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4日，天刚蒙蒙亮，我们吃过早饭，乘上汽车向机场驶去。我们带着攻下理论关的胜利喜悦，带着红军战士的自豪感，举首向蓝天望去，只见彩霞簇拥着朝阳，好似在笑迎我们走近它的身旁；那飘带状的白云，缓缓起舞在天际，像是在等待我们与它并肩飞翔。祖国的天空，是多么俊美啊，令我们心旷神怡。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认认真真地看着天空，因为那里将是我们今后翱翔的地方，一阵颠颤，一阵暖风，我们颗颗年轻的心无比激动，有的同志眼角上挂着泪花，默默地思考着肩负的重任和今后的决心。
迪化门外的机场，面积为12万平方米，机场边有两个大机库，停放着十几架飞机，平时都是由教员将飞机飞到训练机场，飞完后再由教员将飞机飞回这个机场，滑行入库。我们每周六的机械日就在这里工作。我的教员名叫杨兆荣，是个中尉军官，待人忠厚老实，飞行技术较好，对我们从不发脾气，所以，我们相处得不错。
这天开始飞行，要尝尝上天飞行的滋味了。我飞行了20分钟就下来，感受难于言表：眼力、精力不够用，风驰电掣，侧方的天地一闪而过，只是看了看规定的一些地标。归来的路上，我们谈了个人的感受，千言万语可归为一句话：爱上了祖国的天空。当时，我们每周飞行日都是三四天，星期六为机械日，我们学员也都得参加检查维修飞机，这苦和累对于我们来说，不过是张飞吃豆芽——小菜而已。
飞机着陆要对准地面铺有“T”字形的布板，并要看清旁边的信号旗——白旗为允许着陆，红旗为禁止着陆。这个打信号旗的任务由我们每个飞行学员轮流担任。还要派人去迎接落地的飞机，凡是风大、飞机马力小，煞车不灵、转弯困难的，都要用人推、拉，帮助转弯，这些也由我们学员担任。由于学员多，飞机少，每个飞行日不能人人都起飞。飞的时间也有限制，有的同志在机场忙了五六个小时，还捞不到飞一个起落，不免伤心难过。面对这种情况，党支部派支委和教员研究，调整飞行计划，尽量使每个同志在飞行日都能起飞。
V-2飞机当时没有无线电设备，给空中带飞增加了困难，教员只能用手势或轻拍杆舵来示意学员，而学员有时却难以领会这种无声的语言。后来，在我们提议下，在前后舱安装了通话筒，就方便多了。经过四个多月的紧张训练，我们三中队25名同志中，除王东汉同志停飞外，其余24名同志都以四分以上的优良成绩，完成了Y-2机初教单飞的所有训练课目。我党我军第一批飞行员在新疆展翅了，这使盛世才和他的军官们为之一震。
用雪把脸擦红
1938年10月，我们三中队的24名同志转入了P-5型机的训练。P-5型飞机是双座侦察轰炸战斗机，前后舱都有一套操纵系统，既能作战，又可作带飞的教练机。这种飞机马力大，设计为700匹马力，前座操纵，后座装有一架机械轰炸瞄准具，起落架下挂轮胎，冬天降雪时换上雪橇。这种飞机是苏联30年代设计的，在当时还算不错，但设备极不完善，透风不保温，仪表配置欠合理，起落时，手、脚、眼忙个不停，既要使用舵轮调整水温，又要调整水平翼的角度，还要听着教员的指令，眼睛要紧盯目标和机场的信号，飞一个起落下来，累得一身汗水。
在P-5飞机上带我的教员是黎焕章，他对我们有一种希望，那就是飞得更漂亮，别丢他的脸。这和我们求知欲相合，他与我们的关系很好。
开始，我们在博格达山麓的欧亚机场训练，后来，因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经过欧亚机场的大型飞机日渐增多，来往人员也多起来了，我们就搬到迪化西北30多公里的地窝机场进行训练。那时，我们每天凌晨3点钟就要起床，饭后乘汽车前往机场。敞篷子车在冬季里疾驶，风如针似刃，扑面袭来，不少同志的手、脸都被冻伤。到达机场时，忽然有人喊到：“快用地上的雪擦擦脸，擦擦手，一直擦到发红，要不就会生冻疮！”我们立刻伸出冻得麻木的手，捧起雪在脸上、手上擦个不停。自参加革命以来，我们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这冰天雪地对我们又算得了什么！从此，我们每天如此往返，也每天都用雪把脸擦红，渐渐成了习惯。
飞轰炸课，对我们又是一道难题。轰炸瞄准镜中只有一个十字分画线，线上是些厘米分划，是计量前后左右偏差距离的。在轰炸实施中，必须利用这个瞄准具测量出地速、风速、风向，计算出偏流角，从而修正投弹角，修正弹着点。这不仅要求计算准确无误，还要和前座操纵员（即飞行员）协同好。这些工作，要求后座的领航员要在有限的航路上（一般120公里）、在一两分钟的时间内完成，才能有较好的命中率。我们红军战士是团结一致、肝胆相照的，所以，协同动作非常好，不少同志轰炸命中在靶标以内，有的还将炸弹投到了靶心，受到苏联教官的好评。
妖魔山事故
1941年夏天，我们进入了编队飞行课。这一天，是二、三中队联合飞行，进行双机编队盘旋训练，长机是盛世才的飞行员张实中，僚机飞行员是我们的红军战士胡子昆，各驾P-5型飞机一架。因是双座飞机，后座上各有一名领航员。在盘旋第二圈的过程中，僚机撞了长机，长机坠落在妖魔山上，机毁人亡；胡子昆的飞机也有损坏，很难操纵，只好迫降。他后座的领航员是盛世才的领航军官，惊恐万状，拍着胡子昆的肩膀说：“我全家的性命在你身上了，求求你，好好迫降，要成功！成功！”胡子昆同志非常冷静沉着，驾驶着被撞伤了的飞机，拼命压杆蹬舵，安全地迫降在河川中。
这件事，对盛世才的部队及飞行员家属震动很大，也打破了平静的生活。这件事发生后，我们党支部组织大家认真总结教训，制定了防止再次发生事故的措施。对于我们这些从枪林弹雨中冲杀过来的共产党人来说，连死都不怕，还怕一两次飞行事故吗？所以，当教员问胡子昆还敢不敢飞行时，他坚定地回答说：“敢！”以后继续进行了登机训练。
机械化是红军的未来
1941年初，苏联又援助了盛世才伊-15战斗机六架，伊-16战斗教练机两架。伊-15战斗机为双翼，上翼长，下翼短，头大机身短，前面视线很不好，但马力大，速度快，火力也较强。苏联在援助中国抗日战争时，就是这种飞机在空中大显神威的。伊-16战斗教练机为单翼，这种飞机就怕拉平高，拉杆动作粗了，随时都会造成翼尖失速，驾驶员要特别谨慎小心，必须随时随地注意，一旦翼尖失速，就要用力蹬脚，前滑减速。
当时，航空队能够掌握和训练这种飞机的教员少，这几架飞机不能全都启动。为此，党代表陈潭秋和苏联顾问商定，先由10名同志参训，这10名同志是：吕黎平、方子翼、方华、陈熙、夏伯勋、刘忠惠、方槐、汪德祥、袁彬、姚维涛。我们首先在欧亚机场和地窝机场进行带飞训练，放单飞时，就移到迪化西北的高家户机场进行。
我的带飞教员是谢苗洛夫，他飞行技术好，操教能力强，在带我飞伊-16时，他做的着陆动作总是两点半，接地轻。我们每人一般带飞了10多个起落，最多的没超过20个起落，就全部放了学习单飞。记得我在飞伊-15第一次滑行时，同志们都说我油门加得不够，尾部未抬起来，而这种飞机在滑跑时也要像起飞一样加油门，让尾部抬起来，但又不能起飞。我一听加得不够，第二次滑跑时，就将油门加到头，结果飞机尾部抬起来了，大有离陆的趋势，我将杆推向前，飞机还是起来了。这该怎么办呢？飞上去要犯纪律，着陆下来又怕冲进前边的芦苇塘。
说时迟，那时快，我立即收油门，按正常着陆接地了，并用刹车减速，躲开了芦苇塘，飞机终于在塘边停了下来。见左边是芦苇塘，不能左转弯，就右转弯滑回关车，向苏联顾问报告出车经过。苏联顾问严厉地批评了我， 并问敢不敢再飞，我说“敢！”就放我单飞了三个起落。我们驾驶伊-15这种当时世界上较先进的飞机，又向现代化迈进了一步，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进入特技飞行时，我们大多数同志都是第一个起落，就完成了横滚动作，只有汪德祥同志，他第一次没完成，第二个起落继续横滚，还是没有做出，结果进入了螺旋，在改正螺旋时，又没有及时推杆增速，变成了水平螺旋。当时没有无线电指挥帮助他改正，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飞机从2000多米的高空一直坠地。大家为失去这位在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亲密战友而万分悲痛，但大家都明白，要向现代化、机械化进军，总是要付出代价，只是要尽量减少这种代价。
我们在高家户机场训练时，住的都是帐篷，吃、住、上课也都在帐篷内，晚上点的是油灯。那里老鼠特别多，晚上把飞行帽挂在帐篷上，第二天早上一看，里边下了一窝小老鼠，如不细心检查，戴在头上就会出笑话。
我们在新疆飞行四年，最好的伙食不过两菜一汤。盛世才只给我们伙房配了两名炊事员，一周吃些什么，都由我们选出的经委会制定，平时许多劳动要大家动手。1940年以后，物价飞涨，有时大家饿得肚子咕咕叫，为了改善生活，我们不得不抽空到附近草原中打猎。那里野鸭子不少，还有沙鸡。但是，不是每次都有收获。有一次，夏伯勋同志打猎，在大芦苇荡中迷了路，天黑后还没归来，方槐、方华等同志提上马灯，才把他引出来。陈潭秋同志见此情况，决定每月从党费中拿出100余元来补贴我们的伙食，增加营养。我们知道后，都十分感动，更加坚定了学好飞行的决心。
1942年，国内外形势逆转，盛世才加紧与蒋介石勾结，由所谓“亲苏、亲共”走向公开反苏反共。 7月上旬，我们突然被迫停止飞行，尔后又被关入监狱，从此结束了飞行。但是，在狱中与敌人的斗争中，我们还是没有忘记学习机械化知识，因为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我军机械化的未来，我们要为这个未来而努力。
原载《空军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通讯》第72期，转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
作者袁彬同志，湖北麻城人，生于1916年，1931年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在西路军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二六七团任医务所长、副连长，到新疆后学习飞行，后遭敌人逮捕入狱，1946年6月获释返延安。后历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中队长、副大队长，空军第四航校训练处长、副校长，空军副师长、师长、副军长，福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