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宇
在那日本帝国主义进犯我国大片领土、民族危机严重的日日夜夜里，我们始终惦记着西渡黄河、正在浴血奋战的西路军的同志们。严冬将尽，我们就听到了西路军失利的消息。 3月，中央组成了援西军。援西军主要的部队是四军、三十一军，还有三十二军（原一方面军九军团剩下的架子，经补充兵员后约有1000人）、二十八军。
3月5日，援西军从陕西淳化、三原出发，走到甘肃东部的镇原时，援西军司令部在这里开了一个干部会，会上宣读了一份西路军的电报，说西路军已经到了祁连山，经过多次残酷血战，迭遭挫折，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援西军再渡黄河去援助，已远水解不了近渴了。
这个电报一念，会场上顿时一片哭声，有的同志号啕大哭，刘伯承同志讲话也讲不下去了。
多么好的部队啊，他们有的是从黄麻暴动、商南起义冲杀出来的工农子弟，有的是曾威震川东的游击健儿，有的是从中央苏区战火中锻炼出来的坚强战士，他们和我们援西军的指战员亲如骨肉、情同手足，现在听到他们失败的消息，怎能不叫我们痛心疾首呢？大哭了一场以后，张浩和刘伯承同志都讲了话，都劝慰我们化悲痛为力量，西路军的失败只是个局部，国内形势还是好的，鼓励大家要把我们的部队整顿好，要好好地扩军，革命的烈火总要越烧越旺的。经过首长的一番劝导，部队的情绪才得到了平抚。
援西军没有能够“援西”，便按中央指示屯兵待命，四军驻扎在镇原县屯字镇，三十一军驻平泉镇，司令部驻镇原县城内。我当时已从三十一军调到援西军司令部工作。
援西军在待命中也有重要任务，就是接应西路军失散人员。司令部为此专门设立了招待所。
通往西安的路上（如平凉等地）也设置了收容站。记得有天下午，直属队有的同志正在球场打篮球，听说接回了一位西路军战士，大家都不打球了，赶快跑去看望。刘伯承和宋任穷同志亲切接见了这位战士，并安排他吃招待饭，劝他好好休息，将身体养好。司令部的同志看到他只披了件破羊皮，便未等上级布置，在管理科负责人方望的带领下，你一件我一件地为他送来了衣服、鞋子、手巾、牙膏、牙刷等日常用品。第二天各种慰问品源源不断送来。
这期间，西路军突围出来的失散人员陆续归队，被俘后接应回来的人数也不少，一共有数千人。这说明四方面军指战员的革命性是非常坚定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要有一口气，就要跑回革命阵营里来，回到党中央的怀抱里来；说明广大干部战士、广大党员是忠于革命、忠于党的，是经得起考验的。过了一段时间，西路军回来的同志都被妥善安排，有的到随营学校和延安学习，有的则就地编入了援西军。
原载《甘肃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4期，转录自《悲壮的征程》。作者杨国宇同志，四川仪陇人，生于1914年。1933年参加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红三十一军司令部译电员，后任援西军司令部译电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第十一军参谋长，海军青岛基地参谋长、副司令员，海军副参谋长、参谋长、副司令员。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