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任穷
1936年10月中旬，我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1937年2月27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组织援西军问题的指示。按照中央决定，由军长陈再道、政治委员王宏坤领导的红四军，军长萧克、政治委员郭述申领导的红三十一军，以及红二十八军和红三十二军，组成援西军，刘伯承同志任司令员，张浩同志任政治委员，李达同志任参谋长，刘晓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先在镇原一带集中，准备相机援助和接应西路军。
在镇原，我见到了刘伯承司令员，他对我说：“你不要再回二十八军了吧，现在援西军政治部只有刘晓同志一个人，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都没有，工作人员太少，你来政治部当组织部长吧。”我同意留了下来，担任组织部长。中央关于成立援西军的电报中明确要求：“司令部、政治部组织，力求简单。”我们这个组织部确实简单，一共只有四个人，除我以外，有两个干事和一个勤务员。不久，刘伯承同志告诉我，中央已经决定刘晓同志调往上海搞地下工作，由我担任援西军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同志任组织部长，唐天际同志任宣传部长。
为了使在极其艰苦的斗争中失散的西路军指战员能够很快找到我们，援西军政治部在兰州到西安的公路上，沿途书写和张贴通告，写明红军的驻地，欢迎他们归来。对于历尽千辛万苦陆续归来的同志们，我们都去看望。回来一个看一个，回来一批看一批，对他们表示欢迎和慰问。一天下午，我随刘伯承司令员、张浩政治委员到招待所看望大家，刘伯承同志赞扬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同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表现非常英勇。他说：“同志们在险恶的环境中，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采取各种方法，坚持进行斗争，凡是能够回来的同志，表现了政治上的坚定性，都是好同志，都是党的宝贵财富，组织上都给予信任。”刘伯承同志的这一番话，使大家深受感动。
对于归来的西路军人员，援西军政治部遵照中央指示，迅速进行审查甄别，除个别确有叛变行为者外，一律予以信任，恢复党的生活，重新分配工作，这些同志在新的工作上表现得都很好。根据伯承同志的意见，政治部向归来的西路军同志们讲授社会发展史常识。我们自编教材，自己讲课，从猴子变人讲起，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一直讲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部还办了指导员训练班，专门讲如何在连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这些做法效果都比较好。
1937年7月底，援西军司令部在镇原召开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刘伯承同志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命令：（1）取消援西军；（2）全部援西军部队开赴三原镇接受改编。我二十八军编入以贺龙同志为师长的一二○师，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三十一军以及陕北的第二十九军、三十军等，编为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我任政训处副主任。我一二九师除留三八五旅一个团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外，主力部队奉命开赴晋东南抗日前线，投入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
原载《军史资料》1986年第5期，转录自《悲壮的征程》。作者宋任穷同志，湖南浏阳人，生于1909年。1926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红军，曾任红二十八军政治委员，时任援西军政治部主任。解放后曾任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国务院第二、第三、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