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年谱》是先生的处女作。先生十一岁时，徐志摩的堂妹徐惠君嫁进陈家，成为先生的二嫂（后来先生母亲去世，由二嫂抚养成人），童年时就知道徐志摩的大名，家中书架上放的《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巴黎的鳞爪》、《猛虎集》等都是徐志摩的著作，先生还曾在家中花厅里见到过他的背影，总是消失不了。十三岁进蕙兰中学读初中时，一年级的语文课本里就有他的《想飞》一文，先生一读到“飞”，童心就被他引入云端。十四岁时，听到他在山东坠机的噩耗，很伤心。先生爱读他的诗文，徐志摩的性灵感染了先生的气质，因为喜爱他，就自然而然地留心诗人的事迹。后来先生与徐志摩亲姑妈的女儿蒋定结婚后，跟徐家和徐家的亲戚接触就多了起来，随着收集到的珍贵资料的不断丰富，对徐志摩在感情上也由崇敬转向深入研究了，并于1949年编好了《徐志摩年谱》。徐的前妻张幼仪见到《徐志摩年谱》后，写信给先生说：“从周弟爱摩之心，胜过儿孙辈。”《徐志摩年谱》出来后，立即成为当今世界上研究徐志摩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宝贵资料。
先生多才多艺，诗、文、书、画、印、曲、琴、棋，样样精通，绘画上成就更大。1948年30周岁时，曾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以“一丝柳、一寸柔情”的诗情画意蜚声上海画坛。随后出版《陈从周画集》，张大千先生为奖掖自己的得意门生，欣然为其题签。先生的画得张师大千先生真传，迅速成长，很快成为著名画家。到了八十年代，先生的画被列入国宝之列，政府禁止出境。但是，先生从不卖字画，只把字画篆刻当做交流交际和传递情感的工具，先生常说：“翰墨只把缘来结。”上至市长、书记，下至司机、门卫，他都曾为之写字绘画，一时传为美谈。
十年浩劫之后，先生获得新生，焕发了青春，无论教学和科研都成果累累，又是上海市的人大代表，文物保护委员会委员，工作忙，任务重，但心情舒畅，精力充沛，精神饱满，信心十足。家庭也幸福，两个女儿都出国留学，两位女婿都是博士，独子结婚了，子媳都孝顺。可是，正在先生享受天伦之乐、发挥余热、安度晚年之时，不幸的事接踵而至。1986年，相濡以沫四十多年的妻子病逝了，1987年留美的独子被害了，古稀老人经不起过度悲伤的接连打击，再加上工作压力重，先生病倒了，胃出血、小中风、身体垮下来了。幸好先生得了个宝贝孙女媛媛，她陪着爷爷一天天长大，“紧抱孙儿望后来”，使得几乎麻木的老人又重新振作起来。后来，媳妇和孙女搬走了，先生更加孤寂了。“以园为家，以曲托命”是先生晚年刻的一颗章，也是他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他是在自己酷爱的园和曲中度过最后岁月的。
二、陈从周的本色人生
先生是中国普通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在他身上闪耀着传统知识分子自然本色的光辉。
从小他就受到儒家思想熏陶，把“蒙学”、“诗学”、“经学”等典籍都读在嘴上，记在心里，爱祖国爱人民的思想也就深深地扎下根了。先生生于祖国内忧外患的时代，读小学时就高唱：“长江长，黄河黄，是我祖国的荣光，是我同胞的故乡……”这首爱国歌，给他幼小的心灵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陪伴他经历了风风雨雨，他说：“每次在长江中、黄河边，我都要默诵这词句。祖国美丽雄伟的景物，通过这淳朴的歌词，对一个中国人来说，起着潜移默化的爱国主义教育。”半个世纪之后，先生垂老情怀依旧不改，教自己的小孙女媛媛唱的还是这首歌。唱起这首歌，先生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又见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一样。他的爱国思想一直贯穿在他的行动之中，他小学、中学、大学都曾在教会学校学习，但他从没有沾上崇洋媚外的思想。有些人要出国了，总要买套西装来穿，但他多次出国，穿的就是人民装。当他穿着人民装在国外的街上行走，有些外国人一见到他，就翘起大拇指对他说：“你是北京来的”时，他内心立刻涌起一种无法形容的民族自豪感和自慰情绪。他深深地感受到，只有国家昌盛了，个人在国外才能受到尊重。
1978年冬，为筹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的中国园林“明轩”，应邀赴美国纽约。他想在百忙之中去拜访自己的恩师张大千先生，劝说恩师回大陆定居。经多方打听方知恩师早一年已离美去台湾定居了。在美期间，只要有机会见到华人学者或他的朋友，他都以对祖国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赤子之心去劝说他们回国做贡献。他赠给自己尊敬的好友、世界著名的华人建筑家贝聿铭先生的一首诗曰：纽约赠贝聿铭建筑师树高千丈叶归根，缩地移天若比邻。装缀山河凭妙构，兴移点笔故园春。
希望贝聿铭先生能“叶归根”，用他的奇思妙想来装点祖国山河，使“故园”满园春色。他给他的友人、著名画家、美籍华人王季迁先生的诗，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纽约赠画家王季迁洞庭长爱鱼莼美，吴下名园最忆君。愿乞他年终老约，白头还写故乡春。
寄居海外的友人常为他的深情和真诚所感动，也把他当知心朋友，向他倾诉心中的不满和疑虑。有位友人对先生说：“祖坟挖掉了，祖宅毁掉了，家谱烧掉了，还有什么根可寻？”先生理解他的心情。为了纠正极“左”路线的错误，他作为人民代表，特地为此写了“关于保护名人名居的提案”。先生说：“家可爱，国亦可爱，家和国作为一个人是不能忘情的。”“修身、养家、治国、平天下，身、家、国、天下四者不能分割。”当在海外的华人和台、港、澳同胞回大陆的时候，看到自己的祖坟、祖宅、家谱都被毁了时，他们的心境是可以理解的。他在《故居》一文中说：“历史文化遗迹，我们不能破坏得太多，可保留的应该保留，给人们有个寻根的地方。尤其阔别大陆四十多年（此文1990年写）的大陆去台的台胞们，我们更应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这对统一祖国是有好处的。”先生想的比一般人要深远得多。
爱故乡是深爱祖国的表现。先生的老家虽然早已无片瓦寸土，整体环境也变得面貌全非，就连“散花滩”也已变成半岛，与陆地连在一起，那里的人连“散花滩”的地名也不知道了。可是，先生在半个世纪之后，仍然记得清清楚楚。他不但记得当年的老宅与花园，街坊邻居，当地的主要建筑大王庙、戏台、纸商会所的蔡侯殿（蔡侯是汉代纸的发明家蔡伦）以及邻居家中的匾额、对联、界石上的石刻等，还记得童年时眼巴巴地盼着过新年的情景。“年三十的吃，年初一的穿”，所有的习俗、礼数都能说得清、道得明。幼年、童年记忆中的点点滴滴，都能清晰地呈现在眼前，仿佛就像昨天一样。
先生生长在杭州西湖边，对家乡有一种特别深厚的爱。他虽离乡多年，但家乡的湖光山影时绕梦寐。在他的辞世之作《梓室余墨》里，有关家乡杭州的，就有七十多篇。对家乡有特色的、有名气的建筑、园林、名特产品、饮食习惯、文化、教育以及历史上有贡献的文化名人都有详尽的记述，如数家珍。正因为对家乡爱得深切，所以对家乡建设中的问题也从不吝言。例如先生看到西湖北面栖霞岭下造了高楼大厦，北高峰上造电视塔和缆车，北山街和孤山边上建起超体量的大宾馆、大餐厅、大饭店时，就多次指出，西湖穿上西装后，四周的山变矮了，湖变小了，自然美被破坏了……为此痛心不已。八十年代旅游发展后，他看到西湖北线游人拥挤而南线清冷时，一再提出重修雷峰塔作引景，吸引游人，让南线热起来的建议。
在整修郭庄、俞楼和开发西溪湿地、钱江新城等方面也都提出过不少富有建设性的主张，这些意见都从整体上提升了杭州城市的文化品位，为家乡的建设作出了贡献，使西湖和钱塘江都变得更美了。
先生的祖籍是绍兴，祖居地是道墟杜浦陈家。“毋忘水源木本”，这是陈家的祖训，他十多岁时曾坐船回祖居地，半个世纪之后，垂老情怀，又回祖居，站在父亲修建的陈家祠堂前，望着涓涓细流，低回沉思，想起世代务农的祖先，对老家的依恋，对祖宗的怀念，真是别有一股滋味在心头。他对祖居地的深切怀念，在他来说，还有一桩深藏在心底的情结，就是道墟在清代出了一位大史学家章学诚，他是黄宗羲创立的浙东学派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在章学诚的著作《文史通义》中以“六经皆史也”的立论而著名，所有这些当地人都早已忘却了，唯先生难以忘怀。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先生努力下，在道墟终于寻找到已被忘弃的明代建筑章家祠堂，经先生的大力推荐，当地政府立即兴然作出保存并修整章家祠堂与周围建筑及园地的决定，为绍兴这个人才辈出的地方，又添上一笔靓丽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