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结底，可怜之人的可怜在于他们看不见自己，更看不起自己。更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丧失了自尊，没了自信，少了自强，忘了奋斗。正因为他们拿“可怜人”的身份当挡箭牌，作为一味索取的工具，所以变得极为自私和贪婪，变成了令人憎恶又无可奈何的可恨之人。而那些虽然生活落魄，被当做可怜者视之，甚至为了一餐温饱而不得不接受别人施舍的人，只要他们不把自己当作可怜者，积极奋斗着，努力拼搏着，他们就不是真正的可怜人，而是正处困境的强者。这也就是为何刘邦出身乡野却铸造了汉朝，朱元璋出身乞丐却推翻元朝，做了皇帝。
人在贫困中，只有思变才会强大。国家在落魄里，只有图新才会强盛。困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安于困境、顾影自怜，成为真正的可怜人。生活在阶级时代，纵然穷人只能靠着血汗钱生活，但也有思变成功跻身富豪的人。虽然我们的声音微弱，但一千只蚊子团结起来制造的声音也足以震颤我们的耳膜。话语权在富人手中，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会说话、不可以说话。
◎为名利忙
好名绝对不是坏事，而且我们知道，幸亏人类有好名的特性，文化才有进步。
——续《怪马集》
在历史上的某一天，一位皇帝突发兴致，非要登上了皇城的城门去看看人们都是怎样生活的。于是他在宫女太监的簇拥中，上了皇城的城楼。俯首望去，看到下面的子民无数，却个个都是忙忙碌碌的。于是，对身边陪伴的某官员感慨地问了一句：“真是不知道他们在忙些什么？”那位官员一听，心知表现的机会来了，连忙上前一步，一脸聪明机警像地说：“他们无非是在为两个字忙活——名利。”皇帝一听楞了一下，随即会过意来，大笑着点头称是。这个故事最妙的是，听了那位大臣的话后，不但是皇帝点头，恐怕世人无人会不同意。
我们的人生有千百种生活方法，千百种生活方式，更有千百种生活目标，但是透过这些千百种的表象，有谁又能说自己不是为“名利”二字而活呢？吃、喝、拉、撒、睡，哪一样又可以脱离这两个字而独立的存在。当然如果你硬要在人生中发明点别的项目，非要远名利而居，那么恭喜你，你不是罹患了智能障碍之症，就是生来与众不同终将成大器之人，故而不在乎眼前这点蝇头小利。
针对人的这一特点，司马迁也曾在《史记》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其白话意思就是，天下的分分合合所为何来？纵观千古，皆为利者。不信，你就纵览史书，翻阅五经，实在不行来个时空穿梭，看看到底有没有，不为利益蜂拥而至，不为利益而各奔东西的人。答案当然是有的。回到人类刚刚产生文明那会儿，或者更早一点，在人类还穿着天然皮草那会儿，我们基本上只追逐猎物，不追逐名利。故而言之，名利实际上是人类阶级社会的产物，是生产资料分配不均的产物，是贫富差距的产物。因此，人类的名与利隐含着一种来自地狱的破坏力，它会唤起人们的内心潜在黑暗面，进而成为爱与恨的导火索。可是，人们却仍然标榜它，极力美化它，甚至将之视为人在世界生存过的证据，生存下来的成果，和标榜成功的依据、手段。
有人曾经根据人们对名利的欲望不同将人归结为四种名利类型：第一种是将名利排在人生第一位的人，他们基本上以名利作为评断时事的唯一标准，这种人简称为“水草型”，取意是像水草一样随名利而居的人。第二种是将名排在第一，将利排在第二的人。这种人基本上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一下自己的生前身后名，宁愿牺牲自己的既得利益，也要守住那块“贞节牌坊”。因此得名“蒲草型”，取意是，对名像痴女对怨男那样坚贞（因为古代常以蒲草比喻女子的痴情，故而命名之）。第三种，恰与第二种相反，凡是向利益看齐，为了利益，可以抛头颅洒热血。其口头禅是“名算什么？”故而命名为“藤萝型”，取意永远为利益攀爬的人。最后一种是将名利全部看做过眼云烟，既不在乎名，也不在乎利。这种人一辈子碌碌无为，任人践踏，却有着超乎寻常的生命力。正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于是这种人被称为“杂草型”。
在以上四种型号的名利人物中，别看“杂草型”窝囊，人人得而踩踏之，却是以上人中活得最潇洒、最惬意、最安全、最长寿的一种人。因为他对名利感到无能，也不在乎它，也就不会由于对它的执着而使自己一失足成千古恨，同样的也就不会有动力驱使自己去打倒所面对的敌人。
其实，名利就是摆在你面前的二锅头，小饮怡情，大饮伤身。谁将浓与淡掌握好了，谁就是赢家。有人说，自己绝对超出名利之外，决不为它左右。听了这种说辞的人大概都会不约而同地摇摇头，叹道：“娃是好娃，就是疯了点。”
以现今的科技和土地面积吃紧的现状而言是很难实现的。持“独于名利而存之”这种观点的人注定只能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或者是封建社会隐居。以现在科技而言，时空穿梭只能存在于科幻小说中。并且现在全世界的土地用度都很紧张，想要找一块环境优雅，山青水秀，远离人群的地方实在是难上加难。所以基本上，在现今社会想要独善其身，置名利于生活之外，就是种美丽的幻想，还是绝对没有实现可能的那种。
毫不夸张地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不被名利所诱惑。大到国与国之间，小到人与人之间，即便是蹒跚学步的孩子也要为嘴边的食物，手边的玩具，时不时地大打出手，更何况我们这些生活在浊世，为生计劳碌奔波的普通人呢？名利就是张蜘蛛网，而我们只不过是被风吹到上面去的无名小虫。名利就是角斗场，而我们不过是被生活俘虏的奴隶。
“名利”虽然总是被连在一起使用，但“名”和“利”毕竟有所不同。在对名利的追逐上，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取向也有极大的差异。而在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中，追名者可扬，逐利者则鄙。故而在中国古代的社会里，追名的士大夫往往受到人们的尊重，而以利为生存目标的商人，却被排在了上九流之末，如果他们不是掌握着一定量的国家财富，其地位还指不定落到哪去呢。于是，我们的古人对名表现了极大的狂热。正如柏杨所说：
名利之中，名尤其是第一大关，很多人确实对利无兴趣，不想发大财焉，不想做大官焉，不想抓大权焉，不想致训词而接受欢呼焉。但对名却往往放不下，而且千方百计弄到手。
这其中战国良将吴起绝对是个中佼楚。据记载，吴起做将军时，吃的、用的都和最下层的普通士兵一样，就连晚上睡觉也不肯铺张席子。在外行军时也从不骑马坐车，总是自己亲自背着干粮，带着大部队前进。他还和普通士兵一起共担劳苦。在他的一生中，先后在鲁、魏、楚三国出将入相，立下了卓著的功勋。他治军严明，是少数能做到与士兵同甘共苦的人，因此深得人心。后人评价他，称其是继孙武之后，既善于用兵又具有高深的军事理论的第一人。作为军事家，后世论兵，莫不将他与孙武齐名，并称为“孙吴”。作为政治家，他力图革新，与秦国商鞅不相伯仲。然而在后世的评价中，他与名利狂人却画上了永恒的等号。相传，吴起在为鲁国工作期间，娶了一个来自齐国的妻子。二人感情如何，没有记载。但是在古代，丈夫对妻子在享有绝对的权利时，也负有相对的保护义务，古人称其为——义。然而，我们这位吴起将军却对这种观点嗤之以鼻，相对于这些文人们所倡导的“礼”，他更相信武力。于是当他的妻子成为他功名的绊脚石时，他毫不迟疑地举刀相向。
话说有一年，齐国大举进犯鲁国，鲁国国势衰微，缺乏人才。正待国军一筹莫展之时，突然想起了吴起。战时思良将，鲁国国君便想认命他为将军，可是顾虑到他的妻子是齐国人，害怕他有二心，所以迟迟没有下诏。吴起听说后勃然大怒，二话没说，提剑就将自己的妻子解决掉了。鲁国国君见顾虑已除，就认命吴起当将军，去攻打齐国。这一战，成了吴起今后平步青云的基础，成了今后扬名的本钱。
我们不知道吴起在得志时过的是什么日子，也不知道当他还将那位齐国的女子当妻子时，又过着怎样的生活。但是可以肯定，当他出将入相时，他领的俸禄必然比以前要多得多，声望也自然要高得多。
曾国藩说：不好名者，斯不好利；好名者，好利之尤者也。其意思是如果一个人，没有“名”的观念，自然就会为利益追逐。而一个对“名”视若生命的人，是不会不为利益动心的。中国自古权钱不分家，试观历史上那些谋得高位的人，哪个在得势期间住茅舍、喝米汤；又有哪一个穷得要与家人分时段穿一条裤子。他们无不是华屋美服，在别的男人打光棍的时候，坐拥一屋子的美女，称其为妻妾。而那些以名为生的人又有几个不是为了享受这种生活，这种权力。我们大可以大胆地猜想一下吴起杀妻前的心理活动。他大概告诉自己说：“无毒不丈夫，大丈夫成其功名怎可妇人之仁。再则那婆娘与我多年，早就看厌了，如今正是个除掉她的机会。等她一死，我大可以在名利双收后，再娶个女人，而且要娶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呜呼！可怜的女人，为何要是齐国人，就算是齐国人又为何偏生作吴起的老婆。呜呼！莫怪天下苍生曰：“权力是把双刃剑，可以使人奋发向前，也能诱人坠入深渊。慎权！慎权！”
吴起杀妻的行为放到今天是不会有人做的，否则恐怕还没功成名就，就要先挨颗枪子。如今的社会，想踩着别人的尸体爬上去已经不大可能了，也没有人会有这种荒谬的想法。要知道，新时代什么最值钱——活人也！所以世间诸人皆想着各种法子，赖到别人的身上，借力向上爬。没有本事赖不上去的，就只能在自己身上想办法。就像柏杨讽刺的：
有很多人的好名，简直好到发疯，好像明天就要翘辫子，如果不赶紧传名，就来不及矣。于是别人不肯捧场，就自己下手，自己下手还嫌不够狠，就化名出来猛干。一旦机会到来，不管晴天阴天，不管下大雪或下冰雹，先脱了裤子再说。
其实，人爱名利没有错。名利在给我们带来灾难的同时，更多的为我们带来了稳定和进步。古时封建社会，因为有了那些想要留名青史的人的存在，我们的历史上才出现了治世之君，出现了太平盛世。又因为有了那些想要流芳百世，桃李天下的人出现，我们的古代文学宝库才有了那么多的醒世之章。柏杨先生在洞悉名利后，曰：
美国军人有三大信念，曰荣誉、曰国家、曰责任。荣誉即好名，居了第一之位，盖好名十分重要，具有良善的本质。中国社会，却常常讥讽某也好名，某也出风头，其实只不过醋酸在暗暗作怪，恨自己没有露一手，一旦有机会可以露一手，也会照露一手不误。因之，那些以好名为非的人，真应该喝口凉水。一个人如果连荣誉心都没有，连好名声都不愿博取，则该人啥伤天害理的事，都可能干得出矣。呜呼，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在于人好名，禽兽不好名也。
可见，名利无罪，罪在疯狂逐名者也。昔日吴起杀妻只为得一个可以出名的机会。然而在历史的足迹中，有的是志向高洁、品行端正而留名青史的。真正的罪源自人们对名利过分贪婪的心。他们运用各种手段、绞尽脑汁甚至不惜将自己送进监狱，只为了能在活着的当下出名得利，又或者对他们而言，凡是出了名，利也就自然跟在后头滚滚而来。所以对能出名的事，决不经大脑思考，也不管好坏，见着就往上冲。就好比当今的文坛和高校的那股剽窃歪风的盛行，眼明之人一看就知原因，不过是因为过分贪图名利。
现代的人成功是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的，而在他们看来，成功的唯一标准就是“名利”二字。于是柏杨先生说：
如同桓温先生所言：“大丈夫不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这句话可圈可点，没有人不反对。但这个年头，大家却一窝蜂照着去做，很多具有地头蛇和眼前欢气质的当权人物，似乎都如此这般。反正往好处干不行，不如往坏处干还容易些。好像一个丑八怪女人，既然每天搽一吨脂粉，走到街上都没有人看，便索性脱了裤子上马路，看你瞪眼不瞪眼也。
恒温先生，是我国东晋时期的一个名将，根据我们尚文轻武的传统思想，身为将领的他，其战功决不是人们关注他的原因。真正让他名扬四海，留名千古的是这样一番言论：“作层此寂寂，将为文景帝所笑。” “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遗臭万年载邪。”相传，他发出这番感慨时已经权倾一时，堪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是他就像《安徒生童话》里渔夫的妻子一样，在当了高官之后，发现皇帝的位置十分不错，也想坐一坐。可他知道，一旦失败了，不但人头落地，就连身后之名也会遗臭万年。想到这些他犹豫了，可黄金宝座的光芒又让他向往、难忘。于是在与亲信闲聊之时，发出了如是感慨。告诉世人，咱就是不能成为万古流芳的名人，也要做做后人即便想起来都要感到齿寒的坏人。柏杨先生听到这番言论后，顿觉鸡皮疙瘩全部“立正”。牙齿打颤地说：“呜呼，这种‘女人脱裤’式的好名之法，正是这个乱七八糟时代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