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中期的作家里，还有一些人常为研究者所提及，他们在文学史上也有一定地位。现将有关他们的论说分述如下。
一、陈亮的龙川词
陈亮词散佚很多，今存共74首。他是重要的辛派词人之一，但1949年之前，几无陈亮词的专论，只是词史和文学史曾有论及。吴梅《词学通论》说：“龙川与幼安，往来至密……故词境亦近之。”而如此作（指《水龙吟》“闹红深处层楼”一词），又复幽秀妍丽，能者固无所不能也。薛砺若《宋词通论》亦说：“他与辛稼轩同时往来至密。他的词‘读至终卷不作一妖语、媚语’（毛子晋跋语）。但他的《水龙吟》、《虞美人》等词则又婉秀疏宕，不以豪壮著称矣。”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说：“陈亮的词同他的人一样，也是偏于磊落豪迈方面的。《龙川词》中，雄肆者居十之八，秀妍者仅十之二。”
1949年之后，陈亮词研究才得以较为深入的展开，尤集中于他的爱国词、豪放词。80年代以来，陈亮词研究的单篇论文渐多起来。赵超鸥的《龙川词初探》认为：“陈亮与辛弃疾一样，在词的题材与思想内容上，突破五代以来狭隘的范围，以爱国壮词独树一帜，这是值得重视的。”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其中不无应酬、媚艳之作，“但毕竟不能以一眚而掩大德”。又说陈亮词的艺术特色：一是豪放雄奇、昂扬激宕。（这是龙川词艺术风格的基调。）二是通过生动、形象、明快的语言，塑造了诗人自己富有个性的鲜明形象。三是创作方法上与浪漫主义之紧密联系。四是善于用典。同时，陈亮也有柔婉之作，风格是多样的。郑谦《陈亮词对传统写法的打破》一文则认为：“《龙川词》无论在思想与艺术、内容与形式方面，都有不少富于生命力的创造性”，具体说来约有三点：一是，以政论入词的创举。二是，与论著互为表里的生气勃勃的内容。三是，超越常规的艺术成就、美学特色。主要表现为：论有辞采，理有情致；不假寄托，以气取胜；虽属辛派，自成一家。
陆坚的《豪情如火，快语如刀：陈亮词论》，将陈亮词风主要特色概括为：豪情似火，快语如刀。他认为：“《龙川词》的基本主题，也就是抒发强烈的爱国豪情，鼓舞抗金的必胜信念。”在艺术表现上，“陈亮词中爱国豪情的抒发，不是一般地直抒胸臆，更不是装腔作势，故说大话，而是把其政论中的壮言快语，艺术地填入词篇”。他又进一步指出：“陈亮爱国壮词的特色，是他实践其创作主张的具体表现。”关于陈亮词总体评价，文章认为：“从总体上看，陈亮在词史上的地位，自然比不上辛弃疾。但他和辛弃疾等人一样是我国词学优良传统的继承者……他那豪情如火，快语如刀的乐章，在开拓词的表现领域，扩大词的社会功能，增强词的政治性，提高词的战斗力上，又闻名于世，令人注目。”张文潜《论陈亮词的风格——兼述对“微言”二字的看法》认为：“稼轩词和龙川词在艺术风格方面以豪放为主而又兼具婉约之致，这就充分说明了二位词人在创作上能不拘一格，变化自如，有继承也有创造地发展了宋词中多样的艺术风格。”文章不同意夏承焘在《论陈亮的〈龙川词〉（代序）》一文中将叶适评陈亮词之所谓“微言”，解释为“微词”，认为：“‘微言’的本义是寄意深微、隐而不显之言。”“叶适是陈亮的至交，他对陈亮的政见、学识文章都倍加赞扬，并曾一再提出‘微言’两字，意谓陈亮的散文和词中对朝廷政治措施有所褒贬诅劝，而寄意却深远，这原是对亡友的品德、文章的最高评价。”也可揭示出陈亮词一方面之特点。
陈亮的文章，散佚颇多，近年来，有研究者自《永乐大典》辑得佚文《讯神父》、《故宋朝奉大夫主管心都观陈公墓表》、《祭郭伯山母夫人文》、《代妻父祭弟茂恭文》凡五篇。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三）将陈亮散文归入“功利派”一类，说：“功利派的作家们，为文务求适合世用，才气也奔放雄赡，不屑于句斟字酌。他们可以说是政治家的散文。恰好在南宋的初期，喘息已定，议论蜂起。有志于从政的志士们，竟言恢复，言世务，言经济。陈亮的文章，可以代表了这一班志士们。”陆坚《陈亮评传》谓最能体现陈亮散文成就的是他的政论文。其特点一是主题集中而突出，二是议论生动而感人。
二、刘过及其作品
关于刘过的生卒年，历来多据罗振常《订补怀贤录》按语，定其生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卒于宁宗开禧二年（1206）。但近年来，也有研究者提出质疑。马兴荣《刘过及其词》肯定了罗振常关于刘过卒年的推测，而对生年的推测提出疑问，认为：“罗振常仅根据明代陈谔《题刘龙洲易莲峰二公墓》诗中的：‘同是庐陵士，皆年五十三’的句子，就确定从刘过的卒年开禧二年倒推上去五十三年的绍兴二十四年（1154）是刘过的生年了。这就有点问题了。”文章乃据早于陈谔的元朝人王公辅《祭刘龙洲先生文》“天靳斯文，五十而殒”及表华《夏龙洲刘先生墓诗》“五十死天嗣”的句子，认为“两位诗人诗中的‘五十’，可能是举其成数而言，也可能是实指”。而其生年则可定于“绍兴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之间”。
周桂峰《刘过三考》认为罗振常所言刘过“五十三岁”之说是可信的。文章将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所载刘过“使金”一事与《宋史纪事本末》载韩胄遣使议和之事相印证，认为韩胄“正式遣使议和在开禧三年……准此，则刘过至早当死于开禧三年（1207）四月”。而若“五十三岁”之说不误，则刘过生年当为绍兴二十五年（1155）。关于刘过的原籍，曾有庐陵人、太和人、新昌人、襄阳人诸说，莫衷一是。1949年之后出版的文学史、工具书、词选，渐趋于统一，定为吉州太和（今江西省太和县）人，但混乱的情形仍然存在。周桂峰《刘过三考》认真辨析后认为：刘过原籍的确切说法应当是“吉州大和（江西省太和县）”。
刘过的龙洲词，历来被看做是辛词之一附庸，其词艺评价不是很高。如吴梅《词学通论》谓：“改之幼学幼安，而横放杰出，尤较幼安过之。叫嚣之风，于此开矣……余以为改之诸作，如《美人指甲》、《美人足》，虽传诵人口，实是秽亵，不足为法，至豪迈处又一放不可收。盖学幼安而不从沉郁二字着力，终无是处也。集中《沁园春》至多，《斗酒彘肩》一首尤为著名，亦谰语耳。细检一过，惟《贺新郎·老去相如》一阕，是其最胜者矣。”薛砺若《宋词通论》亦说：“改之为稼轩幕客，词亦力模稼轩，然粗率平直，且多谰语，其《沁园春》、《咏美人足》、《美人指甲》，虽工丽，然纤巧亵琐，亦落下乘。”刘麟生《中国诗词概论》谓刘过词：“是辛稼轩的嫡派。但是豪放之中，不免失之粗犷。此外，他的词料，偏重艳科，这是与辛词不同的地方。”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于辛、刘异同辨析较细，评价也比较高，说：“刘词近辛处有两点：一是辛词多慷慨悲壮语，刘词亦然……二是辛词多散文化，刘词亦然……但刘与辛亦有不同处：第一，刘虽是辛的追随者，而他的成就却去辛远甚。大抵辛于豪放中兼有清逸，刘则一味粗犷。第二，刘词中有不少的艳词。这些艳词中也有很真挚缠绵的……但有些便流于纤刻、轻華了。”
1949年之后，研究者于刘过爱国词注意较多，在词的艺术方面，虽也指出其豪而流于粗的一面，但较前评价是高多了，一些通行的文学史一般都有这种倾向。至80年代以后，研究刘过词的单篇论文逐渐多起来。马兴荣《论刘过及其词》一文，就刘过词之思想内容概括为三点：一是这些词充盈着强烈的抗敌情绪和必胜的信心。二是刘过的词里常常出现对达官贵人的讥刺和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愤慨。三是刘过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由于生活圈子的狭窄，在他的词里很少反映人民生活、农村情况。相反却写了不少无聊的游宴词、赠妓词、贺词。就刘过词艺术特色，文章认为：“刘过的词受辛稼轩的影响颇深，他们的豪放的风格是相近的，冲破束缚，自由使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感情也是相同的。另一方面，刘过也和辛弃疾一样，还写了一些含蓄蕴藉、情味深长的抒情小令。在词中运用古人词句，运用通俗语言，这也是辛弃疾词的特点，而刘过在运用通俗语言方面更突出，只是有‘失之粗劣处’，另外刘过的词也不像辛词那样大‘掉书袋’。这些地方则可以说是刘过词和辛弃疾词的同中之异”。因此，刘过及其他辛派爱国词人和他们的作品是很值得我们研究学习的，特别是刘过，更值得我们注意。
薛祥生《刘过及其词简论》说：“要收复中原，这是刘过的政治理想，也是刘过词的基本主题。他打破了缠绵悱恻，专写男欢女爱，伤春悲秋，思乡怀人的老框子，以纵横驰骋的笔墨，把阅兵、赠别、题庙、记游、祝寿、闺情等传统的诗文题材，一一写入他的词中。”在词的创作上，刘过“继承并发展了苏、辛词风，而在以文为词方面，‘尤较幼安过之’。”“和辛弃疾一样，豪放风格是刘过词的主导风格，但也有些词写得很婉约。”认为：“刘过词的语言虽有散文化的缺点，但就其总体来说，还是精练通俗，富有自己的特色。”因此就总的倾向来说，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刘裕敏《略论刘过词创作心理的三个层面》认为，辛派词人刘过在他的《龙洲集》中，“除了那些雄健豪迈的抗战爱国词外，又时时透露出消极倦怠的归隐心态，沉迷酒色的狂放心态”。又说：“刘过作为一介布衣，胸怀奇志而报国无门，坎坷多艰的人生道路，狷介豪放的性格使得他在词创作上呈现出三个心理层面，从而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出良莠不齐的复杂状况。”具体说来，“刘过作为一个平民，无官无职，无兵无权，却始终视国家兴亡为己任，热情歌颂抗金将领，高唱统一祖国的战歌，表现了高度的民族责任感，这是刘过词创作心理的第一个层面，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层面。”“面对破碎河山，想到一生事业无恁，凄惶、悲痛的心情笼罩着刘过的大半生……写不尽的新愁旧恨，成为他词创作心理第二层面的真实写照”。第三层面是刘过被过于沉重的英雄末路之感、家国不保之悲压得喘不过气来，在终日飘泊不定的生涯中，只能以超脱和忘却来减轻自己的心理负担，乃有寄情山水，沉迷酒色的无奈心情。文章认为，刘过的创作心理代表了南宋风雨飘摇之际，大批身沉下僚，报国无门的爱国文人的普遍心态。
关于刘过的诗，涉猎者更少。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中专辟《论刘过诗》一节，对刘过其人其诗，其诗之思想情感、艺术成就均做了深入、全面的分析，认为将刘过那些充满爱国精神的诗篇置于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特色：第一，慷慨淋漓，直抒胸臆。刘过指陈时事，发表见解，往往以其特有的飞动之笔，将心中所思吐露无余。第二，恢复中原的壮志，往往结合着自己的身世感慨。这一点，在当世虽非罕见，但体现在刘过身上，却特别强烈。第三，刘过表达爱国热情时往往全身心投入，也就是说，他是真心实意地将此作为自己崇高的事业，并希望切实投入其中的。在诗歌艺术上，“刘过的诗给人最直接的印象，就是其浪漫的格调，奇特的想像和跳脱的句法”。他的有些诗歌受到江西派濡染而能稍加变体，某种程度上，刘过的诗也受到了当时得到杨万里、范成大等人鼓励的晚唐体的影响。书中指出：“总的说来，刘过诗歌的最大优点是生气贯注，流畅自然，但做得过了头以后，也往往流于粗豪和率意，从而减少了诗歌可供涵咏的韵味……就其影响看，功过参半，但于此也可见出刘过在江湖诗派中的重要作用。”
三、史达祖的梅溪词
史达祖甘做权相韩胄的堂吏，至被弹劾，降志辱身，其为人在当时已被世人诟病。其事迹《宋史·文苑传》不载，故沉晦不彰，后人虽有传略，然极简略，故其生平可资探讨和质疑者颇多。黄贤俊的《史梅溪遗事考》一文，对史达祖的事迹做了较为全面和细致的辨正、考察。首先，史梅溪与韩胄堂吏是否为一人？清末王鹏运《梅溪词跋》尝有所疑。文章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九所作考证及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戊集“臣寮雷孝友上言”条，及周密《齐东野语》卷三所载，认为梅溪与韩胄堂吏实为一人，“王氏之疑，当可不攻自破”。其次，关于史达祖的生卒年，学界于此，说法纷纭。胡适《词选》谓当生于1155年上下，卒于开禧三年（1207）。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第三编第五章谓生于1160年，卒于1210年。此文据张《梅溪词序》末署“嘉泰岁辛酉五月八日”及其序所记，定史达祖卒年为嘉泰元年（1201）；则其生年，当在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与陆、冯说相近。此外，文章就史达祖一些“少年事迹”，如“曾陪使臣至金”一事及其交游（可考者仅姜夔、陈造、张、高观国四人），其著作版本、流传情况等，作出考索。皆可为“知人论世”之助。
历来论者于史达祖其人或有鄙薄，但对其词，特别是其咏物词、咏物词中的咏春词，有些学者的评价是比较高的。刘毓盘的《词史》，将史达祖列入宋七大家之一，说：“姜夔最称其词为奇秀清逸。盖能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者。”又以史（达祖）高（观国）并论，谓：“皆以精实胜，史氏则较为超逸也。”吴梅《词学通论》亦有南渡七大家之选，史达祖入列，他说：“戈顺卿谓周清真善运化唐人诗句，最为词中神妙之境，而梅溪亦擅其长，笔意更为相近……余谓白石、梅溪皆祖清真，白石化矣，梅溪或稍逊耳。至其高者，亦未尝不化”。王易《词曲史》亦谓《梅溪词》有佳作，“集中如《绮罗香》、《双双燕》、《东风第一枝》、《齐天乐》、《夜合花》等阕，皆体物偏工，不留滞于物，余词亦多胜作，足媲白石”。
薛砺若《宋词通论》于史达祖词分析较细致，认为：“与姜夔同时的，有一个很大的助手作家史达祖。他虽无白石的气魄，但他能以婉妙的诗情，及工丽的术语入词，不啻给白石一个最大的帮助，遂使此派词学，更加生色，而予后人一个模仿的榜样。”又说：“他的词轻盈绰约，尽态极妍，与白石之刚劲，适得其反。他在南宋诸大词人如白石、梦窗、碧山、叔夏、草窗等作家中，确有一种特殊的风格。”在评史达祖的咏春词时说：“其词境之婉约飘逸，则如淡烟微雨，紫雾明霞；其造语之轻俊妩媚，则如娇花映日，绿杨着雨。他不独写尽春天的外表，简直将‘春之魂’都收入他的诗句了……他是古今一个最大的咏春诗人。”
但是，自王国维《人间词话》称史达祖为“乡愿”，为“偷”、“贪”、“肤浅”，鄙薄其人品和词品之后，于南宋姜、张一派词人皆致不满的胡适，对史达祖亦无好感，他在《词选》中谈到史达祖时，对张炎、张等人的褒扬之词不以为然，认为：“当时的风气注重咏物词；在今日看来，他的咏物词只有《双双燕》勉强可取，余皆不足取。”刘麟生《中国诗词概论》亦说：“他的词非常富丽秀逸，可是不免纤巧……清新雕琢，是南宋‘婉约派’词的特色，也是他们的病症。”胡云翼的《宋词选》评史达祖词时说：“《梅溪词》的特征在于咏物以描写见长。某些细节用白描的手法，写得很清新、美丽。可是相伴而来的缺点是‘用笔多涉尖巧’，过于‘尽态极妍’，富贵气很重。缺乏意境和气骨，尤其是他的词的致命伤。”
80年代以来，史达祖词的专门研究逐渐多起来，单篇论文计有二十余篇。王步高的《论史达祖在南宋词坛的地位》，对史达祖在南宋词坛上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做了比较系统、全面和深入的探讨，认为史达祖承“辛派之余绪”，说：“梅溪、词风受到时代和稼轩词风的影响，染上豪迈、沉郁的风格，但他并不属辛派词人，其词风算作辛派词风之余绪，却并不为过”。又说史达祖为“清真之后劲”，“从内容到形式，梅溪清真共同之处都不少”。“从内容上来说，周、史二人都有较多描写艳情、羁愁、怀古咏物、写节令和景物的作品。”“在艺术上，梅溪步趋清真之处更多。无论是清真善于融化古诗，讲究音韵，长于格律，以至善用修辞等艺术表现手法，梅溪均一一效法。”当然，史达祖于周邦彦绝不是亦步亦趋，也不是简单的“回归”。文章指出：“梅溪在南宋词坛上是位继往开来而又独具风格的重要词人，对后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他在中国词史上的成就是不容抹杀的。”
周念先《梅溪词的音乐美》，就史达祖之音律，尤其是其自度曲之音律，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指出：“梅溪词的音乐美，主要在于它注意词的音响效果的和谐悦耳上。具体地说，它讲求曲调平仄四声的格律，注意双声、叠韵字及阴阳声字的运用。”“特别是词中双声叠韵、阴阳声的讨论，目前词学界注意得很少。”
四、尤袤和张
（一）尤袤。关于尤袤的卒年，历来有二说。一据《宋史》卷三八九本传所载，可推断其卒于光宗朝，未入宁宗朝。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统表》（于北山《尤袤卒年考辨》）叙袤卒年依此，定为绍熙五年（1194）。一据元尤，自称尤袤之后的《万柳溪边旧话》，将尤袤卒年定为宁宗嘉泰四年（1204）。于北山《尤袤卒年考辨》，沿《宋史》及姜亮夫说，对尤说法作辨正，理由如下：首先，尤是元人，距尤袤年代已远。其书又自明代始出，渊源授受，迹象不明，明人轻改古书，甚至嫁名伪造，亦当时普遍风气。此未可轻信者一。其次，《万柳溪边旧话》出于尤氏后裔，系“家乘”、“家传”性质，旨在表彰先德，夸耀门阀，习尚如斯，多非实录。再次，尤袤“遂引年归，又八年薨”之说不知何据。下注“文集可考”四字，亦不知出于谁手，袤集久佚，无从核实，更易欺售。此未可轻信者三。文章乃继从尤袤“生平知己诗文中求之”，考定其卒年为1194，所依材料一者为陆游祭尤袤文，《剑南诗稿》编在淳熙十六年，祭文中又有“别五岁兮……奄其告终”诸语，正符合《宋史》谓尤袤卒于光宗朝的记载。二者为周必大《平园续稿》卷三九，有《祭尤延之尚书文》中“受知两朝”之语，可知其未入宁宗朝。三者为楼王月《尚书尤公挽词》五律四首及其《玫瑰集》卷三八《正议大夫尤袤转一官守礼部尚书致仕》所载皆可为尤袤未入宁宗朝的力证。则袤卒于绍熙五年之说不可轻疑。因此，文章将尤袤卒年定为：
绍熙五年甲寅（1194），月份，则在宁宗即位稍前。得年六十八岁。《宋史》本传谓卒年七十，乃举成数而言，不确，而其生年，乃依尤之说，为靖康二年丁未（1127）。
尤袤的《梁溪集》久佚，今所传者为清尤侗所辑，篇什寥寥。尤袤诗生前即以平淡见称，其所留传，也颇可以见出此一特色。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说：“尤诗多散佚，仅知其长于律，平淡而已。”颇可代表一般的看法。1949年后，关于尤袤诗的研究仍极罕见。见于单篇论者，似仅有张仲谋《诗坛风会与诗人际遇——尤袤诗论》一篇，就“尤袤诗之特色”及“促成尤袤诗名的原因”做了较为全面、中肯的分析。认为：“考察尤袤现存的篇什，以同时代诗人创作道路作为参照，可以肯定地说，尤袤和同时代其他诗人一样，也曾受到江西诗派的影响。”“然而话又说回来，尤袤在当时诗坛上，又是较少沾染江西习气的一人，或者说是较早较快地摆脱江西诗派影响的一人。”其主导风格，“是平淡浑成”。又指出：尤袤的实际创作成就与他在诗坛的誉望地位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其所以取得与其实际创作成就不相称的地位誉望，其原因有三：一是尤袤的创作倾向，与当时诗坛厌傍江西篱落的风云际会恰好相合，而其“平淡”的风格又恰好是南宋前期诗歌美学的核心范畴，他的诗名，正是那种特定背景下的产物。二是尤袤诗名的形成，和杨万里的品题鼓吹有很大关系。三是和尤袤整个的人品誉望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尤袤当初之得名，是诗坛风会选择了他造就了他；而他诗名的沉落，也是后来的诗风丕变所造成的。”
（二）张。《文学遗产》1981年第2期杨海明先于《张炎家世考》一文中，考张为张俊曾孙。其《张家世及其卒年考》又作了进一步的考索，据陆游《渭南文集》卷十六《德勋庙碑》，及《文集》卷三十六《承议张君（琪）墓志铭》所载，定张世系为：张俊——张子厚——张宗元——张。张的卒年，史无确载，《全宋词》定为宁宗嘉定四年（1211）。杨海明则据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及《宋会要辑稿》“职官”第七十三所载，认为张“卒年当在此年之后，而不即在此年。”又据宋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十四，及无名氏《两朝纲目备要》卷十三及周密《癸辛杂识》等，考知张“晚年是很凄凉的”。
张作品的辑佚方面，栾贵明《宋人别集拾遗二种》自《永乐大典》辑张《吟诗》、《夜饮杨村》、《暂住新市行次谢村二首》、《行次季村》等佚诗凡17条。关于张的《临江仙》词，冯沅君据该词小序认为“五十二与三十二相益，故云八十四也”，以为是张的暮年之作，金宁芬《张〈临江仙〉词写作时间辨》则认为，该词作于张五十二岁时，其理由是：首先，词中有“纵使古稀真个得，后来争免呜呼”句，而“古稀”为七十高龄之代名词，“这样的口气说明他此时离七十岁尚远，更谈不到八十四岁”；其次，据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周密《齐东野语》、《癸辛杂识》，张晚年被放逐，颇为寥落，而此词“只能产生在被放逐之前，而不会在其后”。此外，今之《南湖集》（诗九卷，词一卷）中的作品，凡可考其写作时间者，均为嘉定庚午前作品，《临江仙》词收入集中，当亦不会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