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这篇文章是司马迁在大约五十三、四岁，基本上写成了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伟大著作《史记》以后，所作的一篇序言。原序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历叙世系关系和家学渊源，并概括了自己前半生的经历；第三部分是《史记》一百三十篇的各篇小序。这里节选的是第二部分，主要以对话的形式，鲜明地表达了作者撰写《史记》的意旨，表达其献身历史事业的顽强精神。文章流露出历尽人间艰难困苦，终于完成这一历史重任的喜悦心情，以飞流直下的气势，无比兴奋地阐述了成书的全过程。
原文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生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译文
太史公说：“先父曾说过：‘周公死后五百年而孔子出生，孔子死后至今又五百年了，到了接续清明盛世，纠正对《周易》的解释，续作《春秋》，根据《诗》、《书》、《礼》、《乐》衡量一切的时候了。’这番话的意思就在这里吧！意思就在这里吧！我怎敢谦让呢！”
上大夫壶遂说：“从前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先生说：‘周朝的制度衰落废弃，孔子作鲁国的司寇，诸侯把他视为对他们的危害，大夫处处给他设置障碍。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用，主张不能施行，便对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予以评论、褒贬，以此为天下的法则。他贬责天子，斥责诸侯，声讨大夫，只是为了要实行王道罢了。’孔子说：‘我想只提出褒贬的空论，不如寓褒贬于当时所发生事情的记述中，更为深刻切实而又清楚明白。’《春秋》这部书，上能阐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世的伦理纲常，判别嫌疑纠葛，辨明是非，判断犹豫难定的事情，表彰善良，贬斥丑恶，推崇贤良，鄙视不肖之人，恢复已经灭亡的国家，接续断绝了的世系，弥补残缺，振兴衰废，起了复兴王道的重大作用。《易》说明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关系，所以特点在于表示变化；《礼》是人世伦常的纲纪，所以特点在于指导行动；《书》记载过去帝王的事业，所以特点在于施行仁政；《诗》记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的状况，所以特点在表现风俗；《乐》培养人们立身处世的怡悦之情，所以特点在于使人和乐；《春秋》明辨是非，所以特点在于教育人民。因此，《礼》用来节制人的行动，《乐》用来抒发和乐之情，《书》用来指导政事，《诗》用来表达心意，《易》用来推演事物的变化，《春秋》用来引导人们遵守道义。如要扭转乱世，恢复正轨，没有比《春秋》更切合需要的了。《春秋》字数有几万，条例有几千，万事万物的成败，或聚或散的道理都在这部书里了。在《春秋》一书中，记载杀死国君的有三十六起，国家灭亡的有五十二个，诸侯逃亡失去政权的，数不胜数。考察所以如此的缘故，都是由于失去了礼义这个根基。所以，《易》上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所以说：‘臣子杀死君主，儿子杀死父亲，这种情况不是一朝一夕所造成的，而是在很长时间内逐步发展的。’因此，治理国家的人不能不通晓《春秋》，不通晓《春秋》，面前有人进谗言，却看不出，背后有叛逆作乱的人，也不了解。为人臣的不能不通晓《春秋》，不通晓《春秋》，就不知道日常事务怎样办理才恰当，遇到事变就不会相机应付。作为君主、父亲，而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一定会蒙受首恶的名声。作为臣下、儿子，而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一定会陷于因篡上弑父而被诛杀之罪，落个死罪的名声。其实，他们都以为是在做好事，只是因为不知礼义，人家给他们加上空洞的罪名也不敢推卸。由于不通晓礼义的要旨，就会造成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状况。君不像君，就会受到臣下的触犯；臣不像臣，就会被诛杀；父不像父，就会抛弃人伦之道；子不像子，就会成为不孝之徒。这四种行为构成天下的大过错。用天下大过错的罪名加给他们，那么也只好接受而不敢推卸。所以，《春秋》包含了礼义的根本。礼的作用是防止一些坏事于发生之前；法的作用是处置一些坏事于发生之后。法起作用的原因显而易见，而礼起的防止作用却不易为人所了解。”
壶遂说：“孔子那时候，上无圣明君主，下不被重用，所以才作《春秋》，用文辞来判断礼义之分，作为一个圣王的法典。现在，您上遇圣明的天子，下有固定职守，万事齐备，各项事情都安排得各得其宜，您续作《春秋》，想要说明什么呢？”太史公说：“啊啊，不不，不是这个意思。我听我父亲说：‘伏羲极其纯朴厚道，他作了《易》的八卦；尧、舜有那样的盛德，《尚书》加以记载，礼、乐由此而兴；商汤、周武功业那样地兴隆，诗人加以歌颂。《春秋》举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的盛德，褒扬周朝，不仅仅是讽刺而已。’从汉朝建立以来，直到当今的圣明天子，这期间，获得了吉祥的符瑞，举行了祭天地的大典，改革历法，变更衣服器物的颜色，受命于上天，天子的恩泽广大无边。四海之外，殊俗之域，派来的使者通过辗转翻译，叩击边塞大门，请求朝见，这样的人多得数不清。臣下百官极力歌颂天子的圣德，也仍然不能表达自己的心意。况且，士人贤能而不被重用，是当权者的耻辱；主上圣明而他的盛德不能宣扬于天下，是有关官员的过错。而我曾担任史官的职务，不去记载圣明天子的盛德却任其废弃，不去记述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而任其泯灭，背弃了父亲的嘱咐，没有比这罪过再大的了！我所记述的历史事实，不过是整理、归纳社会传闻，算不上什么著作，而您把它比作《春秋》，就不对了。”
于是我把有关史料加以论定编排，写成文章。写作七年，太史公遭受李陵之祸，幽禁于监狱之中，于是喟然长叹说：“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已经残废，没有什么用了！”事后仔细思考：“《诗》、《书》的文义所以含蓄隐约，是作者出于要实现自己的意志这样一种考虑。当初西伯被拘禁在羑里，却推演出《周易》；孔子在陈、蔡遭到困厄，回到鲁国便作《春秋》；屈原被放逐，却著作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这才写出了《国语》；孙子被挖去膝盖骨，而兵法得以写成；吕不韦因罪迁居西蜀，他主持编写的《吕览》却流传于世；韩非在秦被捕入狱，却写出了《说难》、《孤愤》等篇；《诗》三百篇，大都是贤人、圣人抒发内心的愤懑而作出来的。这些人都是由于心意有所抑郁闷结，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所以才追述过去的事情，期望未来的人对自己能有所了解。”于是，我终于又着手记述从黄帝开始，经陶唐、直至武帝获麟为止的历史。
赏读
此序实为《史记》全书的纲领。
文章首先叙述作者作《史记》之动机。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又有五百年，如今应该有人承继太平盛世，订正《易传》、续写《春秋》，根据《诗》、《书》、《礼》、《乐》作一番著述事业了吧？极言作史的必要性，而“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之句，言下大有舍我其谁的气概。
接着作者论述孔子作《春秋》的原因，他说：“周道衰废……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此处，作者实乃借古讽今，意谓今世“王道之不行”，故要作《史记》来阐明王道。同时，作者用《诗》、《书》、《礼》、《易》、《乐》来作陪衬，集中突出《春秋》褒贬现实之精神，借以暗示自己的写作原则，即秉承《春秋》的写实精神，不虚美，不隐恶。
最后，作者慨叹自己的遭遇，并与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吕不韦、韩非等作比，表明自己述史之决心。文辞慷慨，感情激切，大有儒者之风度。
全文逻辑严密，叙述简约，措辞准确，具有较强的科学性，文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