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宋代文学研究(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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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辛词的分类研究

辛词的分类研究,指按写作题材和内容的不同,将辛弃疾的词分为农村词、咏春词、艳情词、俳谐词、闲适词等类别,进行更具体细致的论述。

一、农村词

辛弃疾隐居江西前后达二十余年,其间创作了大量的农村词和山水词。对于辛词这部分创作,尤其是农村词的创作评价,一直是学界讨论的问题。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大体上皆能作持平之论。如龙榆生《试谈辛弃疾词》一文,将农村词称为“归闲生活中的辛词别调”,他说辛弃疾虽曾做过“躬耕”的打算,但由于他的阶级出身有相当距离,他想把雄心收敛起来,化为悠然自得的恬淡风趣;但他的“自由之果”(陆九渊说——作者原注)却是本性难移的。又说由于他长期习惯于农村生活,在思想、感情上,也就不期然而然地渐渐和农民接近,因而构成另一种清新朴素的词格,摆脱了他那爱“掉书袋”的习气。而且指出,他这种白描手法,多少受了他的济南同乡李清照的影响。所以龙榆生称这是辛弃疾的别调,也可以说是本色,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80年代以来,关注辛弃疾农村词的渐多。季续《简论辛弃疾的农村词——兼谈辛弃疾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对辛弃疾农村词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将他的农村词放在词风变革中来研究考察,指出:“这些农村词作为爱国词的一个侧翼,在词风大变革中冲开了一个新的突破口,把词从王公甲宅、阿房曲院、青楼酒肆中解放出来,使之得以回到广阔的农村天地中去遨游,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力。”“从词风大变革的意义上来看,辛弃疾的农村词和他的爱国词一样具有开创性,虽然二者的成就和影响的大小不同,但其在文学史上的开拓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文章还探讨了辛弃疾农村词取得卓越成就的生活基础问题,指出:“从很年轻的时候起,辛弃疾就开始参与社会活动,不断和农民接近,进而厕身于农民中间,对农民的认识不断深化,在这个基础上,他对农民产生了比较深厚的感情,和农民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没有这个生活基础,他是写不出价值如此重大的农村词来的。”

沈泊华的《论辛弃疾农村词的词风》,认为淳朴的农家生活灌注了词作的恬淡风味,将辛弃疾农村词风概括为清新纡徐、淳朴真切。认为如果说辛弃疾当年那雄健豪放的政治抒情诗的主导风格是时代性的反映,那么农村词所表露的清新纡徐、淳朴真切的独特风格,自然也是以另一种形式对时代的反映。刘乃昌认为,相对于城市歌馆、上层社会题材充斥词坛的宋代,“稼轩的农村词虽然没有更多地描写农民疾苦,仍以值得珍视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而引起人们注目”。应子康的《稼轩农村词新探》则认为,从稼轩词总体来看,它不仅仅是描绘田园之景,田园之事,田园之乐,同时还抒发了词人身处江湖,心怀国事的爱心,抒发了其宏图难展的忧愤,抒发了对理想的憧憬之情,惟其如此,“才能使他的农村词在总体上与其他爱国词篇情调相吻合,确切地了解稼轩被迫闲居时的人生态度,才能够确切评价词人的一生”。

有研究者认为辛弃疾的农村词是作者顺应了历史潮流、克服了阶级局限的创作,其写农村词是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的,但也有持否定态度的,如王永健《试论辛弃疾及其〈稼轩词〉的局限性》,认为辛弃疾的农村词丑化了农民,歪曲了农民形象,掩盖了阶级矛盾。也正是出于这种看法,张亚新、叶志恒《试论辛弃疾农村词的局限性》认为,辛弃疾的农村词“一方面体现了他的审美价值和生活理想,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的阶级局限和思想局限。也正是这种局限性导致了他的农村词没能反映出现实农村的本质和全貌”。此外,顾之京的《辛弃疾农村词篇什探究》,针对辛弃疾农村词研究长期存在的概念范围不明确、数量不确定等问题,对稼轩农村词的范围作了界定,认为:“农村词应当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的词作:一是农村的风光与风土人情;二是农村生活的剪影;三是词人的乡居生活以及与农民的交往。含有以上几方面内容的词作,可以被称为农村词。”因此,不能把农村题材与山水风光题材、归隐山林题材混为一谈。也不能把稼轩某些含有一两句农村生活内容的词作,统统纳入农村词。基于此见解,文章将辛词中的25首词确定为农村词。

二、咏春词和艳情词等

严迪昌《论辛弃疾的“咏春”词》指出,稼轩词中咏春之作多达六十阕左右,几乎占现存辛词的十分之一,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名篇迭出。文章针对清代以来对辛弃疾咏春词的一些穿凿附会之解,指出:“辛弃疾这类咏春词从总体上说,正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是这位虽备尝了‘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的艰辛,却依旧‘白发自怜心似铁’的大词人精神面貌的再次体现”。针对稼轩咏春词向来的所谓“妩媚”之评,文章就辛氏咏春词与晏几道、秦观、周邦彦诸家的“婉”与“媚”在情韵、格调、气度、风神、语言上的差异进行了比较,指出辛弃疾的咏春词与婉约词人的“婉”与“妩”是两种不同的格调,辛词咏春词是疏朗明爽,清丽中见俊俏;辛词的妩媚是一种附丽于“意气峥嵘”与雄健清劲、悲慨深沉的情韵风貌“略相似”的妩媚,乃是寓刚于柔,振柔为刚的妩媚。陆永品的《辛弃疾的咏物寓言词》,则从对庸俗世态的嘲讽和乐观精神;揭示“恶人”对“善人”的排斥和陷害;借咏梅自况,表现自己不同凡俗的卓然标格等方面,对辛弃疾咏物寓言词的内容、表现形式等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孙崇恩《论辛弃疾的艳情词》将辛弃疾艳情词概括为:丽绵密,缠婉悱恻而又骚雅;婉转曲折,含蓄蕴藉,着力于女性内心刻画;明白如画,率真质朴而情致凄切;委婉含蓄,风格沉郁,耐人寻味等四方面的特点。同时,对一些历来颇起争议的辛弃疾艳情词作出了比较详细的分析。

邓魁英《辛稼轩的俳谐词》认为,辛弃疾俳谐词继承了苏轼、黄庭坚及南宋向子、朱敦儒、周紫芝、杨万里词中的俳谐风格。而辛弃疾的时代和他个人的遭遇必然不同于北宋承平时期的长短句中那种“滑稽无赖语”,而是带有南宋那个时代的特色和他本人的特殊风貌。应该说,辛稼轩的这类俳谐词,实际上正是激怒之词,是长歌当哭,以嬉笑游戏的方式表现了一个极为严肃的主题,主题的严肃性正是稼轩滑稽词主要价值之所在。尤其是他在带湖瓢泉闲居时,这种俳谐风格更为突出。

刘乃昌在《万壑千岩归健笔——谈辛弃疾的闲适词、农村词和爱情词》中,除对辛弃疾农村词从思想、艺术上作出分析外,还论及其闲适词,认为:“辛氏的‘闲适词’并不‘闲适’,名为‘闲适’,并不尽当。因为在这些词里,翻腾着作者峥嵘不平的感情波涛,常常于旷达中显出沉郁,于闲适中露出愤激,在山光水色的背后,含蕴着不可忽视的社会内容”。在闲适词的一些篇章里,也流露出辛弃疾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但从整体来看,辛弃疾闲适词中所反映的消极思想因素毕竟是次要的。其积极的社会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关于辛弃疾山水词也有论及,有的将其艺术风格概括为“豪放沉郁”,如《山东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龚兆吉《一生不负溪山债——略论辛弃疾山水词的艺术风格》;有的则将其概括为“雄奇”,如《聊城师专学报》1983年第1期郭泰安的《谈辛弃疾的山水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