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东方朔（前154—前93）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人。西汉文学家。武帝时官至太中大夫、给事中，故后世人称东方太中。他滑稽诙谐，被视为俳优，但富有正义感，能“直言切谏”，然上未重其才。因此作散文赋《答客难》，设客难己，表达郁郁不得志之情。“用位卑以自慰渝”。讽刺了汉武帝愚弄群臣的把戏，全篇义愤激昂，却见于诙谐风趣之中。
原文
客难东方朔曰：“苏秦、张仪壹当万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记，著于竹帛，唇腐齿落，服膺而不可释。好学乐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为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其故何也？”
东方先生喟然长息，仰而应之曰：
是故非子之所能备。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擒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说得行焉。身处尊位，珍宝充内，外有仓廪，泽及后世，子孙长享。今则不然，圣帝德流，天下震慴，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孟。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运之掌，贤与不肖，何以异哉？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法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驰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慕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传曰：‘天下无害，虽有圣人，无所施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故曰时异事异。
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哉？《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九皋，声闻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体行仁义，七十有二，乃设用于文武，得信厥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学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鶺鴒，飞且鸣矣。传曰：‘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其冬，地不为人之恶险而辍其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讲其功。《诗》云：’礼仪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黊纩充耳，所以塞聪。‘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之义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盖圣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则敏且广矣。
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块然无徒，廓然独居，上观许由，下察接舆，计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于予哉？若夫燕之用乐毅，秦之任李斯，郦食其之下齐，说行如流，曲从如环；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内定，国家安：是遇其时者也。子又何怪之邪？
“语曰：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筳撞钟。岂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发其音声哉？由是观之，譬由鼱鼩之袭狗，孤豚之咋虎，至则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处士，虽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适足以明其不知权变，而终惑于大道也。”
译文
客人诘问东方朔道：“苏秦、张仪一逢万乘之国的君主，就身居卿相的地位，恩泽留到后世。现在大夫您学习先王的学说，喜好圣人的道理，熟读《诗》《书》和诸子百家的文章，记不清有多少，著书立说见于竹帛，磨破嘴唇、磨掉牙齿，全都记在心里永不忘记。您喜好学问乐守圣人之道的功夫，是非常清楚的。自以为才能天下无双，可以算是知识渊博才智出众了。可是竭力尽忠，来侍奉皇帝，空废时光持续长久，累积数十年，官位只不过是个执戟的侍从官罢了。想来您可能在行为上还有什么过失吧？兄弟姊妹，都无处容身，这是什么缘故呢？”
东方先生长叹了一口气，抬头回答他说：
这种原因不是您所能全部了解的。那时是一个时代，现在又是一个时代，怎么能同等看待呢？那苏秦、张仪的时代，周王朝崩溃，诸侯不朝贡，都尽力征战，争权夺利，互相攻伐，以至兼并成为十二个国家，不分胜负，谁得到士就会强大，谁失去士就会败亡，因此游说能够流行。于是他们得以身居高位，内则珍宝充足，外则仓库盈满，恩泽留传到后世，子孙可以长期受用。现在却不是那样，圣上恩德流布，天下畏惧，诸侯服从，国内同海外如衣带相连，比倒扣着的小盆还要安稳。天下到处一样，全国合为一家，举办事情，就像在手掌上摆弄东西一样容易，有才能和无才能又有什么区别呢？遵循着自然之势，人们无不各得其所。被抚爱就安宁，被驱使就劳苦，被重视就为将军，被轻视就成俘虏，被提拔就可以到青云之上，被压抑就可到深渊之下；用时就像得势的老虎，不用时犹如潜藏的老鼠。即使想要尽力保持节操，献出忠心，哪里知道怎样去做呢？天地那样广大，士民那样众多，竭尽精力去游说，聚集并进的数也数不清。全力想得到天子的恩宠，结果却是有的困于衣食，有的找不到门路。假使苏秦、张仪和我生活在当今这同一时代，可能连一个管理档案一类小差事也得不到，哪里还敢想到当侍郎呢？古书上说：‘当天下没有灾祸的时候，即使圣人，也无法施展他的才能；当朝廷上下和睦相处的时候，即使贤才，也没有办法建功立业。’所以说，时势不同事情也就不会一样。
尽管如此，我又怎么可以因此而不努力加强自身的修养呢？《诗经》上说：‘仙鹤在水边长鸣，声音上闻于天’，如果能够加强自身修养，又何愁不能显荣呢？姜太公亲身以仁义行事，七十二岁时，才得到周文王、武王的重用，施展了他的谋略，最后被封于齐，后世七百多年不曾断绝。这就是士日夜孳孳不倦、努力学习勤勉修身而不敢懈怠的原因。就如同鶺鴒鸟一样，一面飞行一面鸣叫。古书上说：‘天不因为人厌恶冷而去掉冬季，地不因为人厌恶险阻而去掉广阔，君子不因为小人大吵大闹而改变德行。天有正常的规律，地有正常的形状，君子有正常的德行。君子正道而行，小人则只考虑得失。《诗经》上说：’按礼义行事没有差错，何必担心别人的闲话。‘’水过于清澈就没有游鱼，人过于明察就没有伴侣。礼帽前面垂旒，是用来遮蔽视线；两旁是黄绵，是为了堵住耳朵。‘眼睛应该有所不见，耳朵应该有所不听。要用大的长处，要放过小的错误，就是对一个人不求全责备的意思。’弯曲的要让他直过来，使他自有所得，要优柔宽和地对待他，要揣情度理地诱导他，让他自己探索追求它。圣人的教化就是这样，要让他自有所得。自有所得，就敏捷而且广大了。
现在的没有出仕的人，虽然不为当时所用，孤独无伴，空虚独处，但是上学许由，下效接舆，智同范蠡，忠合子胥，在天下和平之时，按道义行事。没有相合的人，本来是应该的。您何必怀疑我呢？至于乐毅被燕王重用为将军，李斯被秦王任用为丞相，郦食其用言辞取得齐七十余城，他们游说进言，像水流那样顺利，人主听从他们的话，就像圆环一样转动；他们所想的一定能够得到，他们的功绩就像山一样高；他们使海内得以平定，国家得以安宁：这些人之所以得志，都是由于他们遇到了好的时机呀。你又何必感到奇怪呢？
“常言道，‘用竹管看天，用葫芦瓢量海，用竹枝撞钟，怎么能够弄清星辰的分布，测出大海的浩瀚，考究出钟声的宏亮呢？’由此看来，譬如让小鼠去攻击狗，让小猪去咬老虎，一去就会没命，有什么用处呢？现在以最愚笨的人来非议不出仕的人，即使想要不受到困窘，也一定办不到。这正好足以表明他不知道变通而终于不明白大道理啊。”
赏读
《答客难》以“客难”开端，以不能“惑于大道”作结，所阐述的就是“知人论世”的道理。
文章起始，“身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与“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强烈的对比，先给了东方先生一个下马威。但东方先生只是“喟然长息”，“仰而应之”，意态之平静，令人惊讶。且言“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为下文之论述打下了良好的铺垫。
“客”以苏秦、张仪为例来同东方朔作对比。东方朔不但从“时异事异”即战国同汉朝时代情势的不同来说明自己同苏、张不可同日而语，对“客”的“尚有遗行邪”的推测加以反驳；同时还进一步就如何对待荣辱富贵来说明“修身”的重要。为了加强自己的论点，作者不仅以古代的吕尚为例，同时又征引了许多圣人的言论，以及“遇其时者”的典故，指出客之所难毫无道理，显得非常有说服力，从表面看，作者是在回答客之诘难，实乃自我解嘲。说战国时“得士者强，失士者亡”，士人可以身处尊位，而现在国内一统，天下太平，虽有才能也无处施展，故贤与不肖没有什么区别，“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这样，作者怀才不遇之忧愤便溢于言辞。并借“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硏撞钟”的比喻，来进一步阐释其对现实政治和修身处世之态度。此文含蓄隐喻，怨而不怒，含而不露，且多采典故，有条理而富辩才，使东方朔之心情和态度隐于言辞之中，对后世造成很大影响。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张衡《应问》等均为仿效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