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翠兰
1937年3月，我们女子独立团退到康隆寺，被马匪包围。由于情况紧急，上级命令我们突围。
突围时，我右腿中弹，左腿也被弹片炸伤，不能动弹。我钻到死尸下面，未被敌人发现。夜深人静时，我伸出头望了望，不见敌人，就慢慢挪动身子，从死尸下面往外爬。爬到半山坡，碰到一个战友，我喜出望外，向他打问部队的下落，他也不知道部队开向哪里。我们俩人相依为伴，顺着山势往上爬，爬到山上，到处都是雪，向下一看，发现一个藏民帐篷，就向那帐篷爬去，帐篷里已经没有人了，但有炒面和肉，我俩几天没吃东西，口渴肚饥，就用凉水拌了点炒面吃，吃完又继续爬，爬到一个山沟里，碰到几个同志正在哪里做饭吃，我也跟着歇息下来。
第三天，马匪兵来搜山，把我们一起的一个小号兵用马刀砍死，把其余的人都押走。我因睡在另一处，乘机滚到梢林中，未被敌人发现。等敌人走后，我爬到小号兵身旁，取下他身上的一把小刀，用手合上他的眼睛，并齐了双脚。我告别了这位战友的遗体，又往另一个山爬去。
一天，我正用脸盆烧水，不知从哪里打来一枪，把盆子打翻了，我赶忙钻进灌木丛中。两个敌人闯来，发现了我的小包包，便争着翻东西，我乘机逃去了。
我顺着一条河坝行进，挣扎着爬上一个山坡，正巧碰上两个失散的男同志，一说都是自己人，他们给了我一些炒面，充了一下饥，身上有了劲，就继续往前走。我们三个人来到柳城子柳城子：又名柳谷城，位于民乐县西部，今属南古城乡。，钻在半山腰的一个山洞里歇息。不多时，来了个拾粪的老百姓，叫姚天录，我就喊：“老乡、老乡！”老乡说：“你不要乱喊，我们寨子里住满了马家队伍，抓了你们的好多人，都押着呢。”我说：“我们饿得很，你给我们弄点吃的，你要啥我们就给你啥。
”他说：“我不要你们的东西，我给你们想点办法。”他回到寨子不大工夫，就给我们送来了一缸子面条和一些青稞面馍馍，我们很感激，就把一点大烟和银牙签送给了他。
几天后，姚天录叫他的外甥岳志宽来说，有人向保长报告了我们的情况，他们可能要来抓我们，让我们到别的地方躲藏。我们不知往哪里去好，他又把我们领到山上他父亲养牲口的地方藏起来。那两个男同志考虑到人多不好藏，说我有伤，让我一人留下，他们就走了。岳志宽和他父亲在驴圈里挖了一个洞，外面用一块大石头堵住，又堆了一些驴粪，把我藏在洞里。我在这里藏了六个多月。
岳家的生活并不宽裕，但他们不仅管我吃喝，他母亲还把陪嫁衣裳拿给我穿，我实在过意不去，就从洞里出来，帮别人做活，维持生活，有时还给乡亲们唱歌。
1939年的一天，我遇上了给马匪贩羊的一个贩子，他把我押到张掖县城，威逼我嫁给国民党的一个军官，我坚决反对，敌人的企图没有实现。9月，经一位好心的老奶奶劝说，我和一个比我大20岁的四川老乡敖宝荣结了婚。老敖是个理发工人，以手艺度日。
婚后刚两个月，马匪军的一个副官来找老敖说：“韩师长韩师长：指韩起功，时任马步芳第一○○师师长，驻防张掖城。叫你呢。”老敖就跟着走了。直到下午，还不见老敖回来，我急得团团转。
第二天，我托人把老敖保了出来。当时是马匪的天下，没有办法，我们只好随回民的习俗了。1942年，马匪军撤往青海，韩起功去了循化，张掖换成了国民党中央军，流落在张掖的几个红军同志想着要离开这里，去找红军，不知谁坏了事，国民党把我们都抓了去，吊起来拷打。我咬紧牙关，忍着疼痛，始终不说实情，敌人拷问了几个钟头，什么也没得到，只好把我们都放了。
1949年秋天，解放军快要来了，有些人听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有些惊慌，有的准备“逃难”。我给他们说，你们莫怕，解放军是穷人的队伍，解放军一来，我们穷人翻身出头的日子就到了。许多人很快安下心来，和我一起迎来了解放，左邻右舍的乡亲都说我是“解放军的义务宣传员”。
录自《甘肃妇运史资料》第9期，平凉县妇联整理。杨翠兰同志，女，四川巴中人，生于1917年，1934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三十三军政治部宣传员，红五军供给部干事，红九军政治部宣传队政治指导员。1936年10月随军西征，因负伤流落张掖。后随儿子迁往平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