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本中是南渡前后一位重要的作家，他的重要性在于他第一个用宗派观念论诗人群体，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在于他提出的“活法”理论对宋诗的发展影响很大；在于他的诗词创作反映出风气的转变；在于他与曾几、韩驹同为当时主盟文坛的领袖人物。
一、吕本中与《江西诗社宗派图》
方孝岳在《中国文学批评》中指出：“钟嵘、张为、司空图，都曾经依照诗的作风，分别品次。但明明的说出‘派’字，而且专以一个地方风气为主，是从吕居仁这部书开始……吕居仁原来因为一般朋友结社吟诗，一时师友风气，瓣香山谷，以此作图记事，后学附和，就编成了那137卷的总集。我们看居仁自己论诗的宗旨，极有自己心得之言，而且也不拘一格，足见得他这《宗派图》也不过是一时兴到之作。”又说：“不过自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以及黄庭坚、陈师道一反西昆的作风，沉酣于唐朝李、杜、韩各大家，而尤皈依老杜，由他们这种宏雅之才，渊广之学，发为诗歌，成了宋诗的特色，于是效法黄、陈的那班江西社里的人，就捉着黄庭坚作一种格式，铸定了宋诗的模型。这种风气之转移，师承之大略，事实所现，固是如此。所以，《宗派图》也未尝不是一种事实的书了。”说明了《宗派图》产生的原因，及其在宋诗发展中起的作用。朱东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指出：“山谷、后山之诗，声名既起，流传兹广，然江西诗派之称，至吕本中而始大，风靡一代，自兹起也。”也强调了吕本中及其《宗派图》对江西诗派兴盛所起的作用。
关于《宗派图》的写作年代，向来有不同说法。一说为吕本中的中晚年所作，如龚鹏程《江西诗社宗派研究》，以吴曾《能改斋漫录》所云“乃绍兴癸丑之夏，因取近世以诗知名者25人，谓皆本于山谷，图为江西诗派”为可信无疑，他说，吕氏生于神宗元丰七年（1084），卒于绍兴十五年乙丑（1145），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时，已50岁，去其卒才12年耳，谓为少作，可乎？其旁证则为周必大《题山谷与韩子苍帖》所说：“陵阳先生早以诗鸣，苏、黄门一见，比之储光羲，与徐东湖游，遂受知于山谷。晚年或置之江西诗社，乃曰：我自学古人，岂所谓鲁一变至于道也？”因韩驹卒于绍兴五年，吕本中作图在绍兴三年，“非晚年而何？”另一说则认为是吕本中早年之作。如谢思炜在《吕本中与〈江西宗派图〉》中，以范季随在《室中语》中记吕本中本人的话“少时戏作耳”为可信，吴曾之说，及孙觌《鸿庆居士集》卷三十《西山老父集序》以其作于建炎间之说，皆不可靠。因为南渡初期《宗派图》流传时人们对其中一些人物的评价已经发生变化，对产生它的背景已不甚了解，说明它产生于北宋之末，而非南宋之初，具体的时间应该是大观至政和，吕本中30岁左右的一段时间。而吕本中至京师的时间是政和元年春，在这以后，与吕本中结识的一些诗人，如范寥、张扩等都没有再列入《宗派图》，于是可以推测其写作时间为政和元年左右。而其酝酿过程则自崇宁、大观年间吕本中提出“江西二三子”时就已经开始了。
莫砺锋的《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考辨》，首先辨吴曾“绍兴癸丑”之说不可信，复根据后人引用“宗派图”称呼和尚饶节之俗名而非法名，推断此图作于饶节出家以前。《嘉泰传灯录》记饶节事颇详，可以推断其出家在崇宁二年，所以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应该在“崇宁二年正月半之前”，又据《云麓漫抄》所云“议者以为陈无己为诗高古，使其不死，未必甘为宗派”，说明该图作于陈师道死后，而陈卒于建中靖国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则该图必作于是时之后，故断定其“作于崇宁元年（1102）或崇宁二年（1103）初，其时吕本中19岁或刚满20岁，这与他自己说‘少时’是互相印证的”。这种推断比谢说推前了七到八年。近年来，这一观点已被较为普遍地接受，如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即采用其说。
关于《宗派图》所显示的江西诗派之性质特色，龚鹏程在《江西诗社宗派研究》中概括为四点：一曰，江西为观念之社集，而非实际之聚会也；二曰，为风格之判断，而非地域之划分也；三曰，宗派中有二十五派，而非一派也，即以黄庭坚为宗，以后山以下二十五人为派，一源分流；四曰，江西宗派与当时社会文化关系最深。谢思炜在《吕本中与〈江西宗派图〉》一文中，分析了《宗派图》写入的人物，以为主要是黄庭坚的追随者和与吕本中有较为密切关系的人，认识较早且关系密切的放在前面，认识较晚且关系较疏的放在后面，主观色彩很明显。其中年岁最小的徐俯较吕本中年长十岁，范温是黄庭坚亲授，且是吕本中之表叔，但因为年龄与吕本人相当，所以也未列入。所以该图“是总结他以前江西诗派的情况”。文章还指出：首先，吕本中心目中的江西诗派有着严谨的作者队伍和鲜明一致的创作风尚或主张，已不同于前人所谓“江西诗人”只泛指一些江西籍的杰出诗人。其次，《宗派图》有自己的政治标准。江西诗派的盛衰也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江西诗派是元学术的一部分，是作为“绍述”政治的对立物而发展起来的。三是，江西诗派的发展分三期：绍圣以后，在黄庭坚的周围和身后形成了一个追随他的人品和创作风格的诗人群，其中两个主要的文人团体被《宗派图》收录，这是江西诗派的第一期，也是发展期；建炎以后，宗派图显示了影响，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而出现“学者率宗江西”的局面，这是江西诗派的第二期，也是全盛期；绍兴以后，陆游、杨万里等人在江西诗派中经受了政治和技术方面的锤炼，各自走上新的创作道路，江西诗派逐渐分化，这是江西诗派的第三期，也是衰落期。
但也有学者对《宗派图》颇不以为然，甚至否定“江西诗派”的存在。赵齐平在《宋诗臆说》里的《折尽长条为寄谁——说吕本中〈春日即事二首〉（其二）》一文指出，《宗派图》为吕本中早年戏作，因受到非议，他本人后来也否定了它。北宋中叶以后，确有许多诗人不同程度上受到黄庭坚的影响，不正确地理解“无一字无来历”的说法，从而“资书以为诗”，但他们未必结社，或形成宗派，吕本中列《宗派图》，而名之曰“江西诗社”，仿佛他们在黄庭坚门下立一宗派，结社联盟，提出了共同纲领，进行了有组织的活动，以至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错误地提出“立门庭者必，非不可以立门庭”。（作者还指出：南宋中叶四灵诗派的确有意立门庭，但他们主张“捐书以为诗”，无事于。）“江西诗派”是不存在的，但因其名沿用已久，研究中国诗歌史，也不妨把“江西诗派”看做黄庭坚影响下的一种诗歌创作倾向，“但必须明白无诗派”。
与赵齐平的观点不同，顾易生等人的《宋金元文学批评史》认为，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是超越流俗的大胆创言，所论亦未可轻视。“比如，率先提出江西诗派之称，为千百年来中国文学史所沿用，有利于开展古代文学流派的研究，对于文学发展的源流本末及其纵向横向联系和影响，把大量类似的文学现象加以集中比较并进行探索，掌握一定的规律，以促成一代新风，因此，从宏观视角而言，它对宋诗的贡献，允称功大于过。”
二、吕本中的“活法”说及其诗词创作
吕本中的文学批评也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方孝岳在《中国文学批评》中说：“他最精的议论，可以代表江西派的观念的，就是他所作的《夏均父集序》，他在《序》中说：‘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知是者可与言活法矣。谢玄晖有言，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他这所谓‘活法’所谓‘流转如弹丸’，是很精美的境界。山谷之精美清奇，学杜而能变杜，正是这样情形。”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列专节介绍“吕本中的活法与悟入”，认为吕本中讲“活法”，似比夺胎换骨活泼广阔，可以说是进步的夺胎换骨法。“吕本中要‘具备规矩而能出于规矩之外’，杨万里更只要‘优游厌饫’，可以说是进步的活法。俞成述活法先引程子所谓‘活泼泼地’，大概‘活’字确是来自程子，吕本中也确受程子影响，‘为诗要使人兴起其为善之心’，就自程子而来，这样，便与黄庭坚的专重诗法不同了”。刘德重、张寅彭合著的《诗话概说》指出，吕本中的“活法”说，显然在江西诗说的基础上，融进了苏轼的理论，他是在有意识地“以苏济黄”，即试图用苏轼的自然流动来补救江西诗派的生硬造作之弊，“是对江西诗说的重要发展”。
张毅在《论活法》中指出，江西诗派自吕本中作宗派图后，作诗奉守“无一字无来处”和“点铁成金”的师训，习惯于由黄庭坚上窥杜甫，由于有规则可循，“易形成风格相近的诗派。但也极易让人受法的束缚，亦步亦趋，不离规矩”，失却了作诗的本意。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对“活法”的批评，“已开启了在诗歌创作中重活法的先声”，张戒于绍兴初年在桐庐见吕本中时对江西诗风的批评，则直接促成了吕本中提出“活法”理论。作者认为，黄庭坚的“夺胎”、“换骨”等法，“其特点是规矩具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所谓‘死蛇弄得活’即指此而言，这是吕本中所说的‘活法’的一个层面，即‘可学’的一面，江西诗派作家作诗大多停留在这个层面”。但诗歌创作还有“不可学”的无定法的一面，“所谓无定法实际上是指创作主体对诗法的超越，以达率情任性，变化不测而不背于规矩的自然为文之境。这是吕本中‘活法’说的更深一层的内容”。吕本中“活法”说的提出，“将黄诗代表的江西诗派的‘有意于文者之法’，和苏轼在创作中体现出来的‘无意于文者之法’辩证地统一起来……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以苏、黄为代表的宋代诗学的精神，预示着此后诗歌创作的发展方向”。
顾易生等人的《宋金元文学批评史》认为：在江西诗论中，吕本中影响最大的，还是强调“活法”和“悟入”的理论。所谓“活法”，是指作诗的一种方法。“吕氏自觉提出了‘活法’理论来为宋诗发展开拓新途。重视法就能规矩备具；能活用又能摆脱规矩，自行变化，而终不背规矩。所谓‘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其言语表述貌似玄虚，而实具有艺术辩证法因素，因为艺术技巧的运用和艺术形式的创造，正是尊法与活用的紧密结合。”
吕本中的诗词创作在文学史上也是有一定地位的。钱基博在《中国文学史》中说：“其为诗骨力坚卓，亦得法庭坚，妥帖自然过之，而才力富健不如，所以格较浑而语为驽。”又谓“然格老而气不警遒，波峭而思欠沉鸷，特以视陈师道之拗而得蹇、朴而为伧，扯，不成片段者，则警发之意多，而锻炼之功苦，转觉后来居上矣。”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说：吕本中后来主张学习李白和苏轼，“他的诗始终没有摆脱黄庭坚和陈师道的影响，却还清醒轻松，不像一般江西派的坚涩”。
莫砺锋在《江西诗派研究》中，对吕本中的诗歌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指出其诗在思想内容方面有与陈与义类似的变化，青年时期受到吕公著的连累而仕途不顺，但他毕竟是生于公侯之家的贵公子，过着诗酒风流的生活，其诗歌的主要内容是与友人的唱酬和个人情怀的抒发。作者指出，黄、陈的诗风对吕本中的影响时深时浅，但总的来说，“流转圆美”的倾向在渐渐加剧。对江西诗派诗风的转变起了较大促进作用，在艺术上虽比不上江西派“三宗”，但“确实是江西诗派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人物”。赵齐平认为，方回在《瀛奎律髓》中说吕本中“其诗学江西而主于自然”是不确切的，江西诗风以奇峭僻涩为特点，最不“自然”，“主于自然”就不属于江西诗风，吕本中规模李商隐，不是像黄庭坚那样取其诗律的精严、对仗的精整、使事的精切，而是得其韵致的丰厚、情调的旖旎与词语的华赡，又将词“以清切婉丽为宗”的特色带入诗中，论诗讲究“活法”与“悟入”，提倡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所以形成了“流丽”的诗风，“‘流转’是流动轻灵，‘圆美’是圆活绮丽，合起来就是‘流丽’”。
谢思炜的《吕本中的诗歌创作简论》，按时间发展的线索论述了吕本中诗歌的特色，指出在政和、宣和时期，他的诗“处处表现出一种同现实的对立感”，这对立感起源于他在现实中的政治地位和因新党执政而引起的家道中落，“经常表现出一种对社会前途和自身命运的忧虑和反省”，“既有抗争现实的锐气，又表露出无力改变现实的痛苦”，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狭隘的阶级立场，更能反映历史真实。在靖康之乱中，他写了《兵乱后自嬉杂诗》共29首（作者指出：这些诗中今所见者，惟《瀛奎律髓》所收5首，20年代，傅增湘重新发现了其《外集》三卷，今存北京图书馆，诗的感情沉痛而深刻，有一些从心底涌出的精美的警句，且有“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的境界，已为陆游的爱国诗开了先河，是那个时代所产生的最有光彩的、最为后人珍视的思想，这种作品与杜甫诗相似，并非可模仿到，“是江西诗派学杜甫最成功的作品”。文章还指出：“吕本中虽然为反映社会现实作出了可贵的努力，但他的创作和诗论都呈现出矛盾的状态，反映现实并没有成为他坚持不懈的追求。这种意愿受到了来自家教、诗教以及同时代社会思潮的强有力的限制。”其诗之缺陷“是宋代社会条件和哲学思想影响以及宋诗本身矛盾的结果”。
张鸣在《吕本中与南宋初期诗风演变》一文中指出，吕本中的诗“善于以自然流转轻快的语言描写平常的风景，表现平凡的小事，抒发日常生活中的平凡感受，诗的题材更加平凡化、日常生活化，而作品的诗意则主要通过深刻曲折的总体构思和轻快流畅的语言之间所构成的内在审美张力来实现”。并指出他以苏轼的“意思宽大”和张耒的疏畅自然来救诗思的拘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许总在《宋诗史》中指出：吕本中诗风的转变，主要在于其纯粹写景之作，“可见与创作风格的变化相适应，创作主体一定程度地突破了‘闭门觅句’式的封闭的自我世界，而努力走向自然与现实”，“现实内容也就相当程度地渗透进来，成为吕本中诗中另一趋变内容”。
关于吕本中的词，陈如江在《唐宋五十名家词论》中指出，吕本中对江西诗风的革新，在诗文中呈现出的流动明畅、清新自然的特点，也体现在他的诗中。其词仅存27首，与诗的数量相去甚远，但在艺术上却不分高下。指出其词的风格与韦庄之疏放为近，呈现出清新流美的民歌风味，是对小令艺术的开拓。陶尔夫、刘敬圻谓其词“以婉丽见长，天然浑成”，曾季比之为花间之作，是就艺术形式说的，“其思想内容却比之更具时代感”。
三、关于曾几、韩驹
（一）曾几：
钱锺书说：“他极口推重黄庭坚，自己说把《山谷集》读得烂熟，又曾经向韩驹和吕本中请教过诗法，所以后人也想把他附属在江西派里，他的风格比吕本中的还要轻快，尤其是一部分近体诗，活泼不费力，已经作了杨万里的先声。”赵齐平在《落日孤云始欲愁——说曾几〈寓居吴兴〉》一文中指出，曾几有些好诗如《寓居吴兴》“悲壮沉郁的格调略似杜甫，不重雕镌而气势流畅，不作豪语而感慨深沉”，也有些诗歌如赵庚夫在《读曾文清公集》中所说的，“新如月出初三夜，淡比汤煎第一泉”，“新”是清新，“淡”是清淡，已不同于吕本中的“流丽”，无论是清新或清淡，从其自然洒脱方面说，避免了黏皮带骨，凑泊堆垛的毛病，也多少与吕本中讲的“活法”有一点关系，但其主要的作品则比吕本中逊色，一般性的送行赠别之作和即景抒怀之作都写得过于率易，缺乏一唱三叹之韵味。他对陆游产生影响的是“拾取生活小景怡然成趣的一个方面”。作者还指出，有些古人喜欢比较曾几与陆游的高下，“似乎多此一举，我们只须看到吕本中、曾几这一些诗人如何作为陆游等‘中兴四大诗人’的先驱，明白南宋初期诗歌的嬗变轨迹，也就可以了。或者以为‘四大诗人’均出自曾几门下，则嫌证据不足”。
莫砺锋在《江西诗派研究》中指出，曾几在政治上始终站在抗金派的立场上，有一些爱国题材的诗，但其大部分作品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或民族斗争都没有什么联系，主要内容是个人情怀的抒发。《瀛奎律髓》所选曾几的咏梅诗就有八首之多，至于模山范水、吟风弄月之诗，更是曾几笔下的主要内容。其艺术渊源及特点都是属于江西诗派的；在拗体、咏物重神似等方面都受到黄庭坚的影响，又受到吕本中的影响，诗中没有奇字、僻韵，文从字顺，明快畅达，少用典故，声调委婉，音节和谐。“虽说吕本中最早提出‘活法’之论，在创作中形成活泼流动的风格也比曾几早，但是曾几后来居上，在艺术上取得了比吕本中更高的成就。正因为如此，曾几对南宋诗坛的影响也更大一些。南宋的几位大诗人中，陆游曾得其亲自传授，杨万里受其影响很深，据说萧德藻‘亦师茶山’。曾几在后期江西诗派乃至整个南宋诗坛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韩驹：
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说，韩驹作诗的基本方法是“禅悟”，后来严羽论诗特标禅悟，显然是受到韩驹的影响。刘克庄谓韩驹出于苏轼，可能其论禅悟受到苏轼的影响，但他认为，“吕本中强韩驹入江西诗派，也并不错误”。因为韩驹论诗讲下字谋篇，都近于黄庭坚而不近于苏轼。朱东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说：“与吕居仁同时，其议论可以互相发明者，有韩驹。”并条理其论为“饱参之说”、“贵语脉连属，意境蝉联”、“重用字之法”等。钱锺书《宋诗选注》说：“韩驹十分讲究‘字字有来历’，据说他的草稿上都详细注明字句的出处。所以他跟其他江西派的作家一样，都注重怎样把典故成语点化运用，只是他比较高明，知道每首诗的意思应当通体贯串，每句诗的语气应当承上启下，典故可用则用，不应当用意思去迁就典故。”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认为：“在吕本中《江西宗派图》所列的25位诗人里，韩驹是较有才情的一位……他在靖康之变后写的诗歌，忧愤感激，与汪藻、陈与义等相类。但从另一方面看，他作诗注重典故成语的点化运用，讲究锤字炼字，深受黄庭坚的影响。如他曾将曾几送汪藻的诗‘白玉堂中曾草诏，水晶宫里近题诗。’改为‘白玉堂深曾草诏，水晶宫冷近题诗。’（《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四）只变动两个字，就使诗句顿觉精神挺拔，显示出他在词语推敲方面的深厚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