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初
1936年红军西路军挺进河西时，我在西路军政治部民运部民运部：又称地方工作部。任白军工作科科长。1937年初，西路军战斗失利，形势紧迫，军政委员会决定精简机关，充实基层战斗单位，我被调到红三十军工作。在等待分配工作时，西路军政治部又通知我回去，接受新任务，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同志告诉我，中央指示，要西路军大力开展地方工作，配合红军的作战行动，因此决定在张掖一带成立三个地方党委：一个是甘州中心县委，一个是高抚县委，一个是山永县委，后面两个县委受甘州中心县委统一领导，并指定我为甘州中心县委书记，岳太华同志任组织部长，阮自强同志任宣传部长，张××（名字已忘）任民运部长。以后又派来李天义同志，并从部队抽调了甘肃籍战士六人参加工作。这样就组成了甘州中心县委，实际上我们当时是武装工作队。
甘州中心县委和山永县委、高抚县委同时建立。山永县委负责山丹、永昌两地的工作，干部是从西路军政治部民运部抽调出来的，县委书记是牟迎春同志。高抚县委负责高台、抚彝（今临泽）两地的工作，县委书记记不清了，可能是袁克服据张掖地委党史办调查，高抚县委书记是许金彪，不是袁克服。同志。
李卓然同志把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和干部分配情况告诉我后，又带我到徐向前、陈昌浩同志那里，徐、陈两位首长指示：甘州中心县委和山永、高抚两县委的主要任务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地方工作，配合西路军的军事斗争。徐、陈两位首长谈完话后，西路军保卫局科长袁立夫给了我们一些经费（烟土和银元），又给我们规定了联络方法和联络地点。
1937年2月的一天，我们十几人从倪家营子出发，趁着夜幕一直向东走，在天亮时到达黑河口龙王庙，在那里住了一天，了解了当地情况。鉴于我们这些南方人的口音问题，在平川地区无法隐蔽，因此决定先到南山，借助那里的煤窑进行隐蔽，开展工作。当夜我们就到了灰条沟灰条沟：张掖市甘州区以南祁连山中的一条山沟，此处有一些小煤窑，称灰条沟煤窑。，从那里的煤窑开展工作。我们向背煤的农民和拉煤的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和红军宗旨，揭露马匪军的残暴罪恶。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我们在煤窑的群众中站住了脚，建立起了我们活动的根据地。
梨园口战斗后，西路军组成左右两个支队，大部分由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等同志带领从祁连山中西进；一部分由王树声、朱良才领导打游击，回延安。也有不少流散的同志沿南山往东走，我们见到后就供应他们饭吃，并指引路线，使他们早日回到陕北。
甘州中心县委的活动主要地点在黑河以东的煤窑和西羊圈西羊圈：张掖市甘州区花寨乡西部的一个自然村，位于祁连山北麓，与灰条沟相近。
一带。这里的煤窑我都钻过，实际上煤窑成了我们开展活动的根据地。在灰条沟煤窑，我们发展了两名党员，在其他煤窑发展了四五名党员。4月份以后，西路军遭到失败，我们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得不到上级的指示。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们的组织部长岳太华被捕，民运部长张××被民团打死，甘肃籍的六名战士也被打散，留下来的就剩我和李天义两个人。马步芳的骑兵和民团经常出来搜山，我们就躲在煤窑里，等敌人走后再走出来。
煤窑上有个姓王的据张掖县委党史办调查，此人名王泽喜，小名富狗子，又名王有福。王泽喜同志于1938年1月赴延安，入抗大学习，毕业后派回甘肃开展地方工作，解放后曾任兰州市区长，市园林局副局长。
，家住大满堡大满堡：位于张掖市甘州区南乡，今为大满镇政府所在地。附近，家境贫寒，经过我们教育，热心为我们办事，敌人每次搜山后，都让他下山摸敌情。他实际上成了我们的联络员，后来把他发展为党员。
根据形势的发展，我们亦准备向平川里开展工作。我和李天义来到王家，后来又搬到他岳父温和太的家住。当时和我们一起的还有给温和太家干活的红军战士金子荣。在大满堡经过秘密串联，先后发展了王有福、潘××据张掖县委党史办调查，此人名潘发成，1938年去延安，入抗大学习，毕业后分配八路军工作，后牺牲在抗日前线。
和阮文云、阮文章、阮文云、阮文章两兄弟，后被当地民团头子曹明抓去，送交马家军，遭受酷刑折磨，阮文章被杀害，阮文云被刺瞎双眼，放回后不久也死去。两兄弟等人入党。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合作，马匪迫于形势，不敢再明目张胆地搜捕杀害西路军的伤病员，我们也敢于出头露面了，就给当地群众干些农活。8月份以后，我们听说党中央派人到河西来营救红军人员，但不知是真是假，为了慎重起见，我就先让富狗子进城，利用他的亲戚关系了解情况，在西街的一个面馆里与地下党组织的邱均品、蔡文良联系上了。回到大满堡向我们汇报了联系的情况，我决定亲自进城，与邱均品、蔡文良见了面。由于在面馆不便谈，我们就一起出西门往南走，边走边谈。他们谈了工作情况，我也向他们谈了甘州中心县委的工作情况，约定了再次见面的时间，我就回大满堡了。
到了约定时间，我又进城，住到富狗子的亲戚家里（即阮文章的姐姐家）。那一天，王定国同志按照约定时间来找我，把我带到了福音堂医院，见到了高金城同志。我当时将甘州中心县委的情况告诉了张掖地下党，并研究了今后怎么办。他们决定不了，要我先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请示谢觉哉同志。过了一个星期，高金城同志把我和丁世芳带到当时的张掖县县长马鹤年处（据刘德胜同志回忆，马鹤年在大革命时期是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脱党，担任张掖县县长后和我地下党有联系），由马鹤年安排我们到了兰州。记得是中秋节后的第二天，我们以给马鹤年的朋友韩澍恩（山东人，中学校长，系国民党的放赈委员）搬运行李为名，来到兰州，找到了八办。
到了兰州八办，向谢老作了汇报，谢老决定我回延安，1937年10月我就回到了延安。1938年2月，在大满堡发展的党员富狗子和潘××，也通过兰州八办来到延安，中央组织部安排王、潘二位同志到“抗大”学习。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后，我离开延安，先到山西八路军总部，后到晋南军区工作，一直到全国解放。
1974 年来了两个人，找我调查富狗子的情况，我才知道他在兰州某局当副局长。肖永银同志回忆录中提到的周五哥就是我。为了当时地下工作的方便，我改姓周，人们叫我周哥，但我们并不是以哥老会的形式开展工作的。在煤窑中，给肖永银、陈明义送饭的那一家人，我已记不起他们的姓名了。
由王英、郭有贤访问记录整理，原载《红西路军史料》第3辑。吴建初同志，四川成都人，生于1914年。原任西路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科长，解放后曾任解放军铁道兵学院院长、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