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文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其文论和诗论中，文论讲文道关系，诗论以《六一诗话》为创构。现将有关的研究意见分述如下。
一、欧阳修的文道观
欧阳修的文论，一个主要内容是关于文道关系的问题，许多学者将欧阳修的“道”与韩愈以及传统的儒家之“道”作了比较，有些学者将欧阳修的“道”与即将兴起的道学家所说的“道”作了比较，并以此为参照确定欧阳修所谓“道”的特征。熊材炎在《欧阳修的文学批评概述》中认为，欧阳修在文学上推重和模仿韩愈，而在“道”的问题上则“简直不满于韩愈而推重韩愈的支下重道的一派底李翱”，李翱“隐隐地开启了宋代道学家的先河，而欧阳修更是紧紧地承受了这种气息，渐渐地显示些道学家的风味”，其“道盛者文不难而自至”，似和道学家的“有德者必有言”的话一鼻孔出气，其实是他因为学者溺于文而不知道，中间不过有些微微过激的话，“他到底与道学家的不文不同，他只是觉着文思一定要有道，有道才能文”，他不是为求道而求道，“同时也是为着文的辉光”。朱东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说：“古文家好言道，永叔亦言道，然细味之，其言与前人异。六一题跋，斥柳子厚甚至，其读李翱文一篇，更扬习之而抑昌黎。”又指出，他言修道与文之关系较韩愈为深刻，与乐秀才书，大旨谓道盛者文不难自至，故其敦勉后学，大率以学道为言，而不亟亟于学文，此其与韩愈之不同处。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指出，欧阳修步趋韩愈的地方确实很多，但进于韩愈的地方也不少，最重要的就是“事信言文”，他以“事信”释“道胜”，认为只是“知古明道”还不够，必须“履之以身，施之以事，而又见之以文章”。文章的至不至及传不传，决定于事的信否大小与言的文或不文。言的文或不文是韩愈颇计较的，事的信否大小韩愈并未言及。这是欧阳修的新见解。并认为：“这种新见解对宋代文学的影响极大，一方面直接领导了议论派的事理文学，一方面间接领导了经卫派的政教文学，另一方面又激起了道学派的力言作文害道，别创道流为文的文说。”
郭预衡在《论欧阳修》中指出：“欧阳修的道不同于道学家，却近似韩愈。他一面反对性理之学，一面也反对佛老。”又说：“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却也并不等于韩愈。韩愈比较迂腐，欧阳修则比较切实。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出处进退、立身行事方面，欧阳修的刚正不阿、无所畏惧，又远在韩愈之上。”且欧阳修不像韩愈那样急于做官，但他却很重视谏官，他说的“道”是为人之大节，而“欧阳修的各类文章都是体现着他的为人之道的”。云天在《欧阳修的文论与北宋文风》一文中，分析欧阳修文论的特点是：“与宋代政治家、道学家的文论相并立，具有古文家一派的特点。”又指出他论作品的构成，可以归结为道、事、言三个组成部分，三者之间既相区别又相联系，道纯、事信、言文概括了作品的政治标准和美学标准。他还分析了欧阳修的创作论，指出：“欧阳修的创作论具体地阐明了用道的修养端正创作思想的意义，提出了道与用结合、道与行统一的修养论；致道必‘关心百事’，为文当‘言以载事’，确立了创作与现实的关系；规定了文章的构成因素及其美学标准。”谭青在其《北宋古文与道学》中则认为，欧阳修的“道”是一种内在的修养功夫而非终身学问，他的散文创作“道学气更为稀薄”，“反有些老庄、玄学一派的‘委顺自然’的意蕴了”。曾子鲁的《简论欧阳修的文道观》认为：欧阳修在对道的理解上，“力求把儒家的理论与北宋政治、经济改革的实践相结合，做到明确具体、切实致用；他充分肯定了道对文的决定作用，又不忽视文对道的反作用”，提出了“道胜文至”的重要观点，对宋代古文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程杰在《北宋诗文革新研究》中认为，欧阳修不满于石介等人“舍近取远，务高言而远事实”的倾向，而强调“道”的平常性，在他的心目中，“道不是某种售世的资本，而是士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不是外在的某种伦理教条，而是士人人生信念的准则”。因而与石介等人动辄三皇五帝、空谈古初、张皇道统不同，欧阳修更注重发明学古明道、履之以身的实践意义，“更注意鼓励士人培养道德信念，化成君子人格，然后在此基础上开出向外的功用事业”。这反映了其人生价值追求的广阔视野和积极精神。他还指出，欧阳修有一种追求垂名后世的积极精神，“垂世不朽的意识和深长的历史观念不仅激发其行道立德与文章著述的积极性，而且影响其从传之久远的目标出发对治学著文处处严格要求，带来了文学观上一些富有特色的思考和主张”。如从颜渊以德行世、千古不泯，而秦汉以来著述万千、存传百不一二的现实推导出“不可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之间”、学文之士不可以文学为止境的观点；又如他认为所谓传世传真不传伪，传大不传小，影响于碑志文写作，主张实录存真，文求简略，重在大节；在文风上主张各因其性、修辞立诚；在创作态度上主张慎重为文，期于精能等。
二、《六一诗话》及其他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是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随笔式的诗论著作，在诗话体制上有开创之功。朱东润说：“《六一诗话》与司马光续诗话，及刘窸中山诗话，在北宋诗话中称为最古，虽四库总目提要称其体兼说部，然亦有深切入细之论。”郭绍虞在《宋诗话考》中考述了该书的版本流传，指出：“是书以《杂书》为其前身，故撰述宗旨初非严正，《宋四库缺书目》列入小说一类，盖非无因。后世诗话之作与说部难以犁别，亦不可谓非是书为之先也。日人近藤元粹复据欧公《试笔》《归田录》二书辑其论诗之语以为附录刊入《萤雪轩丛书》中，亦可知诗话与笔记之本难犁别矣。”他还认为，后人对是书的非议也是没有道理的，“至其《诗话》中论诗之语，则多不刊之论。许印芳《诗法粹编》录其写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诸语，甚称其得文章秘要，则知此虽欧氏不经意之作，固亦自有精意可采矣”。
顾易生在《涉笔成趣精义多——欧阳修〈六一诗话〉》一文中说，《六一诗话》是欧阳修文论的重要补充，它“在发扬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反对形式主义诗风方面，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还对不同风格的诗人进行了确当的评论”，“强调描写细节的真实性与合理性”，行文“富有情韵之美，声音笑貌跃然纸上”。张华盛在《欧阳修》一书中指出，《六一诗话》是继钟嵘《诗品》之后的又一杰作，它在诗歌的来源借鉴、创作态度、艺术技巧、音律节奏、诗的致用、诗章结构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
刘德重、张彭寅《诗话概说》指出，在《六一诗话》的“闲谈”中，可以看出欧阳修的论诗主张，从破的方面看，欧阳修不满并加以揶揄的主要有以下几种倾向：一是像宋初九僧那样离开风云草木之类的陈词俗字便无法作诗的陋习；二是“诗人贪求好句而理不通所造成的弊病”；三是“义理虽通，语涉浅俗可笑者”；四是“后进”学者仿效西昆体，“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的流弊”。从立的方面说，可以看出欧阳修的主张：内容上要求有真情实感，强调来自生活的亲身感受对创作的重要意义；艺术上要求进行苦思锻炼，而不赞成模仿，推重韩愈的“工于用韵”、“因难见巧”，他引述梅尧臣“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话，“实际上是从内容立意和艺术表现两个方面对诗歌创作提出了贵创新、忌粗率、贵含蓄、忌浅俗的要求。这些要求，是符合诗歌创作的形象特点和艺术规律的”。
唐代韩愈有“穷苦之言易好”的主张，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又有“诗穷而后工”的说法。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认为，欧阳修的话和韩愈的话是一致的，“止是韩愈的话很简单，欧阳修进而有多方面的论述而已”。葛晓音在《北宋诗文革新的曲折历程》中指出，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的说法“提出了要将忧思怨愤化为怨刺的问题，既比韩愈更明晰地说出了‘穷苦之言易好’的道理，又委婉地批评了柳开、石介为代表的一批困顿士人只为个人叹穷嗟卑，或为求自达而一味歌诗颂圣的创作倾向”。顾易生等人的《宋金元文学批评史》指出：欧阳修的说法进一步接触到作家的生活遭遇对其创作成就的重要作用，而对梅尧臣的惋惜，则“反映出作者思想中的矛盾”。周裕锴在《自适与自持——宋人论诗的心理功能》一文中认为，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提出“穷而后工”说，表现出了宋人论诗的新观念：其一，对“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说法提出异议，因为宋代士人地位明显高于唐人；其二，韩愈理解的“穷”字属于经济范畴，欧阳修用以指政治抱负无法实现的处境；其三，对“羁愁感叹之音”极为惋惜甚至轻视。文章认为这种观点对宋人的反感伤传统有深远的影响，最终形成了以“自适”、“自持”为特征的宋代诗学。
黄鸣奋在《欧阳修、苏轼的文艺价值观》中，指出欧阳修和苏轼先后提出“文如金玉，各有定价”的观点，标志着古代对艺术美本质认识的飞跃，“欧阳修、苏轼处在自唐中叶以来的文学革新运动取得全面胜利的时代，作为宋代的文坛领袖，他们从韩文默默无闻的二百年之后大行天下，看到了精金美玉的价值是不会因人们的一时偏见而埋没的，从古文标准与典范的确立看到了结束喧议竞争标准的无依局面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