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元吉
我们在祁连山和敌人打了数次恶仗，我们伤亡很大。在一天傍晚的恶战中，突然我的小腿麻木了一下，顺手一摸，裤筒上渗出了鲜血。我从身上撕下一块破布，包好伤口。这时我抬头一看，同志们已经走远，我掉队了，只好支撑着身子一点一点往前挪。我挪到山脚下的一个土围子里，看到有十来个红军伤员，脸上、身上都留着血迹。我对大家说，这里太危险，得找大部队去。之后，我们互相搀扶着，有的爬着，往前行走。艰苦的生活，最后只剩下何东山、黎毕程、吴荣廷和我四个人。当时我们见到祁连山凄凉的风雪，看到长眠在祁连山上的战友，心情十分悲痛。我擦干眼泪，把剩下的战友召集在一起说：“我们四个人组成一个连，向陕北走。”何东山看着我不解地问：“四个人怎能是一个连？”我充满信心地说：“别看现在是四个人，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将来不只是一个连，总有一天会回到陕北的！”当时，我们四个人都带有不同程度的伤情。我的腰部有两个枪眼，腿上有三处刀伤，行走极端困难，加上过度的疲劳和饥饿，骨瘦如柴。有时饿得实在支撑不住，就由身体稍好点的同志到山下找老乡要点东西吃。当地老乡都很穷，能要上一碗青稞面，用雪水搅成稀糊糊，拌上野菜或草根煮熟吃，就很不错了。因为敌人经常搜山，我们经常是互相搀扶着从这座山沟转移到另一座山沟，和敌人周旋。就这样，我们在冰天雪地的祁连山里艰难地生活了两个多月，伤渐渐好转，就开始出山了。
一天夜里，一条河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幸好上面横着一根独木桥。我们有三人爬到了对岸，只剩下黎毕程同志还在桥上爬行，这时，敌人向他开枪，我们着急地喊：“快，快……”借着炮火的光亮，我们清楚地看到黎毕程同志带着满身的鲜血，滚落到水里。
一天上午，我们在河沟里歇脚，发现公路上停了一辆汽车。我卧倒观察，汽车上跳下三个人，看样子是在修车。我和战友们商量后，就走上前去。他们一齐盯着我，一个问：“你们干什么的？”我说：“拾粪的。”我又说：“我是要饭的，给点吃的吧！”他们看我满头蓬发、满脸泥土，脚穿破烂的草鞋，似乎明白了几分，于是和蔼地说：“老乡，不要怕，我们是八路军。”我生怕上当受骗，没有回声。那个大个子从衣袋里掏出袖标，又戴上绣着红五星的八角帽。
这不是红军么！我高兴极了，就向河沟里的战友们高喊：“快过来呀！”何东山、吴荣廷来后，大家热情握手拥抱。原来这几个人是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是周恩来副主席派来了解这里情况的。他们告诉我：“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抗日战争若能取得胜利，解放全国也有希望。”
一连串的好消息，使我们眉开眼笑。1937年10月，我们乘这辆汽车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不久又步行到了延安。我们这些受尽苦难的孤儿终于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原载1977年7月《甘肃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