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先生的文章中说：“从街头到街尾，只看见猩猩的擂胸嚎叫!从街头小市民的冲突，到堂堂的‘议会’，都不时地有这种猩猩症候群发作。不单纯是礼貌，而是理性的萎缩，中华人似乎在一个庞大的原始丛林里成长。”
究其原因，先生认为，两千年来，在暴君暴官的凌虐下，国人既屈辱，又愤怒，变得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活得尊严，怎么样才能尊重别人、包容别人。因此，国人“就像丛林中的黑猩猩族群，一遇到倾盆大雨，就跳出来，双拳擂胸，向天嚎叫。这种发飙场面，几乎完全控制着我们的生命”。
泱泱中华，堂堂的礼仪之邦，为什么出现如此堕落的景象？“中华文化先天地缺少民主、人权、法治思想，令人焦虑。如果再检验出来缺乏理性，那就实在使人加倍焦虑。”一个尊严地活着的人，他不会是一个缺少理性的人，更不会不尊重别人的尊严，也绝不会是一个赤裸裸的黑猩猩。黑猩猩绝不会向理性屈服，它只畏惧巨棒!
有一则小幽默:一个美国人问他的华人朋友说:“上海到南京有多远?”朋友说:“四百里!”美国人假装大惑不解:“不，你们中国人一向都是讲‘轮’，从不讲‘里’的。”这位华人朋友好不容易才醒悟过来:原来他在讽刺中国人从不讲理!
国人的灵性被酱住，使文化停滞已够可怕，如果再继续地沉沦，“势将真正回归到原始丛林”。先生呼吁国人要早一点进行思考，缔造另一种新的理性文化，再不要出现擂胸嚎叫、死不认错的场面。
先生还不无幽默地建议说：“无论在会议上，或在大庭广众下，抑或在和人辩论中，如果发觉自己就要发飙，不妨心头默念十八字真言：‘那家伙想教我学黑猩猩表演呀!连门都没有!’”
做个文明人
◎以音量为标准
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胆地假设：说话的分贝，是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水岭！文明人“轻声细语”，野蛮人“既吼又嚎”！
——《我们要活得有尊严》
一天晚上，美国某州的警察局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打电话的是一位白人妇女，她要状告他的邻居扰民，严重的影响了她的休息。警察挂断电话后，赶紧赶赴现场，远远的就看到两个中国男人在走廊里张牙舞爪的喊着什么？于是他走到两人中间，用英文说：“嗨，先生，有什么事情可以帮的上忙吗？”两个中国男人，你看我，我看你，一起摇了摇头。警察见他们摇头，继续说道：“你们如果有什么存在争议的问题，可以在天亮后到仲裁庭去解决。但是现在已经是深夜了，你们不能继续在走廊里吵架。”两个男人一听觉得更加匪夷所思，不由得地喃喃自语道：“怪了，这美国不是标榜人权吗？怎么连悄悄话都不让人说了。”
这是一个在美国四五十年代十分流行的笑话，讽刺的就是我们高扬的嗓门，和争吵式的说话方式。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形象有理。但凡，走在中国的街道上，你总是会有意无意的窃闻到别人的隐私。当然，这种行为跟道德水准的高低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只要他稍挪尊驾回家去说，就算你真有心想要听得一二，恐无007邦德的帮助，也是做不到的。又或者，他压低嗓门，私语一番，除非是武林高手，否则就以现代人每天生活在噪音中的听力而言，蝇声小语还是很难听得清楚。
可惜呀，中国人从不尊重什么隐私权，也不管是你的、他的、还是我的，只要觉得是个谈资，也不论时间地点，都能拽出来在太阳底下晾上一晾，和众人分享一下。于是，可怜的尊耳也就只能被迫接受那些信息，别无选择。要只是些闲闻八卦还好，假如是些十分私密的事，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如果旁边再跟着一个懵懂无知，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孩子，在听到某人毫不私密的私话后，眨着水汪汪的大眼睛天真地问：“第三者是什么意思啊？”呜呼，如何作答哉？每到这时，便不由的想，中国人可以不注重自己的隐私，却多少应该注意这私话在别人耳中是何感想。好吧，成年人的世界互相理解，您不顾也就不顾吧。但是这大街上往来行人，男女老幼皆有之，总要顾及一下对孩子们的影响吧。
这还只是在白天，车水马龙，人流不息，就算你震天高叫顶多也就是吸引下人们的侧目。可是到了晚上，尤其是夏天的夜晚，什么虫鸣声、蛙叫声根本就听不见。耳边阵阵回荡的只有一阵高过一阵的锅碗撞击声、叫卖声、人语声，不需探头观望，你便知道大排档是也。如果单是大排档的吵闹也还好，习惯了也就成自然了，要是有一日少了这声音只怕还睡不着呢。真正让人难以忍受的是那些在大排档聊天比嗓门的人。静卧在床上，远处的吵闹声渐渐的远离了朦胧的神智，正遥望到不远处的周公，就听一声“哈哈哈——”，立时惊出了一身冷汗，别说睡了，三魂都在那几声雷鸣大笑中丢了七魄。更过分的是，这边亮出了无敌雷鸣笑，那边心中自是不服，拿出了超级狮子吼——“再来一盘！”听着外面各路英豪用嗓门过招，不免产生了身在武林大会的错觉。时间长了，人也有些神经质了，睡觉时总喜欢抱着电话，时刻准备为突如其来的流血事件报警。
嗨，可怜的中国人哪！难怪在白天总是精神不济、办公无力，晚上生活在各路英豪用声音“砍杀尔”的环境中，又有何睡眠质量可言。睡不好自然精神萎靡，时间长了怕还要得个什么神经衰弱症之类的病症。可见，这过高的人语声，其威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柏杨先生大概就曾是位噪音下的受害者，因此他对中国人的这种“吵闹性”做了一个十分生动有趣的比喻：
如果你从外太空降落到地球上的一家餐厅，发现客人喧哗震天，用不着算卦，准可以肯定它是一家中华料理。如果客人都在静静的进餐，那你可别讲中文，包管不会有人听得懂。
由此我们知道，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差距又多了一样——嗓门。
古代我们有江湖，在江湖上我们用武功一决高下。后来，我们有科举，用笔头子一较高低。及至现在，我们又有了一件神奇的武器——声音。所以，今天我们用嗓门决定胜负。
在中国的大街上可以看到如下两种吵架形式，越吵越远型和越吵越近型。但不论这两种吵架方式在本质之上有多大的不同，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以声音决定气势，以气势决定胜负。也就是说，都很吵。中国人不仅在吵架的时候吵，即便在平时的生活中也吵闹得可以，例子以举过，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外国人就比中国人安静多了。就单论吃饭而言，中国人的什么“食不语”之类的用餐礼仪，早不知道在哪一年还给了祖宗。于是，我们的饭桌上总是热闹非凡。各路人马汇聚一堂，饭菜好不好谁关心呀，吼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外国人跟我们完全相反，相对于饭桌上的语言交流，他们更关心饭菜的好坏，总是默默地用餐，细细地品味。请注意，这里我说的是外国人而不是西方人，那些深受我们文化影响的国家，例如日本、韩国之流，即便在封建主义退出政治舞台的今天，也依然把传统的礼仪摆在第一位，十分敬之、尊之。这里面所说的礼仪不仅仅包括用餐礼仪，还包括生活的其他方面。这些自封建社会流传下来的礼仪，陈腐之气有之，但其中也不乏一些优良的生活习惯。美国公理会教士亚瑟·亨·史密斯就在《中国人的脸谱》一书中对中国人的礼仪有过这样的描述：“即使是那些用最挑剔的眼光来看待中国问题的批评家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已经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艺术发展到了极致，这是西方人永远无法企及的。”这些被西方盛赞为艺术的礼仪中，当然包括了对我们声音分贝的要求。
可惜呀，中国人的彬彬有理，偏就与这声音无关。不夸张的说，走在全世界的大街上，喇叭声大作震耳欲聋的有之，但却只有中国出现了用人语声“砍杀尔”的现象。同样在这本《中国人的脸谱》中，这位美国来的教士先生作过这样的评述：“中国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那就是喜欢大喊大叫地命令、批评别人。对于中国人而言，让他们轻声细语地与对方交谈，或者停下来听听对方的回答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他们总是习惯喊叫，或者打断别人。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来说，他们就好比一只狗在兴奋时，必须叫唤几声才好。”也别管他的比喻是否得当，其根源是否分析得准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无法认同中国人过度高亢的声音，甚至可以说，中国人的声音让他感觉到痛苦，神经也在不停升高的分贝中，变得分外的纤细敏感。
这本书作于1894年，可以肯定那个年代还没有大排档这么“高端”的东西，东西方的文化也是初步碰撞了一下，我们还生活在孔儒的礼仪世界里。既然如此，这位教士先生为何独不欣赏我们的话语声，并产生如此之大的反感。为何在它认为那些十分巧妙的人际关系处理手法中，独不赞成高声“砍杀尔”这一项。或者事实上在我们传统的礼仪规范里，本来是包含着轻声言语的，只是我们从来没有遵守过。所以自古以来，中国人形成了这样一个特点——闹。
西方的封建社会只有几百年，在他们的文明中自然不会像中国人那样，存在着大量“上对下”的规矩条框。虽然也曾有过等级划分，却不会有像中国这样严格的等级制度。事实上，在他们推翻国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作为新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要求更多的是平等、自由和尊重。而这些新鲜思潮在1894年的中国又怎会植入人心呢？在那时的中国大概只存在两种对话态度——唯唯诺诺和颐指气使。然而，这些唯唯诺诺的人也有他们自己发挥颐指气使的地方。在一个没有尊重存在的国家里，一旦这些唯诺的人得了那样的机会，就会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遵循着这条规律，也就不难理解中国人不断升高的分贝了。
其实，那位美国的洋教士也有点小题大做，如果连中国礼仪时代的声音分贝都受不了，那他要是听了今天大街小巷上的鼎沸人声，真不知又会作何感想？
华夏民族其实是一个很极端的民族。我们要是反对什么就要反对到底，斩草除根，绝对不给它死灰复燃的机会。于是，当中国的“运动热潮”开始，我们就像培根笔下身受迷信毒害的人一样，因为憎恨一种旧迷信，结果“矫枉过正” “陷入了一种相反的信迷信之中”。
我们因为憎恨封建社会的“旧道德”、“旧伦理”，全盘否定了“礼教”。那个在亚瑟·亨·史密斯笔下有着“三百条的礼仪准则，与三千条的行为准则”且“经过长期的教化，已经将其融入到了自己的本能行动之中”的“礼仪规范”至此与我们再无瓜葛。我们就像被拆了裹脚布的脚，自由的向各个方向发展，自我感觉十分良好。唯独不能照镜子，只要那光滑的平面一反射，我们扭曲的、丑陋的样子还比不上过去呢。于是，我们吸收了些西方文明，否定了些中华文化；于是，我们学来了用洋刀叉，却没学会西方的人本思想和尊重。呜呼，还真印证了柏杨先生的话：
二十世纪美国嬉皮年代的青少年，一旦进入社会，就会恢复正常，因为要活下去，只有重新进入秩序。而我们不然，“酱缸文化”对正面教养的腐蚀力，独如吸了强力胶对身心的戕害作用一样，社会反而为劣质文化的熔铸造炉。
我们的说话声奇高，说好听的是不受拘束，不好听的叫不懂礼貌。而其根源就在于中国人的自私和不懂尊重。
我们高声说话，截断别人的话，其根本目的在于只让别人听自己说话。高声的议论隐私，原因是说话的人当周遭都是聋子，是空气，是不存在的人。大排档的高声吼叫，是为了宣泄他们一身的疲惫和压力，可是在他们尽兴抒发时，却忘了需要休息的人，或者压根就没意识到。中国人习惯性以己度人，认为别人应该和自己一样，否定个人的独特性和独立性。自我的认为你压根就不存在，这是对人的最高的否定，最大的不尊重。难怪那些西方人不能忍受中国的“大嗓门”，谁又能忍受自己被当成倾倒苦水的树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