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听柏杨讲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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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丑陋的中国人 (7)

在这种批评唱主角的今天,我们还该不该相信这些早就信用破产的批评家们呢?还该不该相信他们的学养和判断能力呢?抑或我们也只能学习柏杨先生,来个“凡是报纸上发表的捧场型和泼妇型的批评,都不可信”的盖棺定论呢?

“捧”到了极致必然会产生骂。所以在我们大行吹捧赞扬之风时,也生成了一股名为骂的风气。最具代表性的是一篇名为《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的文章。它针对鲁迅、丁玲、巴金等著名作家的为文和为人做了点评,而且基本上做的都是反面的评价,甚至从整体否定了20世纪的文学。这篇文章发表后,成功地在沉寂已久的文学批评界引起轩然大波。说其大胆标新的有之,说它胡说八道的人亦不占少数。但是无论持哪方观点的,都对其客观性表示怀疑。在《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中,作者纵观二十世纪的文学发展脉络,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一切真正热爱文学的人,都会对20世纪中国文学感到遗憾,那么多有信念的作家最终成了良知的敌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经典、没有大师的荒芜世纪里。

作者认为在20世纪里,我们找不到一个无懈可击的作家,找不到一种伟岸的人格。谁都不足以让我们从内心感到钦佩,谁都不能成为我们精神上的导师。为了论证他的这种观点,他把郭沫若不救自己儿子,丁玲与冯达同居,甚至沈从文出卖自己学生的事情通通拿了出来,大加挞伐。在他的眼中,这些20世纪的文学大家,全都不配得到人们的尊重。当他把这一个个例子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有那么一霎那,我们不禁也对20世纪的文学感到怀疑——这样的一群人行吗?可是,稍一推敲,那些环绕在层层迷雾中的事实又那样清晰地出现在了眼前。纵然他们在自己的私生活上,在自己的人格品行上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通过文学作品所向我们传达的精神是先进的,是有利于时代发展的。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位留下传世之作的作家,在人格上都是崇高的,在生活上都是无懈可击的圣人。我们的作家和我们的普通人之间唯一的区别,仅是这些作家拥有崇高的理念并能够表达出来。

而在《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一文中,我们见到更多的就是那种在作者隐私上打转转的行为,并以此为依据,去抨击他们。这种简单武断的批评,既没有说服力,也缺乏历史的观点,让人不得不怀疑作者的目的和动机。

只要是稍加留意文学批评动向的人都会发现,近些年来的文学批评并不都是悄无声息地唱赞歌,有时候还是很热闹的,但是这种热闹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百家争鸣,而是一种以尖酸刻薄为语言特色,以谩骂攻讦、恶意中伤为内容,以哗众取宠为目的的“文学酷评”。事实上这种“酷评”与文学批评在内在精神上是相违背的,它只是在借文学批评之名,去博取和兜售文学以外的东西。先是《十作家批判书》声称,要把那些“获取了不正当声名的‘经典’作家拉下神坛”,风头未落,紧接着就声讨余秋雨,之后,连王朔也插一脚,著文章,指斥鲁迅、老舍以及金庸等人。一向门可罗雀的评论界,突然在一夕之间就“繁荣”了起来,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新热点。

然而,一些细心的人们在观察这种怪异的“繁荣”后会发现,这样的文学批评实际上与文学根本没有多大关系。他们翻来覆去,说来说去的也就是作家的私生活,作家的品行人格。他们的这种评断方式,并不是一个“文艺批评家”,一个“文学批评家”所应该有的。他们的这种行为,事实上更像一个去翻明星家垃圾桶的小报记者,俗称狗仔队。

这些“酷评家”们热衷的只是骂人,贬低人。当然他们也不是什么人都骂的,他们只对诸如鲁迅、老舍、钱钟书、汪曾祺、王蒙、贾平凹、梁晓声、北岛、苏童、余秋雨、金庸、王朔、王小波等这样的名人。在20世纪之初,直至今天,我们都鼓励大众要拥有挑战权威的勇气和品格。因为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向权威挑战不仅正当,而且是完全必要。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怎样挑战的问题。这种挑战绝不能是空穴来风的人身攻击,更不能偏离文学这一主题。它应该是公平地、历史地、客观地批评。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现实世界中,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生活在社会的哪一个位置上,只要你还食着五谷杂粮,你的身上就不可能没点劣根性。正如香港电影《购物狂》中刘青云所说:“都市生活压力太大,有点不正常也是正常的。”所以,我们不能过于苛刻的去对待别人。

可惜,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像我们的理论生活那样健全发达。于是,我们不自觉地把极其严苛的做人标准套加在别人身上,尤其喜欢加在名人身上。这无非是我们的“偶像崇拜”使然。虽然在《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中也有推崇的作家,但围绕着这些人又有谁能说他们完美无缺,堪称圣人典范呢?可这些酷评家们偏要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比如在《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中,作者为了要戳破鲁迅的“爱国主义神话”,愤而指责道:

然而他真的是这么爱国吗?既然爱国,他为什么要拒绝回国刺杀清廷走狗的任务?徐锡麟,他的同乡能做的,秋瑾,一个女子能做的,他为什么不能做?难道他不是怯懦吗?

惊见这种指责,好像是义正词严的。其实却暴露了作者既不了解中国革命,也不了解鲁迅思想的事实,却硬将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人的霸道作风。鲁迅基于他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反对赤膊上阵,提倡韧的战斗精神,这也正是他思想的深刻之处。而《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的作者用它来指责鲁迅并非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这岂不颠倒了是非吗?他又指责余秋雨在“文革”中参加过写作班子,用过去历史上的事来作为他今日成就的依据,这岂不匪夷所思?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酷评家们通常是带着“窥私癖”的眼镜,在评论名人名作的。

此外,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对我们的影响甚深,“出仕”理念和对人伦道德的高要求,使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种道德义愤,只要成功的煽动起我们这方面的情愫,就可以赢得大众的心。所以酷评家们为博大众一笑,往往翻箱倒柜,把那些名家的政治态度和生活作风都拎了出来,就连昔日文坛争斗的内幕,乃至黑幕也不放过,全部尽数抖搂在人前。至于那些评价作品的正业,则无人问津。

要全面分析一部作品,就必然涉及作家生平和人生历程。但这种涉及决不是为了发掘别人隐私。即使在分析作品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触及了所谓的“隐私” “内幕”,这些酷评家们也全然没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去正视它们。他们常常脱离特定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用今天的价值观念去要求那些名家,甚至有时是用古代的圣人标准去衡量他们。例如其中对钱钟书的批判,上云:

钱钟书这样的人,他在‘文革’中到底做了些什么呢?他实行的是乌龟哲学,鸵鸟政策,他假装专心于学术,对周遭正在发生的惨无人道的事情视而不见,强权之下,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人格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他有什么资格做‘文化昆仑’?

“文革”就是群疯子的游戏,在那么疯狂的年代里,能保持沉默就已经是种很了不起的行为了。更何况,钱钟书在那样的一场政治、思想的暴风雨中还保持着一份难得的冷静,使得他在“文革”一结束,就推出了自己的学术巨著《管锥编》。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而社会又必然具有其历史性。所以再聪慧的人都无法抵挡历史的车轮碾过,也必然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在评价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时,应该看他对后世的启发是什么,他的独到之处在哪里。

我们一直强调要用历史发展的眼光观看待问题,但在社会转型期间,在诱惑与压力之下,那些为了引来大众的青睐,集揭短、攻讦、讨伐和厮杀于一身的酷评家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在这样一个传媒发展迅速的时代里,作为读者的我们只能增加对自己眼光和头脑的要求,使自己在今后的岁月中,能够冷静地看待批评,并且具备一种去“批评”的能力。

为此,特奉上柏杨先生对“酷评”的概括,以作识别的依据。

泼妇型批评有两个特征,一是人身攻击,二是蠢血沸腾,口不择言,把一顶自以为其效如神,自认为可以把人弄到监狱里的帽子,左扣右扣,扣得辛苦非常。

真正的文学批评绝不能完全依靠自己的经验和印象。不读作品,不研究作品,就随意地评议,这有悖于文学批评的精神。在尚未认真解读过作品的时候,就随便点评,是主观性过度膨胀的批评,是无视批评对象、有失客观性的批评。如果对这种风气不加改善的话,对于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建设将是极为不利的,当代文学批评也将难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我们所说的这种不客观的批评中,不仅包括“酷评”,还包括“捧场”似的评价。我们所说的批评事实上正是“文学批评”内涵所要求的“批”与“评”,也就是完全客观的评价。当然,这种客观化的文学批评,并不是否定文学批评活动中批评家的自我存在,也不是不允许批评家在文学批评著作里拥有表达自己的主观愿望、情感、欲望的权利。而仅是要求他们恪守文学的社会性和客观性。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批评家的主体意识和价值判断能力。对文学现象,特别是对文学作品进行符合它实际情况的说明和阐释。

正如柏杨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所说的那样——对事不对人。在这篇文章里,柏杨先生通过托尔斯泰施舍乞丐的故事,向我们生动地阐释了这个道理。

一次托尔斯泰在街上碰到了一个乞丐,他向他进行了施舍。他的朋友看到了,阻止他说:“你为什么要施舍他,你知道他是谁吗?你知道他坏得整个莫斯科都知道他吗?”托尔斯泰平静的看着朋友,缓缓道:“我不是施舍给那个人,我是施舍给人道。”

同理,我们希望看到的“文学批评”正是具有这种精神的批评,他不哗众取宠,也不谦卑恭维,而仅仅只是阐述事实。纵然是时代文明的大家,也敢批判。只要批判了,就证据(作家的书)确凿,不容抵赖。只有这样的批评才能称之为言之有物的批评,也才能真正的起到“文学批评”所应该具有的客观作用。

而文学批评要做到客观化,首先就要面对作品的实际情况,对作品的实际内容有一个客观的印象。然后再在文学理论指导下,遵循历史规律,并根据文学作品的客观标准对其作出客观真实的评价。

中国式团结

◎一盘散沙

团结的重要性,天下皆知,从理论到实际,每人都可以写一本书;演讲起来,更是慷慨激昂,唾沫横飞。然而,到了最后,竟仍不能团结,原因何在?不仅中国人如此,西方人亦然,波兰之连遭三次瓜分,就是因为当时的掌权贵族,宁可亡国,也不肯息争。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表现,更超越波兰,以致被譬喻为“一盘散沙”。

——《柏杨妙语》

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数字王国里住着88、9和0三个邻居。88以为自己最大,总是盛气凌人,根本不把9和0放在眼里。一天,它看到9弯着腰驼着背的在耕地,一副受气包的样子,心里很是瞧不起。不屑地鼓动四张嘴巴,对9说:“你知道吗?我是你的十倍只差2呐!”9闻声看了看88,低下头,自卑地说:“我承认你比我大得多。在你面前,我甘拜下风!”88听了,骄傲地昂起脑袋,满意道:“敢于承认人长己短,还算有自知之明呀!”说完又转向0,更加鄙夷不屑地说:“你嘛,连计数的资格都不具备,是个‘乌有’先生,岂能跟我相比?”0可不是好说话的9,听到88嘲笑自己,立即反驳道:“你别门缝里看人!只要我和9团结起来,完全可以胜过你?” “哼!”88闻言,冷笑一声,撇了撇嘴说:“9加0或0加9,还不都等于9吗?要胜过我,简直是白日梦!”

“我们不是相加,而是结合。”0边说边靠近9,跟它如此这般地说了些悄悄话。9听了,立刻眉开眼笑地点点头。于是,0站到了9的背后,组成一个崭新的数字——90。88看后,惊诧不已,直道难以置信,自卑的9和虚无的0就这样将自己打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