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宜贵
1938年春天，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同志的帮助下，我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延安。
我伫立在延河边，放开喉咙，把一口浊气吐出窒闷的胸膛，贪婪地呼吸着延安清新爽人的空气。我良久地仰望着晨曦中巍巍的宝塔山，一股热泪在眼眶里凝聚，渐渐模糊了我的视线，历历往事浮现在我的眼前……1937年春，红西路军在河西失败，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和保卫局长曾传六同志把我和总部机关的100多名干部召集在一起，宣布成立干部游击大队，任命“回民司令”马良骏为大队长，我为政治委员。给我们的任务是向东行动，牵制敌人，相机打过黄河，找援西军，然后到延安，报告西路军的情况。
可是，祁连山被敌人层层封锁，凭我们这百十号人的小部队，要突围出去谈何容易！十几天来，在狭长的河西走廊，我们连连遭受马匪骑兵和反动民团的截击，尽管同志们拼死血战，但毕竟寡不敌众，仅仅活动了18天的游击大队，最后被敌人打散。当我从敌人的缝隙中钻出祁连山时，身边只剩下第三中队的中队长了。
乌云低低地翻卷着，西北风夹着沙砾，就像鞭子抽打在脸上一样。透过弥漫的风沙，眼前是茫茫无际的荒漠，远处的祁连山脉变成了一道模糊的影子，几只老鹰在灰暗的天空中盘旋着，满目的凄凉给我的心里增添了几分忧愁。一连几天，我俩在荒山、树林、旷野里转悠，希望能找到失散的队员。但在张掖一带，出乎意料地遇到了九军政治部的管理科长、总部的一位报务员和一个通讯员。患难相遇，悲喜交集，我们紧紧地拥抱在—起。原来，他们三个也是死里逃生的。我见他们愁眉不展、茫然若失的样子，就讲了要去延安的打算。没等我说完，他们就激动得抓住我的手，异口同声地说：“太好了，我们也要到延安去。”于是，我们又组成了一个新的战斗集体，抱着共同的革命信念，开始向东前进。
黄河以西是马匪统治的天下，敌人遍设关卡，严密检查过往行人；以重赏悬缉徐向前的告示和“私通共匪杀全家”的标语，贴得到处都是；马匪军的骑兵搜索队像一群饿狼，四处搜捕红军流散人员。为了安全，我们常常白天躲进梢林，夜里才出来赶路。
一天夜晚，我们来到一个小山村，在一间低矮的土屋前，我小心地在门上敲了几下。门“吱吜”一声开了半扇，一个脸庞枯瘦、脊背弯驼的老汉探出半个身子，惊愕地打量着我们。顺着老汉狐疑的目光，我们回头看看自己：天哪！我们也真够寒碜的了，乱蓬蓬的头发垂到耳根，身上的烂棉袄破成一团一团、一片一片，每人腰里都挂着要饭的袋子，手里还拄着打狗的棍子，这能不叫人惊愕么！“老人家，我们是在外地做生意的，折了本钱回不去了，请您老行个好，赏我们口饭吃吧！”为了打消他的疑惑，我连忙解释说。
“唉！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好出门不如待在家哟！”老汉脸上的惊愕消失了，把我们让进屋里。这是一个孤独老人住的家，又黑又脏的小屋里，除了土坑上有一条露着棉絮的破被外，家里一贫如洗。“土饭泥汤，没什么好吃的，将就着吃吧！”不一会，老汉端上一盆热腾腾的菜粥放在坑上。好久没吃上热乎乎的东西了，我们便大口大口地喝着菜粥，冻僵的手脚渐渐的暖和过来。老汉默默地坐在一旁，眯缝着两眼，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苦涩的眼里流露出捉摸不透的猜疑。
我们吃完饭，老汉凑近油灯点上一锅烟，吸了几口，深沉地说：“看得出，你们不是买卖人。”说罢向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当地有一家大户，骡马成群，家丁成伍，有钱有势，骄横跋扈，任意欺诈穷人。有一天，老财主为孙子过生日，贺喜的人来了一大群，吹吹打打，甚是热闹。正当主客猜拳行令、开怀畅饮之时，门外来了几个穿着破衣烂衫的人，自称是做生意折了本钱，要到堂上讨口饭吃。家丁们拦住不放，双方在门外推推搡搡。
吵闹声惊动了里面的老财主，他很恼火，腆着大肚子走出来，破口大骂道：“给我滚！”为首的一个大汉扮着笑脸说：“啊哟，老太爷，我们只是向你讨口饭吃，为什么就破口骂人？
”老财主喝道：“讨口饭？一人赏一颗黑枣！” 大汉的脸忽地沉下来，把腰一叉说：“老太爷，今天可是你家大喜日子，说话还是吉利点好！”老财主把手中的大烟袋一挥，朝大汉的头上狠狠砸去：“共产党，王八蛋，你敢造反不成？”
大汉把头一偏，厉声道：“你骂我不要紧，可共产党不是你骂的！”说罢，双手在腰间一拍，左右噌噌亮出家伙，叭叭两枪，老太爷应声倒地。贺喜的人们惊慌四散，家丁们也逃之夭夭。霎时间，一座热闹非凡的庭院变得空空荡荡。几个好汉大摇大摆地来到堂上，饱餐一顿，然后扬长而去。
老汉讲完，冲我们一笑，说：“你们不必瞒我，看得出你们是干什么的。像你们这样折了本钱的‘买卖人’，老汉我接待了不止一个。古人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不要紧，只要有人在，不愁成不了气候！”望着老汉那一双真挚慈祥的眼睛，我们毫不掩饰地笑了。“大爷，那几个好汉哪里去了？”我们急不可待地问，心里暗暗思忖：莫非他们是我们游击大队的同志？老汉摇摇头：“他们来无影，去无踪，马家军搜了几天，连个影子也没找到。”
这一夜，我们就宿在老汉家里。夜深了，刮了一整天的西北风似乎也累了，渐渐地停止了它的呼啸。躺在炕上，我仍然被老汉讲的故事所感动，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同志们还在坚持战斗。我细细地品味着老汉言中寓意，心里豁然亮堂起来：老汉说得对，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失败是暂时的，只要不失去信心，能活着回到延安，我们准有一天会打回来！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我们匆匆起身和老人告别。刚走出村口，一队马匪骑兵径直奔来。敌人越来越近，我们的心紧张得快要蹦出嗓子眼。这时，我看到敌人押着几个捆绑着双手的红军战士，仇恨的烈火在我胸膛燃烧。我一面向他们四个同志递眼色，一面慢慢地把手伸向怀里的驳壳枪。“别妄动，他们不认识你们。” 老汉突然走来在我耳旁低声说。想起李卓然主任交给的任务，我立刻冷静下来，急中生智，迅速钻进路旁挑筐提锄的人群里，装作下地干活的样子。
敌人果然没有认出我们，耀武扬威地从身旁一擦而过，马蹄声渐渐远去了。我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转身感激地看了老汉一眼。当我们向他道谢时，他把手一挥笑笑说：“谢什么，都是一个筐里的苦瓜，谁不向着谁呀？”其他老乡也凑上来七嘴八舌地说：“马家军这几天搜查得很紧，见生人就抓，这里不是久留之地，你们快逃命吧！”我们告别了乡亲们，匆匆离开了那个地方。
又走了半个多月，我们来到离山丹不太远的一个小煤窑，在工人兄弟居住的地方讨了点饭，然后在一个大胡子工人的窝栅里住下来。
由于连日劳累，大家疲惫不堪，倒下身子便呼呼地熟睡了。我心里有事，呆呆地望着昏暗的煤油灯愣神。“兄弟，怎么不睡呢？”胡子大叔问。我避开胡子大叔的话反问道：“这里离黄河有多少路？”胡子大叔说：“远着哪！像你们这样走，少说也得走半个月。”半个月可不算长。记得祁连山分手时，总部的同志说，中央派了四个军组成强大的援西军，也许他们还在黄河东岸等着我们呢！
5月的一个夜晚，我们终于听到黄河的咆哮声了。“到黄河边了！”大家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激动地呼叫着，不顾脚下尖利的乱石，磕磕绊绊地跑到了河边，由一位老船工帮助，我们连夜乘羊皮筏子过了黄河。沿着河岸，我们到处寻找援西军。
一天中午，我们在一株大树下休息，看到一个脑后留着短辫、身着黑绸小褂的壮年男子蹲小河边钓鱼。“先生，有两个逃兵从这里走过，你看见没有？”我们装作国民党抓逃兵的，上前问道。钓鱼人抬眼打量我们一番，摇摇头说：“没有看到。你们是抓逃兵的？”“是的。
”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坐在一起闲扯了一会，看他像个知多识广的人，我不由得脱口问道：“你知道去延安怎么走？”话一出口，又感到有些紧张。钓鱼人反问道：“各位想去延安？”“不，不不。”我连忙解释：“那是共产党的天下，怎么能去呢？不过听说国军的弟兄有往延安跑的。”
钓鱼人把去延安的路大体讲了一遍，然后关切地说：“天色不早了，各位如果不嫌弃，今晚就在我家住宿吧？”“多谢你的好意，只是公事在身，不便耽搁，咱们后会有期！”说罢，我们转身就要上路。谁知那人把路一拦，猛然大喝一声：“红匪，缴枪！
”上前一把揪住我的衣领，另一只手去夺我藏在衣内的驳壳枪，两只眼睛瞪得像一对铃铛。
他们几个见此情景，忙掏出枪对准钓鱼人：“不许动！”那家伙见势忙松开手撒腿就跑，脑后的小辫子像猪尾巴来回摆动。我暗暗庆幸，险些上了圈套。我们不敢久留，匆匆离开了。
天黑了，我们来到一座村庄，在一户人家住下来。主人见我们这身打扮，寻长问短。我们接受了白天的教训，只说是抓逃兵的，别的一字不提。吃罢饭，主人去里屋安歇，我们也躺下睡觉，一夜无事。第二天清早，我们还没有起身，主人就堆着笑脸，殷勤地对我说：“昨晚招待不周，请弟兄们多多包涵。今早又准备了些饭菜，请务必用过再走。”我说：“不必客气，我们还有要紧事得赶路。”他五次三番地挽留，我心里越发生疑，不管怎样，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我连忙将他们几个唤醒，匆匆穿上衣服，就出了门。
出门没走几步，迎面碰上几个手持刀枪的民团，为首的正是昨天的那个“钓鱼人”。那家伙厉声喝道：“小子们，哪里走！”抬手就是一枪，子弹从我们头顶上掠过。见事情不妙，我们撒腿就往村外跑。可是村口已被一群民团围住，他们舞着刀枪，高声喊叫：“捉红匪！别让小子们跑了！”我举起驳壳枪射出一串连发，民团们急忙闪出一条路，我们乘机冲了出去。
我们在前边拼命地跑，他们在后边紧紧地追。不多时，我们就累得气喘吁吁，两条腿也沉重起来，子弹也快打光了，我们只好就近抢占一座光秃秃的小山头。还没有喘过气来，四面又在喊：“红匪！你们跑不了啦！缴枪吧！”我们被包围了，但怕死的民团不敢往上冲，只在远处打枪、喊叫。
僵持了半天，山下走出一个人来，说是要和我们谈判。那家伙边往上爬，边探头探脑地东躲西闪，离得近了，我认出又是那个“钓鱼人”。我按住心头怒火，引诱他走近，看他究竟耍什么花招。“你们要把我们怎么样？”我两眼不眨地盯着他，冷冷地问。“只要把枪交出来，可以放你们走；不然，一个也别想活！”我说：“见你娘的鬼！老子没有交枪的习惯！”抬手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
不料，我射出的竟是最后一颗子弹，其余的枪也早已空了膛。山下的民团嗷嗷地叫着拥上来：“红匪没子弹了！抓活的！”我咬咬牙，从地上拣起石头，和战友们交换个眼神，准备和匪徒们拼一死战。民团们狂叫着越逼越近，我们手里的石头也越攥越紧。在这万分危急之时，一阵狂风骤起，卷起地上的沙石遮天蔽日，紧接着一道闪电在头顶劈开，敌人陷入了混乱，我们乘机冲出了绝境。为了早日到达延安，我们改变了夜行晓宿的习惯，只要腿上有劲，就不分昼夜地前进。
杨建平整理，原载《为了红色中华》。陈宜贵同志，安徽霍邱人，生于1915年，1930年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红九军政治保卫局长，后历任军分区副政委、旅政委，第十九兵团六十四军一九一师政委，宁夏军区政治部主任，第六十四军副政治委员，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被授予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