的0.8%，我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但是这是一次长达54个月的长紧缩，较之1988年10月至1990年底的紧缩期多32个月。
1997年我国已开始实行适度松动政策，在规范银行行为和金融秩序中争取发展，在控制重复建设、调整结构中争取稳定增长。但是却出现了经济启动维艰、增长下滑的势态，增长率持续走低，由1997年的8.5%，下降为1998年的7.8%和1999年的7.1%。相伴随的是物价出现持续负增长，1998为-2.6%，1999年为-3.0%，在我国出现了罕见的通货紧缩。
1998年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断加大政策力度，至2001年上半年发行长期国债3600亿元，带动配套资金7500亿元，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取得积极效果。2000年经济出现了“转机”，增长速度加快，达到8%，通货紧缩有所缓解，达到0.4个百分点的增幅；非国有的投资有了增长，集体经济、个体经济达到9%左右的增长。但是，我国企业和民间投资仍然疲软，骨干国有企业活力仍然不足，企业技改资金增长缓慢，特别是出现了农民实际收入的连年下降，市场商品过剩和有效需求“瓶颈”对经济的制约仍未解除。上述情况表明，实行已届四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尽管取得很大效果，但国民经济依靠自身内生的增长力量仍然软弱。它表现在企业与社会投资不足，增长不稳，即使是在2000年的出口增幅39%的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在第四季度下降到7.5%，2001年初也呈下降趋势。
我国经济在2000年出现的“转折”还未取得应有的良性发展，尚未实现健康复苏。1997年以来的已历时四年多的经济启动和复苏的困难，是改革以来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应该深入地研究这一经济运行的新情况，从经济学理论的高度来弄清它的性质、原因。这样我们才能找到最有效的应对之策，解决我国再生产的深层矛盾，促使新时期国民经济保持必要速度，持续、健康地发展。
二、经济启动的困难——有效需求不足
经济复苏乏力和转换到稳定增长遇到的困难，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经济处在过剩运行的大背景之下和面对着内需不足的制约。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长期处在短缺运行势态下，其特征是投资物品与消费物品供给的大范围的和长期的紧缺。在计划经济时代，短缺运行表现为凭票证供应、排队和黑市。在改革初始阶段，短缺运行则表现为一快（热）就胀。短缺实质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其根子是快速增长的经济及其旺盛的需求，受到供给不足的制约。发展中国家高速增长时期，经济出现短缺运行是不可避免的。短缺经济中增长扩大的空间窄，高增长势必引起高通胀。在短缺运行势态下，紧缩阶段一旦结束和实行松动，走在供给前面的需求就自动地拉动着经济内生的自然增长，从而使经济快速进入高涨。
20世纪90年代国民经济运行势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以9%以上的增幅持续增长，供给能力大大增强；另一方面，全面的体制创新，特别是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的硬化和行为的变化，因而，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国民经济由过去的短缺运行逐步转变为过剩运行。1997年底我国宏观经济实现软着陆后，人们面对着的不再是短缺经济，而是商品供给过剩，库存不断增大，生产能力过剩，价格过度走低，平均利润率畸低。过剩的实质是有效需求的不足，后者成为内生增长的主要障碍，并使政府采取的启动和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难以取得满意效果。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吗？众所周知，有效需求不足是凯恩斯用于论述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后美国和西欧经济的，这个命题及其一整套政府调节经济的宏观政策的提出，在西方经济学中被称为“凯恩斯革命”。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制度性的抑制群众需求的根本障碍，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这样的有效需求不足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吗？何况我国从1993年以来居民收入每年都在增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也以15%以上的速度增长，近年来增长也在10%左右，居民储蓄存款年增数千亿，目前达69000亿。提出我国有效需求不足这一论题，开始理论界的认同者不多，人们喜欢称之为“买方市场”。这一模糊用语难以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运行出现的新情况、新势态，在理论高度上予以说明。但是事实上的确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出现居民储蓄存款超常增大但难以转化为投资和消费。近四年来采取多种政策、措施促进投资和消费，大力拉而动得不够。社会投资老是疲软，消费仍然不旺，现实经济生活表明有效需求不足不仅是现实的存在，而且还是一个阶段性现象。我国当前的有效需求不足可以称为“转型期的综合症”，这是中国转型过程中改革深化阶段难以避免的，但也是阶段性的，只要政策对头，措施得当，是可以加以缓解的。我国转型期有效需求不足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性的有效需求不足。我国主要是改革没到位及经济机制不完善引起的问题，是一个前进中的问题，不是制度问题。我认为，说中国是过剩经济，这不是科学的命题，应该说这是“经济运行中的过剩阶段”或称之为“经济过剩运行”。当前的过剩运行是改革深化多种矛盾交织的表现，也将随改革的逐步到位而消失。
1.投资需求不振是引起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社会明显表现出投资需求不振的局面。199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达到61.8%，为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最高峰，此后，逐年下滑，到1997年仅为8.8%，1998年在采取加大政府投资下有所上升，为13.9%，但1999年又下滑为5.1%。其中国有经济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1992年的48.1%一路下滑到1997年的9.0%，1998年反弹到17.4%，1999年又回落到3.8%。这期间，非国有经济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也呈现出增长普遍缓慢，其增长率1993年为99.4%，到1997年则跌落为8.6%。
1997年以来在我国继续出现的企业减产和投资增长放慢现象，不是经济运行中自我调整性的投资收缩，而是体制性的投资不振。具体地说：（1）国有企业改革的滞后。在市场化全面推进中，改革滞后的国有企业因竞争力弱而日益陷于困境，甚至出现经营和效益危机，从而企业缺乏进行技改和扩大投资的能力。
（2）国有经济结构的缺陷。由于传统的国有经济大一统模式未能得到改变，造成国有资本在行业布局上无所不包，而且使企业资本稀薄，自有资本金不足，从而缺乏投资能力。另外，国有企业低水平重复配置十分严重，产品雷同、“小”而“散”的企业林立，不正当和致命的竞争又使企业互相削弱，企业扩大投资的能力也就不断趋弱。
（3）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由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滞后，金融体制内在摩擦多，在加强监管中出现了银行和信用社的“惜贷”现象。由于资本市场尚处在发育过程中，上市股票总量小，债券特别是国债发行不足，还缺乏能充分动员居民和社会资金进行投资的工具。另外，企业直接融资还缺乏充分的空间，资金资源配置效率低，许多真正具有竞争力的优势企业的投资需求得不到满足。中央银行由于进行货币总量调控的工具缺乏和功能软弱以及传导机制的障碍，还难以有效发挥调节货币供应，以及调控信贷和投资的功能。这些表明，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体系的居民收入→储蓄→投资的转化功能在我国十分薄弱，是我国当前机制性的投资不振的重要原因。2.消费需求萎靡是引起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另一重要原因。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一方面，国内生产总值的基数不断增大，另一方面，1992年以来的高增长中却未能使消费率有所提高，相反地在显著下降。1978-1991年间，我国消费率均保持在60%以上，从1992年起，下降到60%以下，1994年、1995年分别为57.3%、57.5%，这是除1959年消费率下降为57.1%的最低点后又一度降到的历史最低点，1992-1998年平均为58.4%。再从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来看，1996年以来也是偏低的，1997年、1998年分别为0.58、0.55，为1986年以来的最低点。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是不断下降的，1997年、1998年两年已经下降到最低点，分别为0.79和0.77.这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消费需求是萎靡的。消费需求增长滞后是转型期经济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主要是由于改革深入发展时期的体制摩擦，也由于增长方式转换的困难。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趋降。随着经济市场化的发展，竞争的加剧，以及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大改组时代的到来，出现了失业高峰，1997年以来每年近800万～1000万职工下岗，加之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的硬化和“超分配”的受到抑制，职工收入增长缓慢，1996-1999年年均增长为8.15%，远远低于1986-1995年期间年均增长19.43%的水平。
（2）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放慢，消费倾向下降。由于农村制度创新和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推进的困难，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出现了农村经济的徘徊和农民收入增长的放慢。1998年、199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仅为3.4%和2.2%，2000年更进一步下降，从而使消费需求的重要支撑力日益减弱。相应地，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从1995年以来持续下降，1997年、1998年这两年已降到最低点。1997年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仅为0.05，到了1998年则为-0.12.
（3）转轨期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完善，收入差别过大，两极化的趋势明显，作为社会消费支柱的中间群体收入水平低、增长慢，这种收入结构畸形化造成收入增长的消费需求弹性下降。
（4）体制转轨期的居民消费自我抑制。
20世纪90年代中期陆续进行了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等制度的改革，福利国家的消费开始转变为个人支付的消费。在进行上述制度改革过程中，由于社会保障的严重滞后，出现居民预期支出的增加和即期消费的自我抑制往往是难以避免的，从而造成居民消费倾向的降低。（5）商业流通体制的缺陷，造成销售渠道不畅，买难卖难制约着市场的开拓。银行消费信贷和租赁交易等销售形式发展的滞后，也成为消费品市场难以开拓的重要因素。
（6）转型期供给结构僵化，低水平重复的经济难以创造有效供给和消费热点，消费新热点难以形成。有效供给不足也是消费需求难以充分增长的原因。总之，根据上述分析，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了转轨深化阶段的有效需求不足，具体表现为投资需求不振和消费需求萎靡，从而形成了经济过剩运行。我们要从理论上认清：这是一种机制性的有效需求不足，体现了转型中的体制矛盾交织，可以说是一种“转型期的综合症”。这种有效需求不足是阶段性的，只要政策对头、措施得当，是可以加以缓解的。
三、切实启动有效需求 促进经济健康
复苏当前在治理转型期有效需求不足中，我认为应着重研究和解决以下问题：
1.既要千方百计扩大外需，更要着眼于扩大内需。扩大出口，保持旺盛的外需的拉动力，对于促使我国经济保持适度高速增长十分必要。但必须看到像我国这样拥有12亿多人口、处在快速发展中的大国，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主要应依靠国内需求。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的动荡和当前美国经济下滑，2001年我国出口的不稳定，进一步表明将增长立足于内需增长的重要意义。
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我国国内需求增长的放慢和总需求的落后于总供给，是体制转换和增长方式转换的一定阶段的现象，只要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加快增长方式转换，采取有效的启动经济的政策、措施和大的动作力度，我国内生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完全有可能转旺和发挥主要拉动力的作用。因此，在21世纪的新时期，我国有必要千方百计重振内需，并将它作为一项长期战略。
2.大力促进主要由政府力量拉动的经济向市场内在力量拉动的经济的转换。针对内需不足，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已是第四年，取得积极效果，打断了一度出现的生产下滑，近两年经济保持良好增长。目前，政府投资的基建已达到1.4万亿元，增加长期国债达3600亿元，我国经济呈现出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增长。市场经济运行中在经济降到谷底后的启动期，实行阶段性的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增长是必要的，但是不可以长期持久，长期依赖财政资金和政府投资支撑经济运行，会对全面的体制创新起抑制作用，不利于加快体制转轨。而且财政赤字也在增长中，尽管还处在可承受范围内，1999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4%，但是财政赤字逐年增长潜伏的危险，是不能忽视的；另外，也要看到依靠财政资金进行的基本建设缺乏微观效果的社会资金使用负效应。
目前的发展势态表明，2000年开始出现的“转折”十分吃力，经济运行尚未进入健康增长，内需不足和市场商品过剩仍然是经济的严重制约。根据国家经贸委的调查，当前一方面603种工农业产品中有500个供大于求，而另一方面至7月末城乡居民储蓄仍高于去年同期，7月份比去年同月多增50亿元，居民“吝购”心理还很明显，市场销售还未见明显转旺。就投资而言，尽管2001年非国有投资出现增长，但是民间投资总体上仍处于疲软状态，处在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中的国有骨干企业，仍然缺乏投资积极性，国有商业银行大量储蓄处于沉凝状态，来自市场主体的投资动力薄弱。当前出口增长放慢更给经济运行带来困难，基于上述现实状况，当前仍需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无疑的，财政政策面临着两难，继续扩张，会面对赤字风险；过早“下马”，会使增长“熄火”；可取之策只能是实施再一度的、能更加有效启动社会投资和刺激消费的扩张性财政政策。
它包括以下方面：
（1）在实施政府投资的大规模基础设施中，要将争取宏观效益和讲求微观效益相结合，千方百计节约建设资金。
（2）在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中进一步实行政府投资与社会投资相结合。例如在交通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划定适当的领域，放手引进民间投资；例如更大胆地尝试引入BOT（即建设—经营—转让）和TOT（即转让—经营—转让）的经营方式，鼓励、支持社会资金参与政府项目的投资、建设与经营。
（3）大大加强对改制、改组和结构调整中国有骨干企业的财政支持，促进企业进行技改，在开拓新产品中走入良性循环，这是培育和形成依靠内生经济力量的增长的重要环节。利用发行债券，建立基金，支持企业技术改造，特别是为高科技项目进行贴息。
（4）把对企业投资的支持与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实行公司化、集团化和跨国经营相结合。
（5）采取多种方式，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如对中小企业进行融资担保的金融公司的兴建，以及为中小企业进行的有效技改提供财政支持。
（6）对为农村和农民提供信息服务、科技服务以及职业教育服务的机构提供财政支持。总之，政府在用财力启动经济时，除了发挥好政府创造投资需求的拉动功能，更要千方百计发挥好政府投资撬动社会投资的作用，以及带动企业良好经营活动，培育和加强市场主体的经济实力、投资能力的功能，真正实现政府投资投下去——社会投资撬起来，大力争取在一个不长时期以财政扩张实现经济向以内生的力量为基础的增长的转换。
3.继续启动消费。当前企业和民间投资力量软弱的症结，在于消费需求不旺，市场空间狭窄。因此启动社会投资，必须进一步启动消费。
2001年继续提高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离退休人员工资的政策是有必要的。鉴于我国处在国企深化改革的阶段，下岗工人增多，一部分城镇的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缓慢和新贫困现象的出现，提高城市居民最低生活收入线、下岗工人生活补助费和低收入阶层的工资，从而提高作为社会消费支柱的中间群体的收入水平，是我国目前及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财政支出的一项重要内容。
另外，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以及加大对科技创新人才的奖励，逐步提高他们的生活条件与收入水平，为科技院所和大学创造出“留得住人”的制度环境，也应该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着眼点。当前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投入，不仅是对还在增长中的失业、老、病等人员解困的需要，而且以国家财力为社会保障体系奠基，强化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功能，将成为促使居民消费倾向提高，形成更积极的消费，强化消费拉动的重要关键。
4.充分发挥税收杠杆启动经济的作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加强税收征管，保障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财力。但是财政与经济，政府财力与企业经济实力是一对矛盾，必须正确加以处理。从理论上说，在启动经济、培育与强化市场主体的投资实力的时期，应该对企业实行“轻徭薄赋”，即减低税负。可以研究对增长快速、拉动力强和关键性的产业领域实行适当减税。用好税收杠杆，促进关键性产业和企业的改革、改组以及技改和发展。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少农民税负，更是当务之急。总之，为了提升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效果，更有效地实现启动以内生力量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在当前进一步发挥好税收杠杆刺激有效供给的作用，使其与政府进行基本建设投资、创造和扩大有效需求的功能相结合，就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