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老乡同情我们，给我们悄悄送些盐水洗伤口。一天，有个教会医院的护士送药来了。这个护士身材修长，她仔细地为我一点一点地擦伤口，当擦洗腰上的伤口时，她“啊”地惊叫一声，便捂着嘴跑了。一会儿，这位女护士领着几个男医生来了。他们把我的身子翻过来，都很惊讶。原来，我的腰上的伤口生了许多蛆，蛆已集结成团。护士把蛆虫从伤口处拨下来，把腐臭、化脓的地方用盐水洗干净，再敷上药。从此，这位护士天天来换药，我的伤口便逐渐好起来。我非常感激这位护士，有一肚子感激的话想对她说，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劳役生活
5月上旬，甘州城共聚集了300多红军伤病员，敌人押解我们到达武威，沿途步行八九天，走不动的就被屠杀，走得慢的遭受皮鞭抽打。我的身上血痕横七竖八，不知挨了多少次鞭打。
到达武威的那天下午，我们被集合在一个广场上。这时叛徒郭锡山当上了敌人的“参议”，身穿长袍马褂，脸吃得油渍渍的。这条癞皮狗被主子牵出来，操着河南口音劝我们投降，说什么国民党怎么样怎么样，“过来了可以升官发财”等等，放了一阵驴屁后，就让大家报名当“国军”。可是我们衣着褴褛、伤痕累累的300多号人，没一个报名。他没有捞到一根稻草，灰溜溜地走了。
我在四十三团团部当书记时，跟他一起工作过七个月，知道他的德行。这个家伙平时讲吃讲喝，喜欢嫖女人，大家对他很反感，议论他“不是好玩意儿”。我知道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干脆用手捂住耳朵。最使我生气的是，横在我腰椎上的那颗子弹，卡得我直不起腰来，如今在叛徒面前躬着背，疼痛难忍。对叛徒的恨，给了我难以想像的力量，气愤之下一横心，咬紧牙，硬是一挺，疼得我出了一身大汗，想不到这一挺，反而出了“奇迹”，那颗横着的子弹顺了过来，腰竟然能直起了。那颗子弹在我腰上呆了16年，全国解放后才把它取出来，留作纪念。
我们被关进牢房。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监狱，高高的围墙上架着铁丝网，一间间牢房，一道道铁门。牢房里四壁空空，一种刺鼻的臭气，令人作呕。我们二三十人挤在一间牢房里，只能勉强坐下，想躺是不可能的。一天两顿面糊糊。只放一次风，二三十分钟，其余时间就挤在牢房里面。
监禁了七天，又被押着向东走。走了四天，到达永登县城，被编入了“补充团”（全称是“骑兵第五师补充团”，实为俘虏团），我被编入五连四班。每连有敌人的三个军官，分任连长、一排长、司务长，其余的班排长都是我们的人。我坚持不当敌人的兵。二排长叫余嘉斌，原来是红九军的连长，因负伤被俘，他悄悄对我说：“你现在不能走。敌人是很凶残的，硬顶就会被活埋。你等伤好了再走。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吗？何必硬要送死？革命时间还长呢！”我听了觉得有道理，就留下了。余嘉斌同志后来同我们一道回到抗日前线，在鲁西南战斗中牺牲了。
6月下旬，我们被调去修筑兰（州）新（疆）公路。沉重的苦役折磨着我们。西北高原，气温温差很大，中午奇热，夜里又冷，有“早穿皮袄午穿纱”之说。挖山背石，打洞运土，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我的伤口由于得不到医治，一直不好，左手不能动，右手挂一条绷带，不能参加重劳动，只能看帐篷，烧开水，照料大家的生活。敌人是凶残的，他们用强劳动折磨我们，动不动就挥鞭抽打，不给饭吃，一旦发现“不轨”行为，就“格杀勿论”，许多人死于非命。
“回家”途中
七七事变的消息，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了工地，我们这些红军战士怒不可遏，纷纷要求上前线抗日。可是敌人怕得要死，他们既怕激怒日本人，又怕我们造他们的反，因此，在原先全副武装看守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看守部队，并严密封锁消息，禁止与外人接触。但是工地上天天出现标语“打倒卖国贼”、“我们要上抗日前线去”、“欢迎马步芳抗日”等等，有用石头摆的，有用粉石写的。敌人十分恐慌，严加追查，暗杀了好几名同志。
有个叫袁世昌的同志， 原是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的干事。因病被俘，敌人委他当营部“书记”，后来又到团部当“书记”当时的“书记”、“司书”，相当于后来的“文书”，主要担负抄抄写写的工作。，敌人对他监视较松，他接触外面的人较多，消息比较灵通。五连的“司书”是吴昌炽同志，他跑了，就让我当“司书”，这已是7月的事了。我们在各连组织“识字班”，以学习汉字为掩护，吸收一批对革命坚定的同志为骨干，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策划待机行动。
抗日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八一三”日寇进攻上海，前方兵力吃紧，要求补充，蒋介石逃往武汉，下令马步芳抽调部队去补充。马步芳这个狡猾的军阀，就顺水推舟，来一个一箭双雕，既保存自己的实力，又挖去身边的“祸根”，就把我们这1500多人的“补充团”当新兵，送去应付。我们也巴不得早点离开这个鬼地狱，只要越过黄河，我们就可以相机行事了。
8月20日左右，我们向兰州开拔，临行前，马步青为了笼络人心，达到他的政治目的，给每人发了三块钱路费、一套军衣（其余劳役所挣的钱都被他中饱自肥了），还派了20多名军官“护送”我们。到了兰州，我们准备派人到八路军办事处联络，可是人还未派出，又马上出发了。
我们乘汽车走了两天，到达西安城内现在的革命公园内，敌人打算当晚就用火车把我们运往武汉。我们也早有安排，前面的汽车一到，就派人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告了我们的情况，强烈要求回八路军。吴玉章同志立即接见了我们的代表，一面向党中央报告，一面安排我们就近住到一个学校，并送来数十小车蒸馍，第二天，又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条线毯。我们捧着白白的大馒头，摸摸软绵绵的线毯，热流从手上涌进了心头，我们这些铁汉子都激动得流下了眼泪，都喊着：“我们见到亲人啦，我们回家了！”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护送”我们的团副，一下车就去国民党陕西省军管区联系乘坐火车的事宜。等他回来，队伍早已住下，他便问我们：“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回答：“我们已回八路军了，我们自有安排，你就不必辛苦了。”这位团副派兵多次督促我们上火车，并威胁道：“这是违抗军令，不上火车立即逮捕。”但是，我们已经找到了党，腰杆铁硬，都捋起袖子，那架势能捏烂他的头。我们就趁势说：“你要再无礼，不要怪我们不客气。”他就再也不敢吭声了。
党中央、毛主席亲自过问此事，向国民党当局作了交涉。我们立即把各连的共产党员组织起来，同敌人作斗争。经过一个星期的周折，走了七天，我们终于回到了梦寐以求的延安。仰望着蓝天白云下的巍巍宝塔，我心潮澎湃得不能自已。几度死生，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怎能不令人感慨万千，怎能不令人热泪涟涟！回到延安的第二天，就在桥儿沟飞机场，召开了军人大会，毛主席、刘少奇、、朱德总司令都来看望大家，并讲了许多勉励的话。
我们回延安时，“护送”我们的那名团副等军官，也随之到了延安，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几天后，我们送走了他。不久，传来了平型关大捷的消息。10月初，我们也奔赴抗日第一线了。
这是王定烈《碧血染祁连》一文的一部分，录自《悲壮的征程》。王定烈同志，四川宣汉人，生于1918年，1933年参加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在红三十三军工作，后任红五军第十五师四十三团团部书记。回八路军后，历任营长、支队长、团长、副旅长，湖北军区独立师师长，恩施军分区司令员，空军师长，广州空军副参谋长、参谋长，第十五航校校长，广州军区、济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参谋长、副司令员。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