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敌人把我们七八个人叫出去，我以为这下该轮到自己头上了。从难友们的脸色上看，虽然表情不尽相同，但大概都意识到这一点了。人们默不作声，黑夜里缓缓地在街上走着。我们被一根绳索串联着，无法逃脱。路上连块能够砸死敌人的石头也没有，看来只有赤手空拳拼命了。我正这样想着，马匪兵已经把我们带进一座大院子里。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向我们吆喝：“我们的长官负伤了，你们老老实实给我们抬担架，跟老子把长官送到西宁去，谁不抬，就枪毙，不老实，就抽你！”听了这话，紧绷着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噢！这次不是被拉出去砍头。马匪军的头目被我军打伤了，说明红军还在战斗，没有被消灭，而且大体上就在这一带活动。想到这里，我心中不禁产生了抓住机会逃跑找部队的念头，不由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们排成单行，在通往青海省的大路上吃力地走着，沉重的担架压在肩上，稍不注意，皮鞭和枪托就落在背上。一个生病的难友，经不住长途跋涉的折磨，昏倒在地，灭绝人性的马匪竟然二话不说，挥刀就砍，残酷地杀害了。
望着倒在血泊中的烈士，仇恨填满我的胸膛，一定要报仇的强烈愿望，使我更加坚定了一定要活下去的信念。好汉不是没有凌辱难堪的遭遇，而是不为其所屈服。一个共产党人，不怕身陷魔掌，而是要保持革命的气节，不可动摇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意志。想到这里，当年董必武同志对我们谆谆教诲的情景又萦于脑际。那是1933年，我在红五团三连当指导员，11月间，组织上决定派我到瑞金的中央党校去学习。当时董必武同志任党校校长，经常深入到我们学员中间讲革命理论，用很多实际事例来提高我们的觉悟。
记得有一次，董校长给我们讲了一个苏联红军战士宁死不屈的故事。这个红军战士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中，先后被白匪俘虏三次，每次都受尽凌辱，遭受到非人的折磨。和他一同被俘的，有的受不了磨难自杀了，有的变节投降了，有的释放后不再归队了，但他的革命意志始终坚定如一，坚信红军一定会胜利，苏维埃政权一定会胜利。他忍辱负重，养蓄力量，被释放后就重返部队，继续为苏维埃而战，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境遇下，都不悲观气馁，始终一往直前，终于锻炼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
我想，董必武同志讲的那个苏联红军的英雄战士，三次被俘都不屈服，我要学习这个苏联红军战士，决不向敌人屈服。从张掖经民乐，进入青海省境内，正向俄博俄博：乡镇名，位于扁都口山峡南口，今属青海省祁连县。行进途中，我腹痛发作，开始是隐隐作痛，走了不多一会儿，疼痛加剧，肚子里像刀绞一般，两脚也越来越软弱无力，肩上的担架仿佛一下子重了千斤。我支持不住，刚停下步来，敌人冲过来就是一枪托，我眼冒金星，快要倒下，但我脑子里立刻映出前几天那位因倒下去被敌杀害的战友，我不能重复这种无谓的牺牲，我要保存自己，便顶着难以忍受的病痛，挣扎着站稳，踉踉跄跄地向前走，一直坚持到住宿的地方。
到了西宁，关了五六天，敌人又把我们用绳索捆成一串，押解到兰州。这时虽已到4月，但却毫无春意，寒风肆虐，一片凋零。国民党第九十七师驻在这里，他们把被俘的红军都集中到这里进行甄别，查党员，查干部，查出来就砍头、活埋，我又一次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敌人的威逼下，我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于是他们给我照了相，发了路费，押解着登上还乡的路程。
和我同时遣返的有90多人，大多是江西、福建、湖南、湖北籍的“老红军”。一离开兰州，我心里就开始盘算，送回老家去，这不是离开虎口又进狼窝吗？那里的地主、“铲共团”能放过我这个“赤色分子”吗？再者，路途艰险，迢迢万里，只恐走不出这西北高原。与其回去被阶级敌人杀害，不如在路上逃跑。我想来想去，只有乘机逃跑，找红军，找党，才有活路。也只有活着回到党的队伍里，才能谈得上继续杀敌，革命到底。
我打定了逃跑的主意，就每天注意寻找机会，同时用心物色伙伴。我觉得，多组织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多归队一名战士，就多一把革命火种。
在这批遣送的俘虏当中，有一个教导团的战士，他是江西兴国人。他的双脚冻掉了八个趾头，走路很吃力，我就搀扶着他，打尖、住宿时，也尽可能照顾他。他见我关心他、帮助他，就亲近我，愿意跟我说话。一次，我有意识地扯到今后前途这个话题，他便流露出“回家比再当红军好”的思想。后来又经过两次交谈，见他认识上没什么转变，我只好打消了动员他逃跑的念头。
一天，我们这群衣衫褴褛、蓬首垢面的俘虏来到了会宁，在穿过县城的时候，看见一个穿着的老羊皮袄的人正在沿街乞讨，我觉得这人很面熟，定睛一看，原来是朱良才同志。他是1928年1月湘南暴动参加革命的，在西路军教导团当过政委，那时我在教导团当组织干事。见到老领导这副凄凉模样，心里一阵酸痛，便趁押送我们的匪兵不注意时，一把就将他拉进了队伍。
敌人是一县一县传递转押的，交接并不认真，很便当地就混过去了。这倒给了我一个启发，看来遇机会逃跑，敌人也不会很快发觉的。
朱良才来后，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盘缠就更不够用了，本来就不敢填饱的肚子就更成问题了，两条腿软得没有力气，走起路来摇摇晃晃。难耐的困苦羁绊着我们，但同志间患难与共的精神，鼓励着我们。白天，我们两人互相搀扶；晚上，一件破大衣把两颗火热的胸膛裹在一起。争取活着回到部队，回到党的怀抱的信念支撑着我，使我经受住了路途上的种种磨难。
这时，那个兴国人对我说：“你想找部队，找党，可是，党又在哪里呢？革命何年何月才能胜利呢？”是啊！此时此刻，党在哪里呢？我和朱良才同志斩钉截铁地回答他：“党在我心中，只要心中有党，立场不离开党，就一定能找到党，只要党还在，红军战士就杀不光，革命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5月下旬的一天，我们来到离平凉县城还有20多里的蒿店蒿店：乡镇名，东距平凉32公里，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这是一个小镇，四面都是山，大路从镇中穿过。敌人把我们关在镇北面一间老乡的房子里。走了一天，疲惫不堪，吃了点东西，大家就东倒西歪地蜷缩着躺下，有的人在睡梦中还不时发出痛苦的呻吟。我虽然同样又累又困，但因牵挂着逃跑的心事，一时竟难以入睡。沿途有关红军的消息一点也听不到。往哪里逃，到哪里去找呢？
正当我迷迷糊糊似睡还醒的时候，隔壁传来断断续续的说话声，不经意“红军”两个字跳进我的耳膜，虽然声音很轻，对我却如惊雷。我睡意顿消，悄悄将耳朵紧紧地贴在墙上，凝神屏息。听着听着，终于听到了红军的消息，原来，蒿店以北20多里就驻着红军。我的眼睛湿润了，心怦怦地要从嗓子眼跳出来。我抑制着兴奋和激动的心情，轻轻推醒了朱良才同志，把刚刚听来的消息告诉他，接着，又推醒了暗中串联好的罗洪山和另一个姓邱的福建人。我们四个脑袋挤在一起，低声商议逃走的方案：夜间，门上上了锁，窗子也被钉死，敌人哨兵也很警惕，不宜行动；只有起床后、早饭前这段时间，秩序比较紊乱，敌人也戒备不严，是个容易钻的空子。我们共同决定，就在次日清晨，乘敌不备潜逃。一切细节、措施和集合地点都安排好后，我们又分开各自睡下了。
我是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的，就在乱哄哄地吃早饭的时候，我们四个借上厕所之机，跑出了小镇，一直向北跑去……新的转折，新的希望，新的斗争生活，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们终于如愿以偿，重新回到红军战士的行列里，回到党的怀抱。当我们到达援西军司令部，见到任弼时同志、刘伯承司令员、张浩政委等亲人的时候，在敌人残酷折磨和凌辱面前没掉过的眼泪，竟不能自已地夺眶而出。从筹粮被俘到死里逃生，两个月辛酸苦辣的生活，只因党像一束阳光照亮了我的心，才使我熬过了重重苦难。如今，我回到了亲人的身边，积在心中的千言万语，我只捡了最紧要的一句话倾诉出来：“党为劳苦大众谋解放，我要跟党永远闹革命！”
朝昕整理，原载《星火燎原》丛刊1981年第4期。作者李宽和同志，福建宁化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在红五军政治部当干事、政治指导员，后任西路军总部特务团俱乐部主任。西路军失败后，辗转返回陇东根据地，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