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诗派在80年代以前是受到研究者的冷落的，除有文学史著作提及以外，专门的研究文章阙如。自80年代以来，屡屡有人写专文讨论江湖诗派的问题，至1995年张宏生出版专著《江湖诗派研究》，成为这一诗派研究的一个高潮，研究成果比起其他宋代文学的流派研究来，也就显得并不逊色了。总结20世纪关于这个诗派的研究，大致涉及到以下诸方面的问题。
一、江湖诗派的形成及界定
一般认为，江湖诗派是继永嘉四灵而兴起的一个诗派，因陈起刊刻的《江湖集》而得名。胡云翼《宋诗研究》说：“江湖派的由来是这样的：最初，宝庆元年，有钱塘书贾陈起者能诗，凡江湖诗人，俱与之善。因取江湖之士以诗著者，凡62家，刊为《江湖小集》。后来这些《江湖小集》里面的作家，都被称为江湖派（据方回《瀛奎律髓》）。《四库提要》云：‘四灵一派，摅晚唐清巧之思；江湖一派，多五季衰飒之习。’其意似尊四灵体而贬江湖派。但据《沧浪诗话》所云，则江湖诗人多效四灵之体，盖亦宗尚晚唐者也。”梁昆《宋诗派别论》将“江湖派”列于“四灵派”之后，认为江湖乃隐士布衣栖游之地，江湖诗人非隐士布衣即不得志之末宦，“当时有陈起与江湖诸人相友善，于是刊刻《江湖诗集》、《续集》、《后集》等书，后人以《江湖集》内诗气味皆相似，故称之曰江湖诗派”。他指出：陈起所刻的江湖诸集散佚颇多，后经清四库馆人之整理，为《江湖小集》95卷，《后集》24卷，此两书所载诗人凡109人。在这些人中，爵位显达的洪迈、吴渊等人的集子“为宋刻所无，并属书贾伪作编增，非陈道人原书所有，实不当列入江湖诗派；诸家诗亦非个个精粹，其最足述者，惟姜夔、戴石屏、刘过、高翥与刘潜夫五人”。除了说明江湖诗派的形成的大致原因，还对这一诗派的成员做了简单的界定。
上述看法，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人们的共识。如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认为：“从四灵发展，在诗坛另成一个集团的，便是以《江湖集》得名的江湖派。”并指出：那时有一群人，在政治上得不着地位，不少装着山人名士，到处流浪，说大话、游山水，作诗唱和，成为一种风气。当时有一书店老板，钱塘人，也能写诗作文，附庸风雅……因与那些江湖诗人交游，于是出钱刊售《江湖》诸集，风行一时，后人以集中诸人的风气习尚相似，故称为江湖派。他们对于诗，并没有确定的主张，虽不满意江西诗派，但也有学江西诗者，虽不满意四灵，但许多也感受着四灵的影响。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三）也说：“南宋中叶以后有所谓四灵诗派、江湖诗人，他们是江西诗派的反响，代表南宋后期诗歌创作上一种倾向。”“江湖诗人的得名是因南宋中叶后杭州书商陈起陆续刻了许多同时诗人的集子，合称为《江湖集》而来的。”又说：“所谓江湖诗人，大都是一些落第的文士，由于功名上不得意，只得流转江湖，靠献诗卖艺来维持生活。他们的流品很杂，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生活接触面比较狭，政治上偏于保守，只希望在文艺上有所专精，以赢得时人的赏识，近于所谓‘狷者’。我们在前节里叙述的姜夔是这类人物的代表。一类是生活接触面比较广，对当时政治形势比较关心，爱好高谈阔论以博时名，近于所谓‘狂者’。戴复古、刘克庄就是这类人物。”
80年代以后，江湖诗派的研究得到了学界的重视，在有关这一诗派的形成时间和成员界定方面有了新的说法。
关于江湖诗派的形成时间。按照已有的说法，应以宋理宗宝庆年间陈起编辑《江湖集》引发的“江湖诗祸”为标志，这已进入南宋后期，但费君清在《〈永乐大典〉中发现的〈江湖集〉资料论析》一文中，认为当“以《江湖集》的出现为基点向前追寻”。张继定在《论南宋江湖派的形成和界定》一文中认为，江湖诗派是在“南宋中期光宗宁宗期间逐步形成的，而且在嘉定后一阶段逐渐替代了四灵派在诗坛上的主导地位，而到了南宋后期即理宗宝定以后更是江湖派的发展时期”。因为“考刘过和姜夔的有关史料和作品可知，他俩主要生活于南宋中期，经历了孝宗、光宗、宁宗数朝，与四灵……等差不多生活在同一时代。二人一生均不得志，长期流落江湖，‘客食江湖间’。但词名卓著，诗也各具特色，刘过的诗富有爱国激情，出语豪纵，风格与江西派和四灵派截然不同”，对以后的江湖诗人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为江湖派之前辈和先驱。刘克庄、戴复古和陈起比这二人稍晚些，刘克庄成为江湖派领袖的时间大约在嘉定后期。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认为，江湖诗派的出现应以嘉定二年（1209）划线，因为：第一，陆游卒于嘉定二年，至此，南宋四大家俱已谢世，江湖诗派有了填补诗坛真空的必要与可能；第二，《永乐大典》引录的《江湖集》并非陈起原刻，不能如实地反映当时的原貌；第三，陈起刻《江湖集》，出于多种考虑，主观上并不一定是通过刊行诗集列一份诸籍江湖诗派的名单，收入《江湖集》的作家，并不一定都是江湖诗派的成员；第四，《江湖集》所收绝大部分是南宋诗人，尤以南宋中期为多；第五，《江湖集》既总结了宝庆之前一个阶段的创作成果，也推动了宝庆后江湖诗风的大普及；第六，由于陈起刊刻《江湖集》，使得江湖诗人作为一个群体在诗坛上站了起来，由过去散漫的组合，一变而为集团性的行动，大大扩展了诗派的影响。他说：“江湖诗派的主要活动时间应是在南宋中、后期……因此，我把上限定为嘉定二年（1209）。是年陆游卒，至此，代表南宋诗歌创作成就的‘南宋四大家’都已下世，江湖诗派开始正式登上诗坛；下限定为景炎元年（1267），是年元兵攻入临安，南宋亡，诗风亦开始发生较大的变化。”
二、江湖诗风
江湖诗人因遭遇相同而气味相投，诗风也大体相近似。梁昆《宋诗派别论》认为，江湖派之习尚与四灵派无大异，作者喜好简淡微婉轻清虚明之诗。他说：“综观江湖诸家，大抵近体之作多而高，古体之作寡而劣，窘于篇幅，浅于情意，其高者风辞警隽，音调浏亮，其下者骨趣猥俚，气象孱弱，甚至于有蔬笋气，有衰飒气，为山林枯槁之调，为纤琐粗犷之习，千人一篇，千篇一律，诗道至此，可谓一劫！”又说：“江湖诗派另有一恶习，不系于诗，而系于人，即干谒公卿之风是也；虽非江湖诗人尽然，而染之者固比比皆是。此风唐已有之，然止请求品鉴以获名位而已；若江湖诗人，则毁谤要挟乞金求玉矣。”如此说，则诗品与人品皆无可取之处。这也是在比较长一段时间江湖诗人的作品不受重视的原因。
胡明《江湖诗派泛论》认为，江湖派打出晚唐旗号来与江西抗衡，方略主要有两点：一是以捐书以为诗来攻“江西”的资书以为诗，以白描对付獭祭；二是以一字一句浮声切响之锻炼精巧来攻“江西”的连篇累牍、汗漫无禁。由这两个主要方略便透出了他们的主要习尚和风气。所以他们的诗像“四灵”一样，“显得格卑而气弱，流于尖纤薄碎、窘促寡苦的可怜境地”。所以“窘于篇幅，浅于情意，骨取猥俚，气格孱弱”就成了江湖诗派被贬的原因。文章认为：“江湖诗人作诗的毛病当然要客观地批评，但不应一语抹煞，说成全无是处。他们的反形式主义，主张坦白抒情，不受书本子束缚，以及某些虚明微婉、清圆轻灵的风格似也应该受到肯定。”提高对江湖诗派作品的评价是这一时期学者关注的问题。费君清在《对南宋江湖诗人应当重新评价》一文中指出：“江湖诗祸”表明，这些江湖诗有着特定的创作背景，能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和抨击统治者的罪恶，引起统治者的恼怒和惧怕。从将它们“皆指为谤讪”，大兴诗狱进行报复的事实，也可以看出他们的确是击中了统治者的要害，具有较大的威力。因此，笼统地指责江湖诗人为没落王朝装点门面和粉饰太平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作者认为有些优秀的江湖诗人“已经认识到诗歌的社会作用，因而能自觉地用诗歌来表现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情绪，发挥诗歌的社会作用”。虽然同样认为江湖诗人的作品具有深厚的社会内容，张宏生《“江湖诗祸”的产生及其影响》一文则认为，江湖诗人并没有什么“讪谤”之心，刘克庄、曾极、陈起被指控的诗歌“与发生在宝庆元年的济王之事未必有直接关系，李知孝等人摘取诸作，是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从作品本身来看，这些诗或怀古，或伤时，或咏物，都是南宋诗人经常歌咏的主题，并无非常明确的针对性”。作者认为，当政者之所以诬陷这些江湖诗人，“除了某些一时难以指定的政治原因外，大概与一些个人恩怨不无关系”。
张毅在《宋代文学思想史》中指出：“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江湖诗人是站在真德秀等人一边的。而且江湖诗人中有的自称为理学家的门生，有的兼有理学家的身份，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可以看到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但江湖诗人多为布衣游士和仕途不达而遭贬谪的末宦，他们在国家多变故、江河日趋下的社会环境中游荡江湖，进退无据，于是结为诗派词社，唱和酬咏，消磨岁月。其创作带有穷而后工的性质，在超尘出世的清远境界的向往中充满了对此尘世无常的盛衰悲慨。出于求生存的需要和才智之士不甘寂寞而求表现的欲望，他们中有的人以诗词干谒公卿、结交权贵，大胆讲出自己的个人欲望而不加掩饰，率真地表达自己的痛苦忧伤和迷离凄苦，在人格方面多为道学气较重的正人君子所讥评。由于地位身份和创作心态的不同，江湖派的文学思想与代表官方意志的正统文学思想格格不入。最突出的是不以读书穷理、诚心诚意为务，属意于苦吟，追求别材别趣，倡诗禅合一之论；进而讲体格，论工拙。探讨诗法词法，醉心于诗词格律和艺术表现技巧。诗家欲取晚唐体与江西体之长而去其短，词人欲并典丽绵密和骚雅清空为一体，均带有重艺术重审美的倾向。这些都是正统派文人所鄙弃和反对的。然而就文学思想自身发展而言，这才是当时文学创作思潮的主流。”
张宏生的《江湖诗派研究》说：“在江湖诗中，南渡诸公的那种昂扬的斗志和积极的精神大大削弱了，代之而起的，更多的是个人生活感受的抒发。”并认为正是在这种“衰气”之下，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这批下层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他将江湖诗人的主题取向概括为：有忧国忧民之怀，说“许多江湖诗人对社会现实是并不冷漠的，尤其应该提出的是，作为社会的人，他们的脉搏始终与时代跳动在一起”，当时所有与国家安危有关的时事，在他们的诗中都有反映。总的来看，这类诗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上比起南宋前期和末期的诗歌为弱，在某种意义上，是“衰气”的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中，更多的是反映行谒江湖之悲、羁旅之苦和对友谊的追求，“由于缺少自我提升的意识，他们的情感不能指向更广阔的层次，于是在生活选择上，更重主观感受；在情感表达上，更为纤细深婉”。关于江湖诗人作品的审美情趣，该书从四个方面做了论述：1.纤巧之美。表现为小、巧、纤、细四个方面，笔下的自然景物多是小桥流水，夏木秋蝉；在体裁上多取近体，不选古体；用笔细微，刻画细腻，“小诗在描写上往往很细腻，在形式上往往很精巧，而在情态上则往往很纤秀”。作者指出，大与小不是价值判断，而是审美判断，只能说明江湖诗人才力较小和爱好较偏，如果进一步断定他们“气格卑”，将二者视为因果关系，就不免偏颇了。2.真率之情。率性而作，任情而发，诗歌就往往直抒胸臆，表现出不假修饰、一气呵成的特色，其中又从四个方面作了论述：（1）用笔往往一气直下，颇少峭折之致；（2）近体多用流水对；（3）七言律、绝多用复词对仗；（4）顶真和重言的句式。“这种特色无论在他们表现亲情、友情的诗中，还是在他们陈述对社会人生看法的诗中，都有所反映。当然，最能说明问题的，无过于他们对个人欲望的坦然表白了。”3.俗的风貌。首先是题材之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一些表现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城市中近侈近靡生活的作品，能够找到一些表现爱情生活的内容，其次是手法之俗，一是露而尽，二是浅而近，三是对仗求工，四是句意求熟，包括字句的陈熟、命意的凡熟、律调的轻熟。在诗中大量运用俗语，包括诗歌的口语化，以谚语、习语、方言等入诗。4.清的趣味。包括语言之清新、境界之清寂、风格之清瘦、辞气之清和。他们还追求“圆”，“指诗句虽经刻意锤炼，却仍然自然平易，从而与江西诗人的追求奇峭区别开来”。作者还设专门一章分析了江湖诗人作品的时空意识、意象结构，指出他们作品的空间是狭小的，所包蕴的时空意识以个人为主，使得许多诗人对当下感、现实性特别重视，作品也就多呈现此时此地的特色。注重现时，多是因为对未来缺乏信心，在他们的时间意识中缺乏历史感，怀古咏史的作品比较少，偶有一些，也比较平泛，没有深沉的思想内涵。他们在意象方面过于注意自然物象的细微之处，过多地把审美目光注入其中，往往会限制诗人的视野，减弱作品的容量。他们笔下的意象往往是很常见的，用字既不生僻，结构也不奇特，且使用长期以来递相沿袭的意象，使得许多诗作带有模仿的痕迹，其意象还有重复和支离的缺点。
在《江湖诗派研究》中，张宏生对江湖诗派的形成、江湖谒客的生活形态等问题作了详细全面的探讨。认为：江湖诗派兴起的社会因素有六：一是宋室南渡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二是土地兼并导致了阶级结构的巨大变化；三是不断增多的冗官造成了士人进身之路的困难；四是通货膨胀引起了士人生活水平的下降；五是士人的生活俸禄不丰厚；六是受着城市生活的吸引，许多士人追求侈糜。文学因素中，除了对江西诗风和力学诗风的反动以外，“文学见解、创作风格的一致，是江湖诗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但是，江湖诗人能够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是与诗人们愈加鲜明的群体意识密切相关的，其中起着重大作用的是诗社”。个人因素主要是陈起的组织作用和刘克庄的领袖作用。陈起“为江湖诗人刊诗，常常兼有选家的身份”，“他往往直接向诗人索诗，有类于现在出版社的组稿”，他的书铺是当时诗人活动的一个中心。最能够反映出其影响的是他在宝庆元年所刊行的《江湖集》，这部诗集标志着江湖诗派开始左右诗坛，管领一代风骚。刘克庄诗名很大，在当时诗坛上成就最突出，又喜欢提携后进，受到江湖诗人的追随，有着比较丰富的诗歌创作理论，在江湖诗派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江湖诗人的生活状态，他指出，南宋的江湖谒客“生活在商品经济空前发达的时代，有着强烈的物质欲望，他们漫游江湖，行谒贵门，往往是生活的主要内容，甚至是全部内容，不少人的一生都是在这种状态中度过的。这种情形，反映出日渐发达的商品经济对读书人的影响”。投献诗作可以换来达官贵人的资助，诗便成了谋生的手段，“而这种风气一旦蔚为大观，文学也就在客观上进入了市场，从而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但江湖诗人对艺术的商品化是不充分的，他们的艺术市场也是狭小的，“他们似乎更重达官贵人的赏识，因而游谒权门者，络绎不绝。这一点，虽然能够得到很现实的解释，但也充分反映出他们远未摆脱前代的影响，其结果便是造成了艺术商品化的不彻底性，在另一个方面，也体现出了迄今仍然存在的艺术的依附性”。
关于江湖诗人的界定。梁守中在《江湖诗派与江湖派诗》
一文中指出：江湖派是紧承江西诗派和永嘉四灵之后所出现的一个诗派。它的成员，大多是一些落第文士，由于功名上不得意，只得流转江湖，依人做客，靠献诗卖文为活。这些人流品很杂，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生活面较宽，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比较关心，对人民疾苦比较同情，喜欢放言高论，感伤时事的，如刘克庄、戴复古、刘过等人；一类是生活面较窄，对政治不甚关心，只希望在文艺上有所专精，以赢得时人的赏识的，如姜夔便是最突出的一个。他虽然与达官交往，却能超然自拔，有所不为。另如葛天民、叶绍翁等人也可归于这一类。另有一类，是以诗文干谒公卿，奔走权门，以求利禄的，如高似孙之流便是此类。文章指出，江湖派中人，大多关心时事，关心人民，因此有价值的作品不少，远非只是啸傲田园、寄情泉石的永嘉四灵所及。以前，不少文学史家往往把江湖派从属于四灵派，认为江湖派诗人只是追随四灵，一味仿效四灵，承袭晚唐的流风余韵，其实，论其诗歌成就，永嘉四灵是比不上江湖诗派的。文章还认为，方回、钱谦益等人一概贬斥江湖诗，是不合理的。
张继定在《论南宋江湖派的形成和界定》一文中认为，江湖派应该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思想上忧国忧民，倾向进步；二是在艺术上突破江西和四灵的藩篱，广泛取法，自树一帜。作者指出，江湖派的诗人很注重学习杜甫，并非要与四灵一起推翻江西派师法的杜甫。但“江湖派提倡盛唐诗风和学杜，与江西派以学杜相标举，有着原则的差别”；后者更多是在用事、用字、拗句、拗律等形式方面，而江湖派则重在其“伤时忧国等思想精神方面”。因此，作者认为对江湖派的界定应有以下标准：第一，江湖派诗人应该是生活在南宋中后期的江湖诗人；第二，他们具有一般江湖诗人所共有的属性和“江湖味”；第三，他们的诗大体能跳出江西诗风和四灵诗风的圈子，自成一种风貌；第四，有诗选入《江湖集》丛刊而其风格的主要方面有别于江西派和四灵派的；第五，与江湖派的元老、领袖和代表人物如刘过、姜夔、戴复古、刘克庄和陈起等人中的一两位有过交游、结社或诗书联系，而又与他们的文学主张和诗风相通或相近的江湖诗人。作者认为，如果只以《江湖集》丛刊当做江湖派诗人的花名册，就会出现三种错误：一是把不属于江湖派的诗人划入派中，二是把真正的江湖派诗人排除在外，三是模糊了江湖、江西与四灵诗派之间的界限。在《江湖诗派成员考》中，张宏生指出，尽管陈起原刻《江湖集》早已散佚，但后世对它的搜求和整理一直不曾间断。据目前所知，残本《永乐大典》中保存着9种江湖诗集，明清人的影、抄、刊本江湖诗集也有11种以上。他说：“我们以今存诸江湖诗集为主要依据，以社会地位、活动时间、收录情况、唱酬情况、传统看法这五条作为主要标准，对181位主要诗人进行了考证，初步确定了江湖诗派成员计138位，排除了32位；另有11位因生平不详，姑存而不论。这138位诗人就成为我们对江湖诗派进行研究的基本范围。”
三、江湖诗派的代表人物
江湖诗派属于诗人众多的群体，可其中真正有成就的诗人并不多。柯敦伯《宋文学史》说：“江湖诗派云者，是时江湖游士，每好为吟咏，庸音杂体，不胜其敝。盖宋诗之衰，同于国运矣。其间惟刘克庄、戴复古、方岳尚可称。”胡云翼《宋诗研究》亦云：“多数的江湖诗人自不值得我们来研究，然其中有几个名贵的诗人——刘克庄、戴复古、方岳——却不能不有相当的介绍。”在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单独加以介绍的江湖诗人，也不出上述几位。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一书涉及的江湖诗人较多，但认为具有一定代表性而列专节介绍的，亦不过刘过、姜夔、戴复古、刘克庄、方岳五位而已。
关于刘克庄的研究，我们将设专节评述（详后），这里只介绍戴复古和方岳。
（一）关于戴复古。
柯敦伯说：“戴复古尝从学于陆游，以诗名江湖间，凡五十年。尝自云：‘诗不可计迟速，每得一句，或经年而成。’盖亦苦吟求工，不能无四灵余习者，然清健轻快，无斧凿痕。精思研刻，实能自辟町畦也。”胡云翼《宋诗研究》云：“戴复古字式之，天台黄岩人。居南塘石屏山，因以自号。传其游江西，有富家以女妻之。三年思归，乃言曾娶妇。翁怒，女曲解之。临行赠词有‘惜多才，怜命薄，无计可留汝’的悲句。戴后乃投江而死云云。”戴复古的生平家世，在历史上并不是很清楚，吴茂云的《戴复古家世考》，对其籍贯、先辈、妻子、晚辈及在明代的传人等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张继定在《论南宋江湖派的形成和界定》一文中说：“作为江湖诗人，戴复古则是在生活形态上最典型的一位”，在南宋后期，其诗歌成就恐怕只有刘克庄可以与其媲美。张宏生对戴复古的生平也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认为：“较之刘克庄，戴复古作为一个江湖诗人的特点更为显著”，首先，他一生布衣，不曾做官；其次，他漂泊江湖，踪迹很广；第三，他交游广泛，遍及各阶层；第四，他一生以诗行谒江湖，不遑宁居。并指出：“这样的生活状况，在江湖诗人中是最典型的，最富有代表性的。”
常国武在《石屏诗初探》中指出：石屏诗在同侪中是较为突出的，某些方面的成就甚至还超过了江湖派中最大的诗人刘克庄。石屏评价诗作最重要的标准是检查它们是否有补于世，也就是能不能陶写医世济民的性情，使之发挥其社会功能。他“既不像四灵那样，专从江西诗派所厌弃的中晚唐诗家那儿拾其唾余，也不像江西诗派及其后进那样，着意从杜诗无一字无来处的角度来作形式上的模拟，而是在盛唐和中晚唐名家中转益多师”，其诗“和杜甫、白居易同类主题的作品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有着一脉相通之处”。所谓“平而尚理，工不求异”，首先表现为极少使事用典，大多采取白描手法，同四灵颇有相似之处，与江西派和江湖派大诗人刘克庄迥异。其精彩在于在极少用典的情况下深得杜甫沉郁顿挫的风神，尤其是他那些感时伤世的五言律诗。他与四灵相同的是都将精力放在五律上，五律数量占其全集的一半以上；其不同是“四灵的五律多咏景物，注重字句的锤炼和对偶声韵，石屏的五律则多写人情世事，往往追求近于哲理的情趣和意象，而较少斤斤于一字一句的推敲。所以读四灵诗容易取其一枝一叶，读石屏诗则首先为其全篇的风神所吸引”。
张宏生也认为，在戴复古的诗中，对恢复中原的期待，对统治阶级的和战政策的关注，对国家局势、民族危亡的忧虑，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主要呈现出三个特色：第一，由于他游踪数过金宋边界，使得他的不少诗特别富有对时事艰难的迫切感和沉郁感，尤其以淮河为题材的作品更富有代表性；第二，作为一个平民对国事发表议论，有时甚至锋芒毕露，直言不讳，甚至敢于把矛头对准最高统治者；第三，和刘过一样，戴复古的忧时也往往渗透着自己的身世之感。戴复古诗的另一个主题是对民生疾苦的关心，表现了诗人的现实批判精神。作者还分析了戴复古诗的艺术特色：1.诗备众体，不主一家，追求风格的多样性；2.直抒胸臆，少用事典，追求自然平易；3.善于把对社会生活的独特感受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表现出来，有些诗写得富有理趣，包孕深厚，耐人涵咏而不流于枯涩。作者还分析了戴复古对杜甫、贾、姚等唐代诗人和陆游、杨万里等宋代诗人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研究戴复古的文章还有张继定、李图疆的《江湖诗派名家戴复古及其诗歌》，将其诗歌分为爱国诗、忧民诗、讽世咏怀诗、旅游风景诗等。张继定的《“四海九州双脚底，千愁万恨两眉头”——读石屏词》，指出石屏词的特点：一是爱国情感激越而深至，表现了下层知识分子的一片忧国丹心；二是善于把个人身世之感与“江湖廊庙”之忧的抒写有机结合；三是风格豪放轻健，率真自然；四是以诗为词，进一步扩大了词的题材和境界。张继定在《浙江学刊》1994年第2期上还发表《戴复古及其作品考辨三题》；张瑞君在《教学与管理》1991年第6期发表有《论戴复古诗歌的艺术特征》等。
（二）关于方岳。
胡云翼《宋诗研究》说：“方岳字巨山，号秋崖，新安祁门人。官至吏部侍郎。《宋诗抄》称其‘诗主清新，工于镂琢。故刻意入妙，则逸韵横流。虽少岳渎之观，其光怪足宝矣。’著有《秋崖集》。”又说：“方岳宦途失意，坎轑终身，其诗颇多田园之作，描写亦极像真。”关于方岳的诗作，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说：“南宋后期，他的诗名很大，差不多比得上刘克庄。看来他本来从江西派入手，后来很受杨万里、范成大的影响，他有把典故成语组织为新巧对偶的习惯，例如元明戏曲小说里常见的‘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这一联就是他的诗。”张宏生的《偏离群体的“别调”：论方岳诗》指出：在江湖诗派中，方岳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人物。首先，从经历上看，他自绍定五年（1232）33岁考中进士后，先后任淮东安抚司干官、礼兵部架阁、秘书郎、知南康军、知饶州、袁州、抚州等职，其现存作品未见有漂泊江湖的经历。其次，今存各种版本的江湖诗集都没有收入他。然而，他的江湖诗人的身份，却几乎得到现行诸文学史的一致认同。
其他的江湖诗人，还有叶绍翁，研究文章不多，而且都是关于其《游园不值》的鉴赏与评介。苏竳，研究文章有黄盛璋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期的《苏竳及其诗词发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