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子健
1937年初，红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失败了。五一节前夕，我们突围出来的400多名同志陆续来到星星峡，李先念、程世才等同志随后也到了。党中央派陈云、滕代远等同志前来接应我们，他们带来盛世才的一个装甲车团（有几十部汽车），把我们接到新疆迪化，开始住在城西西大桥，两三个月后搬到了东门外营房。为了便于活动，对外称“新兵营”。陈云、滕代远等同志在那里领导我们学习，讨论西路军为什么会失败，也学习一些战术。
1938年1月初，陈云、李先念等领导同志返回延安据新疆党史部门提供的资料，陈云同志于1937年11月返回延安，李先念等同志于1937年12月24日从新疆起程，1938年1月29日回到延安。
由邓发同志接任党代表。这时，我担任“新兵营”的总队长，政委是姚运良，总支书记喻新华。总队下设四个大队，每队人数只有一个连。邓发同志来了之后，进行了组织调整，将原来的一、二大队合并，三大队改为二大队，四大队称特科大队。整编后的一大队大队长王世仁，政委卢富贵，任务是学开汽车；二大队大队长郑志章，因这个队文盲、小孩多，主要是学文化；特科大队大队长宋承志，政委邹开盛，学习炮兵技术；原干部大队撤销，留下的通讯、医务人员以及延安来的青年学生组成的几个班，直属总队部；学习航空和装甲车的同志，归（八路军）办事处直接领导。
1939年初，邓发同志因工作需要回延安去了，大约是五六月间，中央派陈潭秋同志来接任党代表工作。他是从苏联回国的，他来后，一边领导在新疆政府中工作的同志开展统战工作，一边领导我们“新兵营”。他对“新兵营”的同志很关心，经常深入群众，接触基层，听取反应和意见，作过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记得他多次给我们讲党的历史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对我们教育很深。
潭秋同志到新疆不久，邓发同志也从延安返回新疆。他便同邓发同志一起组织了“新兵营”的夏季野营训练。这次野营我们带有汽车、帐篷，特科大队还带有几门炮，部队开到迪化西北很远的一个地方，进行连、排作战演习和实弹打靶，开展各种实战训练。9月间，周恩来同志、邓大姐和陈昌浩同志在出国途中路经新疆时，特地到“新兵营”看望全体干部战士，还给我们讲抗战的大好形势，要求大家好好学习政治、军事、技术。这次野营训练时间较长，要求严格，使干部战士的军事技术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1940年1月，“新兵营”的学习基本结束，经中央同意，潭秋同志决定送我们回延安。为了防止沿途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捣乱、破坏，潭秋同志作了周密安排：将一般干部和战士编成战斗组织，集中乘汽车出发，把一些主要干部留下，搭乘苏联运输机分批送回。我是同宋承志等同志一道坐飞机到兰州的。在当时危险重重的情况下，我们“新兵营”几百名干部战士能够顺利、安全地抵达延安，这与潭秋同志的精心安排是分不开的。
录自《回忆陈潭秋》一书，作者饶子健同志，湖南浏阳人，生于1909年，1925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一方面军排长、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团长。西路军西征时，任红五军第三十七团团长，红五军失败后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参谋长，入新后任“新兵营”总队长，1940年1月返回延安，后历任团长、旅长，淮北军区副司令员，华野第九纵队副司令员，第三十四军副军长，第三十军军长，苏北军区司令员，第六十军军长，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