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是南宋的伟大爱国诗人，自近代以来，他在诗歌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崇高爱国精神，对力求振兴中华的人们有激励鼓舞作用，陆游研究也就成为20世纪宋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在三四十年代，陆游的诗和词的研究就已较为深入了；至五六十年代，陆游研究更成为宋代作家研究中的热点，相关的著作也比较的多。80年代以后，陆游研究趋于平稳。
关于陆游的生平研究，今人有多种年谱和传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欧小牧的《陆游年谱》，在清人赵翼、钱大昕所编旧谱的基础上，对陆游的生平作了进一步的考订，逐年补入政治上的较重大事件及诗人的宦游经历。并将可确定写作年代的陆游诗文作了系年，有关诗文的引录，都注明卷数篇名，以便查对。中华书局1961年版于北山的《陆游年谱》，考证更为精详完备，对清代赵翼、钱大昕两家的年谱的疏漏作了补正，尤其是对陆游所交游的人物生平进行了查考，并引证了有关的诗文。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齐治平的《陆游传论》，对陆游的家世、童年、婚姻悲剧、政治生活的开始、入蜀与参军、东归以后的宦游、田园生活、临终示儿等作了扼要的介绍。认为陆游是自屈原、杜甫以来最伟大的爱国诗人，在他八十余年的生命和九千多首诗中，贯穿着强烈的爱国精神，形成其诗歌创作的最显著特色。中华书局1960年版朱东润的《陆游传》，以生动的文笔，叙述了陆游一生的坎坷经历及其文学成就，在细致描述诗人生平的同时，也探讨了陆游诗歌创作的来源及其变化。此外，欧小牧、齐治平、朱东润等，还写过介绍陆游生平事迹的普及读物。现将陆游生平研究中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介绍如下。
一、陆游的卒年、家世和籍贯
（一）卒年。此一问题向有二说：一说据《宋史·陆游传》，谓陆游“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此与宋·张膗《宝庆续会稽志》卷五“陆游条”的记载相符合。清赵翼《陆放翁年谱》据此将陆游卒年系于“嘉定二年己巳（1209）”，谓：“先生八十五，卒于家。是年有《自笑》一首。自注：‘腊月五日汤沐按摩几半日，是早在车第二牙脱矣。’此后尚有诗七首，则先生之卒年在腊底也，然不详何日。”另一说据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将陆游卒年系于“嘉定三年庚午（1210）”，享年八十六岁。钱大昕《陆放翁年谱》云：“先生《题药囊》诗，有‘残暑才属尔，新春不及兹’之句，又《未题》诗云：‘嘉定三年正月后，不知几度醉春风’，则正月间先生尚无恙。陈氏《直斋书录解题》谓：‘嘉定庚午，年八十六而终者’盖得其实；《宋史》本传云：‘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殆考之未审耳”。
由于钱大昕在清代学术界的地位很高，他所持的陆游卒于嘉定三年（1210）说影响极广，20世纪的文学史著作和诗词选本多从其说。不过，也有学者持不同的看法，朱东润在《陆游卒年考证》中认为：“钱大昕的论证，主要还是根据陆游诗中词句的用法……止凭‘嘉定三年正月后’一句，也就很难使我们肯定这是嘉定三年之诗，何况下面‘不知几度醉春风’止是疑问的语气，不是肯定的语气。”同时，朱东润指出，“后人重视月日，但是古人重视节令”，“宋人尤重冬至”，《剑南诗稿》卷四十九《辛酉冬至》诗，陆游自注：“乡俗谓吃冬至饭即添一岁”，那么，“山阴的风俗过冬至即称为添一岁，陆游死于嘉定二年十二月，这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冬至，按照山阴的风俗说，陆游死时年八十六岁。”因此，他说：“根据陆游诗中字句的用法而论，我们认为钱大昕的论证，还是不能成立。因此我们就不能止凭《直斋书录解题》的旁证，推翻《宋史》本传和《宝庆会稽续志》的记载”。而“张膗作《会稽续志》在宝庆元年（1225），这是山阴所作的山阴地方志，成书之年，上去陆游的卒年，止有十五年，应当是比较可靠的”。
钱仲联也认为陆游卒于嘉定二年（1209），他在《关于陆游和陆秀夫的新材料——〈会稽陆氏族谱〉读后记》中，据上海图书馆所藏清康熙陆氏世德堂刊本《会稽陆氏族谱》，所载陆游“于徽宗宣和七年（1125）乙巳十月十七日寅时生，宁宗嘉定二年（1209）己巳十二月二十九日卒，年八十五”，称“直斋所记，显然错误”。他说：“如果二年十二月下旬，已交立春节，小除夕在逢春之后，则直斋称为庚午，是沿用俗例，原无不可。但放翁得年只能是八十五耳。至于陆游‘嘉定三年正月后，不知几度醉春风’绝句，编次在绝笔诗《示儿》之前第三首，知为临死前数日之作，时已在嘉定二年十二月下旬，故言明年正月之后，不知能再度过几次春风。钱氏（指钱大昕）不联系作诗的时间作考察，孤立地去理解。自然会导致不正确的结论。”
于北山的《陆游年谱》，亦将陆游卒年系于嘉定二年（1209）十二月二十九日，而于陈振孙、钱大昕的嘉定三年说作存疑论。在此之前。张国光于1955年1月号《新建设》发表的《爱国诗人陆放翁和他的诗》一文，持陆游卒于“嘉定二年”说，李易于此提出驳正，他在给《新建设》编辑部的信中，认为陆游应是嘉定三年庚午（1210）年八十六而卒，因而推定《宋史·陆游传》中“嘉定二年己巳（1209）卒，年八十五”的说法是错误的。他在信中还进一步考察了陆游病死的经过，认为陆游的病是从己巳残暑（与立秋前后相合）起，至第二年新春还在吃着药，这个第二年春天当然是庚午年。所以陆游应该是嘉定三年庚午（1210）年八十六岁死的。
邹志方的《陆游卒年考略》，据新近发现的《重校陆氏宗谱源流音绎》，进一步将陆游卒年定于“宁宗嘉定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他说：“嘉定三年春天陆游依然在世的最有力证据，莫过于《未题》之二……这首诗决不是‘很难使我们肯定这是嘉定三年之诗’，而是正可以充分肯定这是嘉定三年之诗。”文章指出陆游《自笑》后之七首诗，“逐首推究，虽然其中的二首看不出与卒年忌日的关系，而其中的五首却明显地与卒年忌日有关，而且关系至大。这五首诗说明《宗谱源流》指出六月二十四日为陆游忌日是可信的，而六月二十四日为陆游忌日，反过来证实陆游最后七首诗作于嘉定三年春夏无疑”。指出：“陆游的卒年和寿考应该是：卒于宁宗嘉定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享年八十有六岁。”
（二）家世。由于《会稽陆氏族谱》的被发现，陆游的家世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关于陆游和陆秀夫的新材料——〈会稽陆氏族谱〉读后记》中，钱仲联称：“谱载北宋真宗时吕蒙正、南宋张九成、陆游、蔡元定、章梦璞诸人的序，知山阴陆氏自始祖祈占籍以来，早在北宋前期，即已草创为谱，后续有增修。南宋末放翁裔孙仲贤，又作了宋代最后一次的修订。因此，这一族谱所载放翁家世事迹，是宋人的记载，完全可靠，不同于出自后人依托的某些族谱。”文章言：“今据族谱，乃知秀夫为放翁第六子子布之孙。子布生三子，第三子元楚迁居盐城，秀夫乃元楚之幼子。这一发现，说明放翁爱国之诗教，延及数世而不替，不徒陆氏之珍闻，抑亦文苑之光辉。”
但柴德赓于《陆秀夫是否为放翁曾孙》一文中，就陆游与陆秀夫的关系从三个方面提出质疑：一是，陆秀夫的先世。有以下几点可值得怀疑：首先，《宋史·陆秀夫传》本于龚开《陆君实传》，文有歧互，但是均不载秀夫祖父名字，史传与墓志不同，祖父若非仕宦及著名人士，例不全录。其次，秀夫为宝四年文天祥榜进士，“宝四年登科录”所载陆秀夫三代名字、里贯、年岁，自是根据应试者自承，但与“会稽陆氏族谱”比对，同一陆秀夫，而其祖父名字，两书所记，竟至无一相同，显然可疑。再是，宋末以来，文、陆诸公久为世所歌颂，从无一人提及秀夫与放翁的关系，包括最知放翁平生的龚开之《陆君实传》、宋末遗民林景熙题放翁诗卷后均未提及。
陆游诗名满天下，何隐忍难言至此，则族谱于何时载入秀夫与放翁关系，亦当研究。二是，秀夫名字与放翁子孙排行不符，放翁孙辈皆从“元”字排行，曾孙辈以“传”字排行，岂有元楚第三子秀夫独不在传字排行中之理。另外，登科录例载兄弟几人，有科第者特加表明，秀夫名下，兄弟一栏空白。此事亦殊可疑。三是，陆秀夫图像。此像题识者为继曾，曾其名，继其字，甲申为康熙四十三年（1704），上距秀夫祥兴二年（1279）殉国，已425年，凭梦作祖像，事已可笑；梦中人并未自道姓名，遽以年齿相当归之秀夫，更属荒唐无稽。族谱中图像题识，于陆秀夫职官称谓等亦多错漏。因此，柴德赓认为：“陆放翁是爱国诗人，陆秀夫是民族英雄，如果他们真是曾祖和曾孙的关系，必须表而出之；如果不是，那就要实事求是，把它弄清楚。”
在《读〈山阴陆氏族谱〉后记补》中，钱仲联称：“秀夫为放翁曾孙之说，拙文前所考订，尚难认为定论。但在未核对其他陆姓族谱以前，也很难断定《山阴陆氏族谱》完全错误。”他同时重申：“至于秀夫以外在山殉国的其他15人和在乡不出仕或绝食的数人，则都是山阴人，并未迁居他地，材料可信。一门忠义，仍然可以说明放翁诗教对后裔影响的长远。”
（三）籍贯。现行的陆游年谱、传记，及文学史，诗选等，都称陆游为“山阴（浙江绍兴）人”。陆游是绍兴人是毋庸置疑的，但南北朝之后，绍兴分为山阴、会稽二县，陆游籍贯究竟何属呢？王致涌《陆游故居考》以为：“实际上严格地讲，陆游应该是会稽县人，而不是山阴人。”文章考溯陆游祖上迁入绍兴的情况，认为绍兴山阴鲁墟“只能算陆游的祖居，何况是五世以前的祖居。”文章根据绍兴出土的陆游子子坦夫妇墓碑之墓志，并引陆游有关诗文及陆游师友所记为旁证，说：“至少在陆游上面三世，均已在会稽县五云乡云门定居了。这里既是陆游的故居，也是陆游的祖居”。邹志方的《陆游籍贯考略》，也认为“在陆游心目中，鲁墟只是祖居而已”。文章据新近发现的《重校陆氏宗谱源流音绎》及《山阴梅湖陆氏宗谱》、《世德堂陆氏家谱》，并参证陆游诗文有关记载，认为：“从高祖陆轸以后，陆游的祖居已不在山阴鲁墟，而在会稽吼山或斜桥。无论从曾祖、从祖父或从父亲，按现在通行的看法，陆游不是山阴人，而是会稽人”。
二、陆游与韩胄的关系
陆游尝为韩胄撰《南园》、《阅古泉记》二记，晚年又受韩的推荐，主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这在当时士人中，已颇起微词。理学大师朱熹言：“陆游学广而望隆，晚为韩胄著堂记，君子惜之，抑《春秋》责贤者备也。”叶绍翁、陈振孙、周密、罗大经皆以陆游“不得全其晚节”为憾，《宋史·陆游传》所谓“见讥清议”者盖谓此。此后诸杂史、野史、国史类承其说，至近人钱锺书的《谈艺录》，仍沿陈振孙、刘瞷之说，讥赵翼之为陆游辩诬，说：“想渠于放翁，颇相沆瀣，曲意卫护，放翁与韩胄因缘，亦强为解说”。
5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者对所谓陆游“不得全其晚节”作辩诬之论，其观点大体采自袁枚、赵翼之说，而考辨则远为详审。庐荪田在《爱国诗人陆游的所谓晚节问题》一文中，就陆游晚节问题作了全面的辨正。关于陆游为韩胄作《南园记》的真相，文章认为是韩胄以手书来求记，陆游推谢再三，不得已才作的，他也没有为自己再出和儿子求恩荫的想法，宁可弃官而作记的态度，仍极光明；只要不存道统偏见，即无所谓“不得全其晚节”的讥评。关于陆游再起和为韩胄作《阅古泉记》的真相，文章认为：陆游于“君命召”而“强起”，于韩胄的和约则拒绝，对当时的出处界限，仍划分得很清楚，是无可非议的。并就《宋史》所列韩胄两条罪状——兴伪学党禁、伐金失败，及陆游对“党禁”和韩胄其人的态度作了认真辨析，认为：1.旧史家们在宋史中所给韩胄定的罪案，是不够正确的，而是道统思想的偏见。韩胄虽然在政治上也有一般封建官僚的严重缺点和错误，但决不能与秦桧等同列入奸臣传。2.宋人以恶韩胄而波及于陆游的一切讥评，是断然不能成立的。3.陆游对党禁之争是否定的，但不是站在狭隘的道学家的立场。在韩胄团结统治阶级内部以抗金的活动中，陆游是随着韩胄的态度逐步明朗而趋于同情的。故最初为之记，继则再起；因而他对韩胄的伐金的主张也是基本赞同的，于其死也是惋惜的。
朱东润在《陆游和韩胄》一文中认为：“韩胄出现之初，陆游在政治立场上，和他是有距离的，但是不久以后，他们逐步地接近了。”而于韩的被刺身死，陆游是抱着同情的态度的。怎样评价陆游与韩胄的这一种关系呢？朱东润认为，就陆游之颇为人诟病的为韩作《南园记》而言，“陆游的作记，不是由于他对于韩胄有希冀而是由于不敢坚拒，最后提出自己曾经‘挂冠而去’，更指明他没有再行出山的意念。很可能韩胄对于陆游，也曾‘许以掖垣’，但是陆游指出自己的无意复出。他的态度比较和婉，可是界限并没有混淆。可惜这一点并没有得到朋友们的体谅。”对于陆游之晚年复出，朱东润认为：“陆游虽然和辛弃疾、黄畲一样，不在‘庆元党禁’之列，但是他是士大夫队伍中的一员，对于韩胄的转变，他也就不容拒绝。”“从韩胄号召一致对外以后，陆游是始终支持这个主张的。80岁的高龄正证明他对于个人的前途，已经丝毫没有意外的希冀，但是一生的爱国思想却不容许他不热烈地拥护对外作战。”
80年代以来，白敦仁连续发表《关于陆游的所谓“晚节”问题》上、下二文，为陆游进行辩诬，其立论沿庐荪田之说，而论证更加详细、全面，补充了一些材料，一些观点又继有发挥。他说：“《南园记》之作，最多不过是官场中的一般文字应酬，根本谈不上什么阿附权奸之嫌。所谓‘君子’惜之，‘《春秋》责贤’，不过是道学家的门户之见而已。”又谓：“报国复仇，是诗人始终一贯的思想原则，这原则是死生不易的。这才是陆游真正的‘晚节’！若干年来，人们沿袭朱熹以来道学家狭隘迂腐的陈旧观念，纠缠于《南园》一记以訾议陆游的‘晚节’，正如赵翼在其《瓯北诗话》卷十中所说：‘真所谓小人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者也’。”
三、陆游的交游
孔凡礼《陆游交游录》说：“对陆游的交游，于北山《陆游年谱》在叙陆游一生行实时曾有所考，凡该《谱》考证较详者，本文不再论，惟未及者及之，可补者补之，有误者辨之。”此文所录，包括陆游的师长、同僚、同学、同辈友好及故人子弟等，如韩复禹、曾几、陈之茂、阎彦昭、朱敦儒等，凡105人，并多方钩稽引述，陆游交游几可窥其全貌。在《陆游的老师丹阳先生》中，孔凡礼还就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十九《跋洪庆善帖》提及而赵翼、钱大昕的《陆放翁年谱》却未予涉及的“丹阳先生”，综合考察陆游的家庭和各方面的交往，认为“丹阳先生当是葛胜仲”。“葛胜仲，字鲁卿，丹阳人。”此外，还旁及考辨了许了威、洪庆善、许巷舒等人。
曾几对陆游的诗歌创作和诗学思想影响极大，研究者一般都据陆游《赠曾温伯刑允》一诗，将陆游师从曾几之年定于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这一年陆游18岁。马健《陆游何年从师曾几》一文，对此说提出质疑，认为此说与陆游及曾几生平有颇多不合之处（文中举出四点）。他据陆游《曾文清公墓志铭》和《宝庆绪会稽志》所载，两相参证，将陆、曾二人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定于1155年底，这一年陆游31岁，曾几71岁。
在《陆游在南郑》一文中，朱东润对陆游在南郑的生活，他与四川宣抚使王炎之间的关系等作了较为切实的描述。认为：“陆游和王炎的关系，主要是通过虞允文的推荐。”陆游到达南郑在乾通八年三月，职衔是干办公事，兼检法官。从陆游诗中，可以知道一些王炎准备收复失地的工作，也可看到当时将士意气的发扬。“乾通八年九月，王炎调枢密使，虞允文外调四川宣抚使，陆游也调任成都府安抚使司参议官。汉中八个月的军旅生活，在陆游一生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傅璇琮、孔凡礼的《陆游与王炎的汉中交游》，就王炎一生，尤其是任职汉中时的行迹、政治举措及与陆游的交游作了考察。这就为陆游该时期及以后诗歌创作提供了较为切实的背景材料，同时可以解释，陆游那样神往于他的短暂的从军生活，却只字不提王炎的原因。此外，《文物精华》第1期影印于北山的《陆游生平事迹考略》，就陆游“自书诗”中之“省庵”其人、《剑南诗稿》凡三见之郑唐志、韩元吉等，或作出考证，或叙其交谊。对于全面了解陆游都颇有助益。
四、陆游的爱国主义思想
关于陆游的思想，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与此相联系，陆游思想中的人民性倾向、人道主义的性质，也为五六十年代的研究者关注，一些先辈学者的研究，多侧重于这些方面。
李易在《陆游诗选·前言》中说：“陆游诗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多豪丽语，言征伐恢复事’，反映了南宋一代我国人民坚决反抗侵略的意志和要求。”“他沉痛地表达了沦陷区人民渴望收复的愿望”；“他斥责主和派的大臣们出卖祖国的土地”；“对妥协投降派以人民的膏血——大批银绢献交贪残的敌人，表示愤慨”；“控诉他们排斥抗战将领、贻误国事的罪恶勾当”；“他特别尖锐地嘲笑了投降派所奉行的妥协退让的基本国策”；“他还揭露了整个妥协派的卑鄙自私的目的”等等。李易认为：将陆游置身于中国诗歌史的爱国主义传统，可以看出：“他是继承了屈原那种反抗误国的权臣、至死不悔的伟大精神，同时也继承了杜甫那种盼望朝廷克服地方割据势力，并揭露当时种种弊端的严正立场。陆游从前辈诗人的篇章中汲取了滋养和力量，从而在爱国主义的长流中激起了一个雄伟的汹涌澎湃的浪头……在他身上，对于祖国的热烈的爱和对于人民的深厚感情原是相一致的”。张国光《爱国诗人陆放翁和他的诗》认为：“从放翁一生的斗争生活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有宏大抱负的政治活动家，是一个有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民族战士；同时，他的生活因接近人民，并对人民予以深刻的同情，才使他的诗歌具有了丰富的人民性。”从前的许多论者，只注重陆诗艺术性的一方面，其实他的政治意义才是第一位的。程千帆《陆游及其创作》一文称：“在诗人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活中，对于祖国命运的无限关怀，像一道不竭的流泉，从头到尾贯注在他的诗篇里。”“爱国主义给予了陆游以强大的力量，使之成为一个永垂不朽的伟大作家。”这具体表现在：他对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做了正面歌颂。渴望胜利，渴望自己有机会歌颂胜利，正是陆游创作的主要动力，但是，陆游恢复中原的雄心大志，他对人民愿望和现实政治局势之间的矛盾的深刻体会，都使他不能不产生一种悲愤的感情。但这并不是消沉的、颓唐的。存在于陆游创作中的强大的爱国精神使他与悲观主义绝了缘。文章同时指出：“陆游对于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统治者的谴责，都是非常清楚的，但我们还应当注意到，陆游之所以这样地感受和抒写，主要是因为祖国神圣的主权，人民和平的生活受到敌人的侵犯和破坏。陆游写了许多鼓吹爱国主义主张加强对外作战的作品，但它们并不是大汉族主义和穷兵黩武等错误思想的宣传品。”
喻朝刚《陆游的生平、思想及其创作》一文，论及陆游爱国思想时指出：“陆游爱国思想的根源乃在于人民群众之中。同时他又接受了传统的历史教育，他对古代的爱国志士和民族英雄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从屈原到李陵、苏武；从诸葛亮到刘琨、祖逖，从杜甫到张巡、裴度，从寇准到宗泽、岳飞，都被他尊为民族的精英和骄傲。他从这里吸取了无限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的思想情感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他的作品才能够反映出南宋的社会本质，从而成为光辉的时代镜子。”文章认为：“陆游诗中的爱国主义在历史上也增加了新的内容，具有自己的特点。他继承了屈原和杜甫的传统，又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他们的成就。”具体表现在：首先，在对国家观念的理解上，陆游要比他们进步。陆游也有“忠君”思想，但另一方面，祖国的土地、人民、历史文化传统在陆游的爱国思想中却占据了主要的地位。其次，在于它具有鲜明的战斗性。第三，陆游的爱国思想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诗人的思想和形象是完整一贯的。第四，陆游爱国主义思想的特点还在于他具有热情的乐观主义精神和积极的浪漫主义色彩。“总之，陆游的爱国主义思想及其作品，集中地表现了南宋的时代精神和社会生活的本质特点……陆游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作品是我国爱国主义文学发展的高峰。他不仅在封建社会鼓舞了我国人民反抗异族侵略的斗争，而且就是在今天仍然有着伟大的教育意义。”
在《陆游的思想基础》一文中，朱东润说：“陆游的作品里，充满了爱国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这样的精神必然有他的来路，同样地，我们也不能不承认陆游的作品在思想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也必然有它的来源。”文章就陆游所处的历史、时代环境、幼年教育、师友渊源等方面，对其爱国主义思想基础作出深层分析，认为陆游的爱国思想在他身上扎了根，这一根主线，在陆游六十余年的著作中，可说是彻上彻下，没有任何动摇的。关于陆游的人道主义精神，朱东润说：“诗人在诗中极力推崇杜甫，杜甫的《三吏》、《三别》，正表现了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他对于宋代的诗人，最推崇梅尧臣，尧臣的《田家语》、《汝坟贫女》，也表现了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但即使像《农家叹》、《书叹》等“充分暴露人民的痛苦”的作品中，“陆游一方面写出农民生活的痛苦，一方面又为封建统治者开脱剥削的罪恶，这里正反映出他思想上的矛盾，他的认识显然受到出身阶级的限制”。就陆游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而论，文章认为：“在两者之中，爱国思想是主要的，因为这个普遍存在于南宋的社会里。陆游的作品，普遍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要求，同时更能以自己的爱国思想影响了他的读者。对于当时和宋末的人民都起了良好的影响。甚至辽远的后代人在读到他的《示儿》诗，都会想到自己对国家的责任。”
朱东润也谈到陆游思想的消极方面，除其人道主义的局限性外，“更严重的是他从佛教和道教那里带来的虚无主义思想”。从陆游诗中数量不菲的谈禅论道之作，“都可以看到佛家思想，已经渗入陆游的日常生活里去，他一边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认为佛家思想，同样可以为统治阶级服务，一边为个人的利益打算，认为佛教经典，可以安慰自己的心灵，对于《法华经》，更是极力称诵，竭尽言语之能事”。“但是对于陆游影响较大的则是道家思想——尤其是道家中的服食、求仙的一派。”他认为在陆游的思想中，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不同思想，会同样地存在他的身上，“尤其可诧异的在他意气激昂奋发的时期，反现实的幻想照样地存在”。
“文革”以后，陆游爱国主义思想仍为研究者关注，但人们更多地将其与具体创作联系起来论述。钱仲联的《陆游诗探讨》就陆游诗思想内容从积极、消极两方面作了细致分析，认为积极的一方面表现为：1.爱国主义精神，是陆游诗思想内容的核心；2.对敌人野蛮罪行的控诉；3.对南宋投降派苟且偷生的愤怒鞭挞。而“陆游诗的主要思想内容，是反映了当时历史阶段的民族矛盾”。就消极的一方面言：1.其诗中往往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统一观念常和忠君相联系，寄幻想在封建君主身上；2.虽同情人民疾若，但还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3.有严重的尊孔崇儒偏见。当然，其积极方面是主要的，“就文人诗歌来说，无愧为那一时代的最强音”。张实的《“尽拾灵均怨句新”——陆游的思想与诗歌创作》，就杨万里所评陆游“尽拾灵均怨句新”之“新”，对陆游思想和创作上对屈原的继承和发展作出探讨，认为：屈原诗歌的爱国主义精神与独创的艺术经验，成为指导诗人诗歌创作的“诗家三昧”，但陆游与屈原毕竟有所不同，他将屈原诗歌的爱国主义思想传统，推向了历史的更高水平，这当是诚斋所称为“新”的第一个表现。同时陆游继承了儒家的思想传统，但又突破了“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道德规范，这与志洁行芳的屈原及其在《离骚》中所表白的“余独好修以为常”、“夫孰异道而相安”、“伏清白以死直兮”的思想完全一致而有其更为直接的现实意义，这当是诚斋所称为“新”的又一表现。最后，将陆游与屈原相比，认为在保持晚节老有所为诸方面，都是后代的楷模，并认为这是两位诗人之所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