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长林
1936年，因家境贫寒，为生活所迫，我们兄弟俩人从毛卜喇毛卜喇：村名，位于永昌县西北部，今属红山窑乡。来到红庙墩谋生。哥哥毛培荣，凭娴熟的皮匠手艺，走家串户做皮活；我先在南泉地主陈世堂家放羊，后来又到水磨关地主王中伦家放羊，糊口养家。
农历十月初间，红军到了永昌，供给部、政治部的部分干部及一部分作战部队，驻到了水磨关、红庙墩、梅家寺及南泉等地的村庄，群众的家里都住得满满的。
红军政治部派出做地方建政工作的干部战士，利用各种形式，向群众宣传政策，开展地方建政工作，短短几天，就扫除了群众的疑虑，团结到红军的周围，有的为红军带路，有的引导红军筹粮、筹款，抬运粮食，各个村庄的群众都为驻在当地的红军忙活起来。
红军的革命宣传同样吸引了我，我便摔掉放羊鞭，在水磨关参加了建政工作及青年队工作。
隆冬的河西走廊，气温低到零下二十多度，然而绝大部分红军指战员却穿着单衣。红军供给部为了尽快使指战员都穿上能御寒的衣服，便和水磨关村苏维埃政府成员一起，动员皮匠20多人，协助红军缝纫厂缝制皮衣和皮背心。皮匠们都集中到水磨关王家东庄红军缝纫厂做活，我哥毛培荣也在其中。因工作量大，皮匠太少，我也被调去做皮活，我哥哥又从家中把嫂子也叫来当帮手。不久，又动员水磨关一带的许多妇女也帮助缝羊皮帽子。这批皮匠和群众每天可做长短皮衣、背心五六十件，皮帽40多顶，月余时间，共缝皮衣、背心2000多件，皮帽1000多顶，为支援红军作出了贡献。每当听到红军的感谢话，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很高兴。
缝制皮衣，需要一大批牛羊皮，其来源有两条途径：一是向广大群众购买；二是发动群众进山，赶来地主老财的牛羊，作为皮料的主要来源。据我所知，仅在水磨关范围内，群众配合红军从山里赶来的地主牛羊就有两三千头，不仅为部队提供了肉食，还解决了大批皮张。开始时，红军工作人员知道我曾给地主家放过羊，又熟悉进山的路线，就要我带领红军去赶羊，我痛快地接受了任务，先后两次进山赶羊。第一次由两名红军武装保卫人员保护，我和另外两名群众一起，赶来地主陈世堂在五沟山放牧的大羯羊200只，在水磨关宰杀了。过了三四天，第二次到地主王中伦在南山的羊圈，赶来250只大羊，150只送往县城，100只留在水磨关宰杀了。我参军失散回来，遭到地主的审讯拷打，王中伦逼迫我招供，说我带红军赶了他的羊，我始终没有承认。
在我们做皮活时，还见到红军供给部兵工厂雇请了当地的铁匠20多人，集中在王家西庄和陈家铺院等处，协助红军工人锻打三棱长矛和马刀，铸造马尾手榴弹弹壳。当时红军金属材料缺乏，村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就配合红军到群众家中收集废铜烂铁，广大群众向红军捐助了不少废铁器及一部分火药原料，运到兵工厂研配火药，装配子弹、手榴弹，为作战部队补充了一部分军械弹药。
红军撤离永昌西进时，供给部动员水磨关、红庙墩的六七名青年参加红军，我是其中之一，随队伍西征，到达民乐永固的时候，与马家军遭遇，部队被冲散，我和另一位同志与红军部队失去联系，便跑回家中。
因为我们兄弟曾为红军做过事，带领红军赶了地主的羊，引起了地方反动势力的仇视，我刚回到家，保甲长就把我们兄弟俩及红庙墩的王发信等17人抓去，送往县城。我哥沾染有吸大烟的恶习，半路上烟瘾发作，被保长推入冰河中；我和其余的十多人被关押了18天，遭到审讯和拷打，才被释放。
放回来后不久，1937年春节刚过，又被抓了壮丁，送到马步青部队祁明山旅当兵，与被俘的红军人员修甘新公路。抗战爆发后，祁旅调到陕西耀县驻防，我也在其中，因部队水土不服，士兵死亡严重。我在那里听到当年的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驻在陕北，便产生了逃跑参加八路军的念头。于是，我串联了两个同乡逃跑，来到三原县，不幸被国民党的一股骑兵截获。不几天，我们再次逃跑，几经周折，直到1939年，才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到达陕甘宁边区的富县，参加了八路军，被编入警备团。从此，我又回到了人民军队中。
毛长林同志口述，朱新斌整理，永昌县委党史办供稿。
毛长林，原名毛培贵，生于1914年，永昌县人，1936年参加红军西路军，后失散回家。1937年被马家军抓了壮丁，补充在祁明山旅当兵。1939年逃出，参加八路军，历任班长、排长、连长、教导队长。1954年转业地方工作，曾在甘肃省畜牧厅及肃北县种羊场工作，先后任场长、书记及肃北县畜牧局局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