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古文运动的成效不仅体现在散文领域，而且影响到诗歌创作，如“以文为诗”的流行等，所以人们又习惯于将发生于北宋中叶的这场文学变革称为诗文革新运动。欧阳修在这场运动中起了什么作用？有何贡献？以及他对待“西昆体”和“太学体”的态度，都是研究者很感兴趣的问题。
一、在诗文革新运动中的领袖地位
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坛盟主，在北宋的诗文革新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可以说是古今的一种共识了。如《四库提要》云：“宋初诗文，尚沿唐末五代之习，柳开、穆修欲变文体，王禹翶欲变诗体，皆力有未逮。欧阳修崛起为雄，力复古格，于时曾巩、三苏、陈师道、黄庭坚等，皆尚未显，其佐修以变文体者，尹洙；佐修以变诗体者，则梅尧臣也。”柯敦伯《宋文学史》说：“宋代文坛，修为巨擘，四六诗词，亦所兼擅，尤于古文居于承先启后之重要地位……故论宋代古文者，莫不知欧阳之后有曾、王、三苏，曾、王与欧阳皆江西人，三苏皆出欧阳门下，故是时领袖文坛以承先启后，舍欧阳修其谁耶。”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士风的转变，古文的复兴，都在他的手中开展起来。”周振甫在《欧阳修散文的艺术特色》中指出，欧阳修是宋朝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宋朝人说，‘欧阳子，今之李白也’，这话是恰当的”，并认为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比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有更深入的发展。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中国文学史》说，欧阳修“在北宋的文学革新运动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北宋中叶文坛的领袖”。
王冰彦在《欧阳修的“道”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中说：“欧阳修作为作家来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算不上是一流的，但是他作为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其文论和创作实践，对当时以及后代的影响却不能低估。”他甚至认为在这一点上，“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也无法与欧阳修相媲美。王水照在《欧阳修散文创作的发展道路》一文中认为，欧阳修“经过二三十年的不懈努力，既反对‘剽拟故事，雕刻破碎’的昆体与骈文的流弊，又吸收了宋代以来古文家写作的失败经验，才把建立流畅自然、平易婉转的风格作为宋代古文运动的基本目标。他开创了一代文风，这是他对中国散文史的最突出的贡献”。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认为欧阳修领导并完成的第二次古文运动，确立了散体文的正宗地位，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坛盟主，对诗文革新起了重大的作用，他团结尹洙、石延年、范仲淹、苏舜钦、梅尧臣诸人，在仁宗年间开创了新的局面。周振甫在《唐宋八大家论》中也说：“宋代六大家中，以欧阳修为古文革新运动的开创者。”
有的学者则从宋诗发展的角度，指出了欧阳修文坛领袖地位。如胡守仁在《论欧阳修诗》中说：“当时有不少与他志同道合的人，团结在他的周围，朋侪如梅圣俞、苏子美，后学如曾巩、王安石、苏轼，都在诗歌上有高度成就，这样一来，便取代了盛行于宋初的西昆体的地位，而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这就是所谓宋诗。”郑孟彤在《论欧阳修以文为诗的美学价值》一文中也指出，梅尧臣、苏舜钦的努力对纠正西昆派的流靡诗文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欧阳修“继承了古代现实主义的传统，以他的理论和创作的巨大影响，又进一步将西昆派脱离生活、专重辞藻的风气扭转了过来，把诗歌重新纳入正轨，使之向健康方面发展”。
大多数学者皆认为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完成者。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即云：“宋代诗文的复古运动，到欧阳修总集大成，此后的发展，便逐渐分化。”葛晓音在《北宋诗文革新的曲折历程》中认为：“欧阳修通过他与后辈文人的交往，致力于纠正从太学流传到社会上的怪癖文风……将曾巩和苏轼兄弟拔在高等……使‘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历时百年之久的诗文革新运动至此才取得全面胜利。”但也有人对这一问题产生了怀疑。朱靖华在《苏轼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真正完成者》一文中指出，这一问题“尚待商榷”。他认为：“衡量文学史上任何一次文学运动的完成标准，都要看它是否正确地反映了文学的特质和内在规律，看它是否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看它是否廓清了自己的对立面的流毒和影响。”他认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0世纪70年代至10世纪末，柳开等人提倡恢复古道；第二阶段是11世纪初至11世纪中叶，欧阳修等人从理论上矫正了运动初期重道轻文的倾向，并在诗文创作上树立起革新的楷模，取得初步成果；第三阶段是自11世纪中叶至11世纪末，以苏轼为代表，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除旧布新，廓清了西昆的流毒，促成了创作的繁荣，完成了运动的历史使命。作者认为，欧阳修作为文学革新运动的一位杰出的领袖，曾煊赫一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他在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有着深刻的矛盾，晚年甚至“大肆吹捧起西昆体的作家作品来”，“转向了保守的立场，其消极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其词也沿袭着词为艳科的传统词风，与诗文革新的积极精神背谬。这些都说明了欧阳修“在领导诗文革新运动中的不彻底性”，只有待苏轼来担当起完成运动的重任。
姜书阁在《苏轼在宋代文学革新中的领袖地位》一文中认为，“欧阳修既不是诗文革新的领导者，更不能成为诗文革新的领袖”，原因是欧阳修“学古文较诸友为迟”，且一直以韩愈为师，“对于文论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创见，大抵循守韩愈、李翱之旧，他对时文及西昆的批评也没有超出宋初以来王禹翶、柳开等人的范围，甚至还不及他们的某些批评痛切”。因此作者认为欧阳修的主张只能说是“复古”，“看不出多少文学革新的内容”，而且其词仍然沿袭南唐遗风，虽与《花间》略异，却仍属于婉约之作，“以艳情为主”，故作者认为，苏轼才能称为文学革新的领袖。郑孟彤在《欧阳修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逐一反驳了姜书阁的观点，并指出：第一，欧阳修沿着范仲淹走的道路，利用他在政治上的方便和文学上的崇高地位，吸取柳开等人反对宋初形式主义文风的成果，大声疾呼，倡导新古文运动，逐渐形成了诗文革新运动的声势；第二，欧阳修利用知贡举的机会提倡古文、反对时文，“直接地影响到全国士子读书作文风尚的转变，有力地推动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发展”；第三，欧阳修注意团结人才，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者；第四，欧阳修对革新理论的阐发和提倡有很大的意义，以他为首的文人的创作是在其指导之下，他的创作实践起了很大的示范作用。作者还认为，承认欧阳修的领袖地位，并不否认苏轼在古文运动中起过重要的作用。王奇珍《论欧阳修在宋代诗文革新中的领袖地位——兼与姜书阁商榷》中认为：欧阳修领袖地位的确立是诗文革新运动的历史必然；他解决了诗文革新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其创作有不容贬低的艺术成就与革新精神。作者认为，欧阳修的领袖地位在宋代早已确立，推举他的几乎全是这场革新运动的参与者，其中尤以苏轼最具有代表性。
黄宝华在《北宋古文运动发微》一文中，将苏轼与欧阳修的贡献做了比较，指出：“经过欧阳修的努力终于形成一种平易畅达、自然委婉的文风，苏轼则进一步推衍发展，达到所谓‘行云流水’的化境。”张毅在《宋代文学思想史》中也说：“曾巩、王安石和苏轼父子先后受知于欧阳修，成为宋代古文运动中的新一代作家，由于有他们的加入，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方能获得全面的胜利。”程杰在《北宋诗文革新研究》中指出，在当时的士林，欧阳修不是得风气之先的人物，他是在范仲淹、石介等等京东士人的影响下投身当时“复古明道思潮”的，“但成长环境和习养传统上的差异，又使欧阳修从一开始就与京东士人相比显示出理论和实践风格上的区别”，成为北宋诗文革新的领袖人物。
二、欧阳修与西昆体、太学体
一般认为，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是针对西昆体的文学改革。如刘麟生认为：“当时反对西昆体的，有林逋的闲逸，王禹翶的平易，可惜势力太小，不久便有苏舜钦的豪迈，梅尧臣的幽淡，极力廓清西昆体的乌烟瘴气，而欧阳修是其中一个大领袖。”张华盛在《欧阳修》一书中说，《六一诗话》“对横扫西昆，继承和发展诗歌的优良传统，树立一代新风方面，起了巨大的奠基作用”。曾枣庄在《北宋古文运动的曲折过程》中说：“欧阳修早年经历了一个从学西昆体到反西昆体的过程。”但有人认为欧阳修对西昆体是有所肯定的。陈尚君《欧阳修与北宋文学革新的成功》认为，欧阳修和石介对西昆体的看法有较大分歧，欧阳修本人“表示了对杨、刘等人由衷的钦仰，作了充分的肯定”，“从未像石介那样大张旗鼓地呵斥杨、刘诸人”。同时他还指出，倡导诗文革新的几位领导者与西昆作者关系十分密切，都曾受到西昆诗的启蒙。朱大刚在《读〈六一诗话〉评西昆诗》一文中也认为，石介等人攻击西昆，而欧阳修“却以冷静客观而又全面分析的方法对待西昆诗”，对西昆诗人的态度基本是肯定的。这种肯定“并不仅仅是对西昆诗人一联一句的肯定，或某一个人的肯定，而是从整体上，从宋初诗歌演变的过程中，给了西昆诗人以肯定”。作者还认为，欧阳修的意见对我们评价西昆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有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较为折中，如白敦仁的《宋初诗坛及“三体”》认为，欧阳修反对杨、刘等西昆诗人的是他们的骈四俪六之文，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西昆体诗。葛晓音在《北宋诗文革新的曲折历程》一文中认为：“欧阳修等人倡导的诗文革新，并非针对西昆体而发，而是针对真宗、仁宗二朝北宋诗坛上一片歌咏升平的颂声，提出了承平之世诗文仍应以兴讽怨刺为主的重要思想，这就比唐代文人强调世治而颂，世乱而怨的观念大大前进了一步。”正因如此，“他们对杨、刘时文的形式反倒采取了一种通达而又辩证的态度，与石介过激的高调完全不同”。杨亿虽是时文领袖，但为人刚直，风格雄健，欧阳修还在《归田录》中称赞杨亿“真一代文豪也”，“欧阳修革新时风与文风的目的最终在培养一代士大夫忧国忧民的思想、耿直清正的品格，以及合于时用的才能”，偶俪声病，“只是艺术形式问题，也可以为古道所用”。程千帆、吴新雷的《两宋文学史》说：“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的起点是在洛阳，就是在西昆派钱惟演的手下成长起来的，这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情况。”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认为，古文运动的代表作家和理论先驱者在文学观念上的分歧，还直接体现在对西昆文风的态度上，“欧阳修等人是不满西昆文风的”，但“批评的着眼点在于西昆文风无‘属情藉事’之实，并未否定文辞的作用”。程杰在《北宋诗文革新研究》中认为，韩、柳等古文运动先驱者的文学成就粲然可观，但他们只视文为载道的工具，振兴古道才是他们复古的重点，而在欧阳修，“文章”成了一个与道德、政事基本并列的方面，基于他对文学独立价值的肯定，欧阳修对包括昆体、时文等在内的作家都给予充分理解。
欧阳修对“太学体”的批评，是当时诗文革新过程中值得注意的事情。钱基博在《中国文学史》中指出：“于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拟为石介而过也。及修以翰林学士知嘉二年贡举，痛排抑之，务求平淡典要。”曾枣庄在《北宋古文运动的曲折过程》中认为，欧阳修对当时的古文不满，原因：一是水平太低，根本不能与韩、柳古文媲美；二是有模拟韩文之弊；三是狂怪艰涩，“生涩可以宋祁为代表”，“狂怪可以杜默为代表”。葛晓音在《欧阳修排抑“太学体”新探》一文中，纠正并补充了曾枣庄的某些观点，说：“我认为所谓‘太学体’，主要是指庆历中以来，因石介、孙复、胡瑗等在太学复古过当所造成的流弊。”文章分析了欧阳修与所谓“太学体”的关系，说“欧阳修痛黜太学体，还不仅是因为这种怪僻生涩的文风不合他喜尚平淡简要的趣味，更重要的是其内容的迂阔诡激与他‘研穷六经旨’必须‘究切当世之务’的一贯主张相悖”。作者认为，这次斗争的意义“不只是使文风由怪变易，从此建立起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散文风格，而且还有力地扭转了古文复兴之后脱离社会现实的倾向”，“这场斗争在文学上使北宋诗文革新运动避免了重蹈中唐古文运动的覆辙”，使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不但后继有人，而且更加发扬光大，因此，“这场排抑太学体的斗争与反对西昆体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洪本健在《从韩柳欧苏文看唐宋文的差异》中指出，为了打击“太学体”以怪僻代替华糜、以艰深文其浅陋的歪风，“欧阳修身体力行地实践了自己‘易知易明’的创派主张，撰写了大量平易生动的古文，成为人们学习的典范”，而且“知贡举时，利用政治手段，极力排抑险恶奇涩的太学体，擢拔文章晓畅的二苏、曾巩等英才”，最后取得了胜利。黄宝华《北宋古文运动发微》认为，太学体的形成与石介有很大关系，欧阳修虽然对石介的业绩作出过崇高的评价，但“只是在卫道方面，而不是在文章方面”，欧阳修利用知贡举的机会擢拔的都是文风平易的后进。张毅在《宋代文学思想史》中指出，太学体的出现是儒家“道统”理论对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消极影响，是孙复、石介等人主张宗经复古的结果，与欧阳修等主张通经明古的主张是不同的。“明古能加强作家的历史感，写出有深度的作品；而复古则可能导致作家脱离现实，一味以古为尚”，“成为束缚作家思想的理性框架，遏制作家的个性和才情，使文学成为政治伦理的附庸而失去新鲜可感的生命力”。而欧阳修针砭时弊，奖掖后进，使得宋代古文创作在克服了浮靡文风的同时，又避免了宗经复古的弊端，形成一种平易自然、流畅条达的成熟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