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是宋代文学发展的黄金时代，欧阳修等人倡导的诗文革新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全面的成功，不仅“古文”取代骈文成为中国散文的正宗，并且涌现出王安石、曾巩、苏氏父子等一批古文大家。宋诗也开始自具面目，从嘉到元，形成以苏、黄为代表的宋诗创作的高峰。尤其是词的创作，自柳永开创慢词之体后，发展迅速，涌现出秦观、晏几道、贺铸等一批优秀的词人。这是一个需要大家而涌现大家的时代，所以20世纪对宋代诗、词、文的研究多把这一时期的作家和创作作为重要对象。除了欧阳修、苏轼、黄庭坚我们将列专章外，有关这个时期其他作家的研究情况，都将在本章作具体的介绍。
梅尧臣和苏舜钦是开创宋代诗风的重要作家，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前期有较大的贡献，获得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的高度评价。他们的诗风互有异同，在一定程度上共同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因而20世纪的许多文学史著作及相关论著，常将他们放在一起论述。
一、对梅、苏的总体评价
1949年以前的许多文学史著作都指出，梅、苏二人在当时诗风转变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指出：“要至苏子美兄弟及梅尧臣出，而后诗体一变。子美兄弟又与穆修伯长尹师鲁诸人为古文，而文体一变。”柯敦伯《宋文学史》说：“梅尧臣之诗，刘克庄称为宋诗开山祖师，有圣俞出，然后桑濮之淫哇稍息，风雅之气脉复续。非过论也……叶燮谓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始于梅尧臣、苏舜钦二人。然二人诗格实不相同。《六一诗话》云：‘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说：“宋初诗人，台阁之昆体，专宗李商隐，其气靡；山林之处士，不出姚合，其势仄。自苏舜钦始窥李杜，而宋诗之势始雄，气始舒；至梅尧臣专攻韩孟，而宋诗之体始峻，笔始遒。”
有的学者虽承认梅、苏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但对二人的评价不太高。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认为：“《后村诗话》说，开宋诗风气的人，是梅圣俞，不是欧阳修，这话固然不错，但实在梅圣俞的诗，也完全亏得欧阳修的提倡。梅圣俞并且自叹再作诗三十年，亦不能赶得上欧阳修的《庐山高》。”罗根泽也指出，梅尧臣与苏舜钦是欧阳修诗文革新的先锋，“梅尧臣长于欧阳修，他的诗名也与欧阳修的鼓吹有关，苏、梅的努力创作诚然不可磨灭，可是假使没有欧阳修的揄扬，则声名影响恐怕都要减损。”顾随《宋诗略说》云：“仁宗初年盖宋最太平时期，当时有二作家，即苏舜钦子美、梅尧臣圣俞，欧阳修甚推崇此二人，盖因欧感到西昆之腐滥，梅、苏二人开始不作西昆之诗，此为‘生’，然可惜非生气（朝气），而为生硬。同时，苏、梅生硬之风气亦如西昆之使然，成为宋诗传统的特色。宋诗之生硬盖矫枉过正。苏、梅二人开宋诗先河，在诗史上不可忽略，然研究宋诗可不必读。”
1949年以后的文学史论著常将梅、苏并提，给予肯定性的评价。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编《中国文学史》（二）说：“在反对西昆派的斗争与奠定宋诗一些特色方面，梅尧臣和苏舜钦都起过相当的作用。”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三）认为：“苏舜钦以诗和梅尧臣齐名，时称苏、梅。实际上他们的性格‘放检不同调’，诗风也很不一样。苏舜钦虽曾以‘会将趋古淡’自勉，但他的诗终究是粗犷豪迈的，和梅尧臣的委婉闲淡显然不同。梅诗对统治阶级罪恶的揭露是比较和平含蓄的，而苏诗指陈时弊，则直截痛快，略无隐讳。”周义敢、周雷《梅尧臣诗的历史评价》一文，详细分析了宋、元、明、清人对梅尧臣的评价后提出：“梅尧臣是宋代杰出的诗人……为宋诗开辟了新的道路，使之形成了不同于唐诗的新面目。对于自南宋至清末的诗坛，他的诗曾有过程度不同的影响。”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也认为，苏舜钦是积极推动诗文革新的，梅尧臣是宋诗的开山祖师，在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中，欧阳修和苏、梅“都起了扫清道路的作用，经过他们的共同努力，为宋诗树立了新诗风”。
苏、梅诗风异中有同，因而两人之间的比较也就成为许多研究者的话题。刘经庵在《中国纯文学史纲》中比较两人的艺术风格，说苏诗“其豪放俊爽，轩昂不羁，笔力矫健，风骨横绝”；梅诗“古淡深远，精微一似韦、柳”；二人“一个超迈横绝，一个深远闲淡，这是他们的不同点”。朱杰仁《北宋诗人梅尧臣和苏舜钦的比较研究》指出，他们都强调文学作品要有充实的思想内容和积极的社会功用，在形式上反对追求片面的工巧和过分雕琢，都写出了不少反映民生疾苦的佳作，此是二人之所同；不同之点，是在“文”与“道”的关系上，苏舜钦缺乏辩证的眼光，过分强调“道”的作用，而忽视了“文”，从而“为后来理学家所继承”。梅尧臣的认识较为清醒，“‘文’在梅的创作思想中占重要的地位”，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梅诗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得以厕身大家之列”。文章还指出二人的艺术手法有共同之处：如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但梅诗深远闲淡，苏诗超迈豪隽，“这除了和他们的出身、经历、师承关系、个人气质等因素有关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都力图矫正当时在西昆体影响下，诗歌追求错彩镂金、雕琢浮艳而骨力孱弱的弊病”。
二、梅、苏生平及著作考论
在梅尧臣的生平研究中，朱东润用力最勤，他曾在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过《梅尧臣传论》，又作过《梅尧臣评传》。在《评传》中，朱东润强调如下几点：1.梅尧臣（1002-1061）
的父亲梅让是一位农民，尧臣14岁就跟随在外做官的叔叔梅询，但始终没能争得一名进士，这成为他一生的憾事。2.梅尧臣、欧阳修等诗人都是在西昆体诗人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尧臣曾娶西昆体诗人刁絗的孙女为妻。3.在庆历新政中，他站在新派的一边，以诗歌对旧派进行鞭挞。4.嘉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梅尧臣参加这次考试的阅卷工作，很欣赏苏轼的应举文章，但三年后他就去世了。刘守宜《梅尧臣诗之研究及其年谱》也是专门研究梅尧臣的论著，其年谱部分包括梅尧臣的小传、亲族介绍和交游简介，罗列了梅尧臣与范仲淹、裴煜等较亲近的27人和相对疏远的39人的交游诗目，对梅尧臣生平的主要事迹作了编年。此外，张仲谋《梅尧臣、欧阳修交谊考辨》，从个性、政治观、文艺观诸方面分析了梅、欧二人交谊的基础，并结合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对梅、欧交谊的两桩公案——一是欧阳修为何不汲引梅尧臣；二是欧阳修把梅尧臣比作孟郊——做了具体深入的考察辨证，并澄清了一些前人的误解。陈公望《梅尧臣二题》则较为细致地考察了梅尧臣与钱惟演、范仲淹的关系。
关于梅尧臣的著作，朱东润做过《梅尧臣编年校注》的工作，此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在《梅尧臣评传》中，他又设专节探讨“梅尧臣集的几个版本”。认为：“通行的《宛陵先生文集》出于绍兴十年（1140）的六十卷本。这个本子应当算是比较完备的，但是其混乱的情况也非常突出。”又说：“绍兴十年的六十卷本失传了，传世最古的本子是嘉定十六年（1223）的残宋本。”此外，梅尧臣的集子的明刻本有两个，一为正统己未（1439）本，一为万历丙子（1576）本，“正统本今藏北京图书馆，万历本收入《四部丛刊》，为当代的通行本”。秦寰明在《梅尧臣著述杂考》一文中，对相传为梅尧臣作的两本书做了较为详实的考证。一是关于《碧云》一书的真伪问题。前人多否认该书系梅尧臣作，但多沿袭宋代王之说，或根据其中内容，只以情理推测，缺乏有力的证据，且王本人即有过作伪的事迹，其说未必可信。作者列出四项十条材料，以较确凿的证据，论证了该书为伪作。二是关于《金针诗格》的真伪问题。古代论者多以该书为真，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却认为该书是伪作。作者考证，该书系梅尧臣作，写作时间当在景四年（1033）之前，但该书已非原来面貌。
苏舜钦，《宋史》有传，说他为参知政事苏易简之孙，但于其籍贯行实语焉不详。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一些文学史、文学年表和研究论文中，有关苏舜钦的介绍，大都说他是梓州铜山人，生于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卒于仁宗庆历八年（1048）。这种说法并不很准确。朱杰人在《苏舜钦行实考略》中，对苏的生平事迹做了一些探索性的考证，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证明苏舜钦是开封人，祖籍四川绵州盐泉，其郡望为武功。文章还考证了苏舜钦在开封、蒙城、长垣、长安、苏州、浙东等地的仕履行迹；考证了他与欧阳修、范仲淹、梅尧臣、秘演、宋敏修、陆经、关咏等人的交游；颇有益于我们了解苏舜钦的生平。陈植锷《苏舜钦生卒、籍贯考》也考证，苏舜钦系开封人，其先世尝居绵州盐泉县（今四川绵阳），生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而非大中祥符元年。另外，傅平骧《苏子美生平交游考略》《南充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及傅平骧、胡问涛的《苏舜钦年谱简编》（同上刊1986年第5期）等文章都在苏舜钦的生平事迹考辨方面下了功夫。
苏舜钦的著作，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均题为《沧浪集》十五卷。但《宋史·艺文志》则为《苏舜钦集》十六卷。当代通行的《四部丛刊》本《苏学士文集》十六卷，是清康熙徐复刊本的影印本。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苏舜钦集》的校点本。此后，傅平骧、胡问涛编撰了《苏舜钦集编年校注》，1991年由巴蜀书社出版。此书除正文外，还附录了苏舜钦的著作拾遗、年谱、传记、杂文、赠诗、序跋、题识等，所收资料较为完备。
三、梅尧臣诗的内容与艺术特色
梅尧臣诗按所写题材来分，内容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干预政治、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的作品；另一类则是写个人日常生活的琐碎事物，题材非常广泛。不同时期的不同论者，强调的内容是不一样的。陈子展指出：梅尧臣的诗“多同情贫苦阶级”，如《陶者》、《村豪》、《田家》、《小村》诸诗，“都是为农民贫户呼吁之作”。谢孝宠的《梅尧臣的诗是北宋社会阶级矛盾的真实反映》认为：“他的诗歌中的核心部分，真实地反映了北宋初年社会阶级矛盾的具体情况，我们可以在他的这一部分作品中，清楚地看见当时的社会的面貌。”朱东润《梅尧臣诗的特点》分期探讨了梅尧臣的诗，指出：“尧臣在青少年的阶段中，是先后受到叔父和岳父的教导的，但11世纪的初年，外患的影子逐步淡下来了……紧张的情况也松弛下来，尧臣30岁初到洛阳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也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他曾经逗留在象牙塔里。”他在湖州的两年，远离了前线，也远离了汴京，因此在这两年，诗中看不到斗争。他认为，梅尧臣的战斗性是非常强烈的，但并非本性如此，说他“从一个仁厚乐易的诗人转化为矛头高举的战士”，是与他遭遇的环境、敌人的进攻以及统治阶级的腐朽直接相关的。“尧臣对统治阶级的腐朽是无所顾惜的，从另一方面看，也就必然对于人民表现深刻的同情”，“敢于暴露深刻的感情”，“敢于做辛辣的讽刺”。孙望、常国武主编《宋代文学史》说：“梅尧臣诗歌的现实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有的诗中表露了关切国事的热烈感情……更为突出的是诗人关怀和同情农民的生活，对封建官吏奴役人民表示极大的愤慨。这在他早期的诗歌，如《田家四时》、《伤桑》、《观理稼》、《新茧》、《田家》、《陶者》等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也有学者指出：梅尧臣诗歌的取材具有个人化、生活化、琐碎化的倾向。钱锺书说：“他要矫正华而不实、大而无当的习气，就每每一本正经地用些笨重干燥不很像诗的词句来写琐碎丑恶不大入诗的事物。”前野直彬主编《中国文学史》指出：“梅尧臣可称为日常的诗人，因为未由科举而入仕，虽然作为诗人的令名非常之高，而至晚年却不得不甘于低级地方官的位置，在翻不了身的生涯中，他不断地观察着生活的种种细节，对家庭的关心尤其强烈，从中年时失去发妻之后，他近乎执拗地倾诉对亡妻的追忆及对遗孤们的思虑。又，历来不在诗中歌咏的卑小的事物，例如虱子等等，他也有意识地采入，加以人世间的批评性议论。”刘守宜在《梅尧臣诗之研究及其年谱》中认为，《宛陵集》二千七百余诗篇，取材广泛，非仅限于山水田园、吟情适志而已，唱和赠答之作数量甚多，其得在重友谊。江亭饯别，旅途寄意，圣俞均能一往情深，缠绵悱恻，然其失在滥，率尔酬酢，为文造情，故精致之作极少。该书还认为，梅尧臣诗之最有意义者，是记事与咏物之作，“记事之诗，可以见其时特殊资料……能于中窥见古史资料及当时部分事物情况。论诗之艺术，此类作品纯属直序，并无性灵；论诗之内容，不仅可作诗史看，且最有益于学术之研究也”。章培恒等人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政治题材只占梅尧臣全部诗作中的一小部分。他的诗歌内容非常广泛，而且是有意识地向各种自然景象、生活场景、人生经历开拓，有意识地寻找前人未曾注意的题材，或在前人写过的题材上翻新，这也开了宋诗好为新奇、力避陈熟的风气，为宋诗逃脱出唐诗的笼罩找到一条途径。譬如他写破庙，写变幻的晚云，写怪诞的传说，写丑而老的妓女，甚至写虱子、跳蚤，写乌鸦啄食厕中的蛆……”又说：“在以琐碎平常的生活题材入诗时，很容易显得凡庸无趣味，于是梅尧臣常以哲理性的思考贯穿在其中，加深了诗歌的内涵，使之耐人寻味……这也是宋诗在热情减弱以后，向其他方向发展的一个途径。”
人们更为关注梅尧臣诗的艺术特色，因他向来被认为是“宋调”的开创者之一。梁昆《宋诗派别论》指出，梅尧臣尝自言其诗古淡有真味，欧阳修又以清切、清新、古硬、古健相许。“然则圣俞之诗格，曰古淡、曰平淡、曰清切、曰清新、曰古硬、曰古健、曰奇瑰，可以概之矣。窃意古淡平淡清切清新，皆得之韦苏州，古硬古健奇瑰，皆得之韩昌黎。《宋诗抄》曰：‘圣俞诗起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削，出以怪巧，然气完力余，益老以劲’，最为当也。”朱自清在《宋五家诗抄》中承认梅尧臣诗风为平淡，但进一步指出：“平淡有二：韩诗云：‘艰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梅平淡是此种。朱子谓：‘陶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此又是一种。”朱东润也将“平淡”理解为一种风格，但联系梅尧臣的主观精神，反对以梅诗为“平淡”之论，他在《梅尧臣作诗的主张》中指出，当时所谓“平淡”，指的是陶潜那些山林隐逸、倏然物外的作品，把尧臣作品归结为平淡，是违反梅尧臣的主观要求的。他还在《梅尧臣传》中指出，梅诗不是平淡，而是苦硬、热烈、恢诡。与朱东润观点相近的还有吴孟复，他说：“断无战斗性如此强烈的诗人，而可用‘平淡’概括其风格的道理。”
梅尧臣有“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试卷》）之论，不仅反映了他自己的创作追求，也是宋诗的一种审美取向。陈光明在《论梅尧臣诗歌的平淡风格》一文中说：“我认为梅尧臣所倡导和追求的确实是一种积极反映现实、干预生活的平淡诗风，尽管不是所有的梅诗都具有这种特征，其中间有‘怪巧’、‘雄浑’之作，也有倏然物外的闲淡之作，但却掩盖不了他平淡的基本风格。”他针对朱东润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说：“在梅尧臣心目之中，李、杜、韩所达到的艺术境界，正是内容充实、形式朴素、情味隽永的平淡妙境。这就证明了梅氏所倡导和追求的，不是那种倏然物外的平淡或幽淡。”文章还分析了梅诗在炼意、语言锤炼和用典等方面的特征，具体阐释了梅尧臣所追求的“平淡”的内涵。吕美生在《梅尧臣的诗论及其创作》一文中也说：“他所谓的‘平淡’，其实是要求‘平淡’其表，‘邃美’其里的。就是以极朴素的语言和高超的艺术技巧，体现深刻隽永的思想感情，从而给读者以韵味无穷的艺术感染力。”文章还指出，梅尧臣“同时还借助‘平淡’境界，体现了诗人强烈的‘愤世嫉邪’的‘刺美’精神”。前野直彬主编《中国文学史》认为，梅尧臣用抑制的语言，平易地表现真实的感情，即所谓“平淡”，是他刻意追求的诗境。又说梅尧臣的诗在乍一看枯燥无味的外貌底下，深藏着敏锐的感觉与认识，通过梅尧臣，宋诗的题材显著地扩大了，并获得了显著的表现。
秦寰明《论梅尧臣诗歌的艺术风格》一文，考察了历代古人对梅诗风格的看法，以及梅尧臣诗歌风格的发展变化，又通过对梅诗的仔细解读，认为：“其风格有一个演变过程，似可以景元年他最后一次应举落第为界，划成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而对于梅诗基本风格的论定，应该以景元年以后进入成熟阶段的诗歌为依据。”认为梅尧臣的诗歌创作经历了由前期的“本人情、状风物”到后期的“苦逾苦语”，由前期的求新趋巧、讲究色泽，到后期的朴实甚至拙俗的转变，说：“我们认为后期梅诗的基本风格特征，可以用‘朴拙苦淡’这四个字来概括。”该文还指出：“对于平淡，人们常有宽狭不同的理解，它作为一种风格，从宋代开始，主要是属于褒义的，典型的作家如陶渊明、王维。”如果用“平淡”形容梅诗之风格，“显然有着不够准确具体的不足，也无以别于陶、王”。说梅诗以“朴拙苦淡”这一风格为基点在横向有两个方面的发展：一个方面是当作者面临着社会矛盾和个人身世的激变时，他的苦意苦语常常向积极的方面进一步发展，趋向劲峭苦硬；另一方面是仕宦失意的梅尧臣，也时而追求隐逸山林，其诗发为冲和恬淡之意。张福勋《“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梅尧臣诗平淡发微》一文，从美学的角度指出：梅诗之‘平淡’实属枯淡，梅尧臣追求“苦硬”、“瘦劲”，喜欢枯淡的风格，是他执著的美学理想，其内核是“深远”，离开了“深远”，就把握不住梅诗。文章还分析了梅诗“平淡”的五个特点：取材平平而用意深刻；用语平淡而感情浓烈；意境深远而淡然出之；寄托遥深，淡而有味；构思奇巧，耐人咀嚼。
张毅在《宋代文学思想史》中，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说：“当政局发生变化，诗人们的济世热情为困顿穷苦磨去大半之后，也就很少能浩歌慷慨了。这时梅诗那种‘石齿漱寒濑’式的清切平淡，往往能够将雄豪和热情化于沉着而不失奇峭的平易之中……从审美的角度说，这正是宋诗有别于唐诗的地方，因此后人有把梅尧臣称为宋诗鼻祖的。”又分析梅尧臣的诗说：“虽然他的诗已不复有李白的豪放，杜甫的深广，韩愈的雄奇，但由于经历学杜学韩，追求雄豪奇峭的阶段，在一些看似平淡的诗里，往往蕴含着‘忧思感愤之郁积’，给人以曾经沧海的成熟感……诗里反映的是一种经过沉淀的情感，除去了一时的表面的冲动，将经过思考的深一层的心理感受用一种冷静客观不动声色的平淡风格表现出来。”该书认为，由追求雄豪奇峭而归于平淡隽永，是当时文学思想的一个总的倾向。程杰在《宋诗“平淡”美的理论和实践》一文中，更将梅尧臣的“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作为宋人“平淡”诗观的“经典表述”，认为用梅尧臣自己所说的“古淡”来概括他的诗歌风格与诗美理想更为恰当。“古淡”是“宋初以来‘笔下追还三代风，祛尽浇漓成古道’的复古主义思潮在审美理想上的反映，要求诗人摒弃晚唐浮艳雕绘的作风，追踪唐之中盛，尤其是韩、孟等人的诗风。因此所谓‘古淡’意在复古，并无诗风上的统一定义”，苏舜钦是一种，欧阳修是一种，而“古”而能“淡”者当以梅尧臣最为典型，“梅诗笔尚朴拙，意象清雅，立意平实，又多用五言，尤长于五古，相对于西昆之七律丽密致，相对于石延年等诗风的慷慨任气、苏舜钦七言古诗的宏壮豪犷，都显示出十足的平淡气质”。文章还指出，平淡不只是个艺术问题，更是个感情问题，其本质在于“顺物”、“寄适”。
四、苏舜钦诗的风格
对于苏舜钦，人们大多强调其豪犷的个性气质与艺术精神。钱基博在《中国文学史》中说：“舜钦既放废不用，则发愤为诗歌，其原出于李白，湔西昆台阁之艳靡，而返之浑，异江湖散人之瘦炼，而放以豪，感激顿挫，发其郁积。”又说：“盖宋诗至舜钦而后矫靡为雄，变仄以大，其气疏，其词放。”钱锺书《宋诗选注》说：“他的观察力虽没有梅尧臣那样细密，情感比较激昂，语言比较畅达，只是修辞上也常犯粗糙生硬的毛病。陆游诗的一个主题——愤慨国势削弱、异族侵凌而愿意‘破敌立功’那种英雄抱负——在宋诗里恐怕最早见于苏舜钦的作品。”李曰刚在《中国诗歌流变史》中也指出，苏舜钦每酒酣落笔，激昂勃郁，于古朴中具灏落停蓄之妙，“舜钦诗于社会黑暗之揭发，较尧臣尤为大胆直率……此类作品，大多以古风出之”，如《庆州败》，嬉笑怒骂，冷讥热嘲，“此为北宋诗歌中现实主义精神之最精体现”。还说他的抒写自己壮志未酬、雄心未死、苦闷矛盾，愤懑不平之作品，“以明朗流畅之语言，反映其磊落郁塞之襟怀，表达其激昂壮烈之感情，形成其雄健奔放之独特风格”。前野直彬《中国文学史》说：“苏舜钦是与梅尧臣一起为欧阳修称誉的诗人，是位豪放慷慨型的人物，他欠缺梅尧臣的敏锐与欧阳修的分寸，稍显粗放。然而在述写对国事之抱负的诗篇中，显示了二者所不具的独特风格。”
张晶在《豪犷哀顿与冷峻沉着——论苏舜钦诗的艺术风格》一文中，详细评述了苏诗的风格，说：“豪，就是气魄阔大，无拘无束；犷，就是刚猛勇悍，无所顾忌。在苏舜钦的诗作之中，这种豪犷的风格特征颇为引人注目。表现在内容上，充满着一种奋不顾身的气概，揭露与抨击时弊无以避讳。”同时，文章指出，苏诗在豪犷中又渗透着悲凉的色彩，表现出沉郁的风致，“悲与壮的融合，构成了苏诗的风格基调”。苏舜钦评价杜甫的“豪犷哀顿”正可以评价他自己的风格。文章又认为，豪犷哀顿是苏诗风格的主要特征，但难于以之概括其全部，苏诗的另一种风貌，是“多见于近体诗中的那种冷峻清幽、忧愤沉着的格调，这是一种冷却了、凝固了的激愤之情”。这些诗多作于贬居吴中之时，语言形式较为平稳，“在凝练的笔触之间，寓含了更大更重的思想感情的容量”。文章还从表情方式、艺术境界、语言特色几个方面分析了苏诗的艺术特色。程千帆、吴新雷在他们的《两宋文学史》中说：“苏舜钦兼治诗文，但对诗的贡献较大。由于他对政治采取积极干预的态度，所以其诗歌创作也重视反映现实，在揭露社会黑暗时敢于大胆直言，写得慷慨淋漓。”又说：“苏舜钦诗具有强烈的政治感情而以明快豪迈的语言来表达，这是他比较显著的特色。”胡问涛、罗琴《论苏舜钦诗歌的艺术特色》，从议论化、散文化与豪放风格三个角度论述了苏诗的艺术特色，说：“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忧国忧民的政治热情、患难悲愤的生活经历、豪迈刚烈的思想品格、作诗闳放的创作主张，都促成苏舜钦运用直抒胸臆的表情方式，构思雄奇飞动的艺术境界，采用猛悍新奇的文学语言，从而构成他的豪犷激切、冷峻沉郁为特色的艺术风格。”张毅认为，北宋中期有着一股追求雄豪的文学思想倾向，其中“最突出的是苏舜钦”，他的诗“展示出一种浩广的胸怀和昂扬进取精神，继石延年之后，将雄豪之风又推进了一步，受到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高度赞扬”。
孙望、常武国主编《宋代文学史》说：“苏舜钦是一位性格豪迈而力主改革弊政的诗人，虽经挫折，前后期诗风也有发展变化，但从整体诗作来看，感情奔放，笔力豪健，‘超迈横绝’（《六一诗话》），始终是其诗风的主要特色。”又认为，苏舜钦在当时积极倡导古文，并以自己的散文创作打破骈四俪六的形式束缚，在转变宋初浮靡文风方面也是有贡献的，说：“现存苏舜钦的散文有书信14篇，上书疏状9篇，启表12篇，记序杂文16篇，还有墓志哀辞及行状等19篇。这些散文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议论朝廷大政，阐述改革主张，与当时的政治活动紧密相联……另一类为记、序、杂文等，大都属于文学评论和小品随笔性质。”
综观20世纪学术界对梅尧臣、苏舜钦的研究可以看出，人们对梅尧臣关注得更多一些，所取得的成果也相对较多。这一方面是因为梅尧臣对开创宋代诗风的贡献较苏舜钦为大，另一方面也与梅诗“古淡”（古硬、平淡）的品格易于引起争议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