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嘉佑元年（1056），作者重游京师，向欧阳修写了这封自荐的信。信的大意在于倾诉自己多年来对欧阳修等人的仰慕之情，介绍自己学习古文的经过，以求得对方的援引。
原文
内翰执事：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于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为枢密副使，执事与余公、蔡公为谏官，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方是之时，天下之人，毛发丝粟之才，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鲁无用之身，不足以自奋于其间，退而养其心，幸其道之将成，而可以复见于当世之贤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执事与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既复自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今之世无复有善人也，则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忧焉？姑养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伤？退而处十年，虽未敢自谓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与曩者异。而余公适亦有成功于南方，执事与蔡公复相继登于朝，富公复自外入为宰相。喜且自贺，以为道既已粗成，而果将有以发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爱悦之而不得见之者，盖有六人焉，今将往见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则又为之潸然出涕以悲。呜呼！二人者不可复见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犹有四人也，则又以自解。思其止于四人也，则又汲汲欲一识其面，以发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为天子之宰相，远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于其前；余公、蔡公，远者又在万里外；独执事在朝廷间，而其位差不甚贵，可以叫呼扳援而闻之以言。而饥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于执事之庭。夫以慕望爱悦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见，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则四人者之中，非其势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
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纡馀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让，有执事之态；陆贽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当，有执事之实；而执事之才，又自有过人者。盖执事之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夫乐道人之善而不为谄者，以其人诚足以当之也；彼不知者，则以为誉人以求其悦己也。夫誉人以求其悦己，洵亦不为也；而其所以道执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执事之知其知我也。
虽然，执事之名，满于天下；虽不见其文，而固已知有欧阳子矣。而洵也不幸堕在草野泥涂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书，自托于执事，将使执事何从而知之，何从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厉行，以古人自期，而视与己同列者，皆不胜己，则遂以为可矣。其后困益甚，然后取古人之文而读之，始觉其出言用意，与己大异。时复内顾，自思其才，则又似夫不遂止于是而已者。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然犹未敢自出其言也。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然犹未敢以为是也。近所为《洪范论》、《史论》凡七篇，执事观其如何？嘻！区区而自言，不知者又将以为自誉以求人之知己也。惟执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译文
翰林执事：我是一个不得志的平民，曾经私下里有许多的感叹。认为天下的人，不可能都是贤能的人，也不可能都是没有出息的人。贤人君子生活在这世界上，聚合了则必定有离散，离散了也必定有聚合。以前皇上正着意于励精图治，便有范仲淹公在宰相府，富弼公任枢密副使，您和余靖公、蔡襄公在谏院任谏官，尹诛公上下驰骋，效力于用兵征战之地、正当这个时候，全天下的人，只要有毛发丝粟般细小平凡的才能的人，都纷纷受到进用，聚合而成为一体。我自己估量我这愚笨粗鲁、无所用处的人不足以在这些人中间自我奋发，便退让而潜心修养自己的心志，希望自己能在学术、品德的修养上有所成就，然后再与当世的贤人君子相见。不幸的是我的学术、品德还没有修养好，而范仲淹公去了西边，富弼公去了北边，您和余靖公、蔡禁公分别离开朝廷散往各地，尹诛公也不得势，在一些小官任上往来奔走。我当时在京城，亲眼目睹了这些事情，愁闷烦乱地仰天叹息，认为这些人离开了，我即使将学术、品德修养好，也不再值得荣耀了。自己再次思量之后，想起以前各位君子来朝中做官，刚开始时，一定有好人在中间推荐他们；现在呢，也一定有小人在当中离间他们。当今世上不再有好人了，那么就罢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忧虑什么呢？暂且修养我的心志，使我的学术、品德大有成就以后再等待好人的推荐，我伤感什么呢？我退处深居了十年，虽然不敢说自己在学业、道德上已有成就了，然而我胸中开阔广大好像与以前不同了。而正好余靖公在南方也有了成就，您和蔡襄公再次相继入朝做官，富弼公从外地调入朝中任宰相。既为这些高兴又为自己庆贺，认为自己在学业道德上已稍微有所成就之后，果真将有机会得到施展和发挥了。既而我又回过头来想，我以前所仰慕喜爱而又不曾与之见面的人，有六个，现在我要去见他们了。这六个人中，已有范仲淹公、尹诛公二人去世了，我为他们二位的离去而悲痛，禁不住潸然泪下。唉！他二位是不能再见到的了，然而所依赖着来慰藉我这种仰慕之心的，还有四人，因而又以此来自我宽解。想到只有这四人了，就又急不可待想要一睹其面，以倾吐我心中所要说的话。富弼公是宰相，我一个远方来的贫寒之人，不能直接在他面前说话；余靖公、蔡襄公，远在万里之外；只有您在朝廷里，比较而言您的地位幸好不是高不可攀，可以直接高攀您、请求您听我诉说。因饥寒衰老，加之久病未愈，使我不能如愿亲自到达您的府上。我有仰慕、喜爱这些人的心意，却十年都不能与这些人相见，而这些人有的已经死了，如范仲淹公、尹沫公两人；就是剩下的四人当中，除了情势不能直接以言语通达的，为什么要因为不能前来求见就放弃呢？
您的文章，全天下的人没有不知道的；然而我私下里认为我对您的文章了解得特别深，胜过了天下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孟子的文章，言语简约而含意毕现，不写锐利险峭的文辞，但文章的气势不可触犯。韩愈的文章，就好像是长江大河一样，浩大汹涌、气势壮盛，鱼鼋蛟龙，各种生灵怪异都惶惑惊惧，抑服潜藏、遮蔽掩盖，不让自身显露出来；但人们远远看去就能发现它的深邃渊博的光华；面对这种苍莽深幽的色泽，会畏惧躲避，不敢迫近细看。您的文章，文意舒徐、纤细、周详，回环往复，屈曲尽致，但又文气畅达，脉络疏朗，浑然一体体无间断；那些气势充足而文辞激烈，言语急切而尽力论辩的文章，都能从容舒徐，全无艰难劳苦的样子。这三方面，都完全是自成一家的文章。只有李翱的文章，其韵味深暗悠长，其色泽美好清幽，曲折婉转，有您的文章的仪态；陆贽的文章，遣词用意，贴切恰当，有您的文章的蕴含；而您的才能，又自然有超过别人的地方。您的文章，不是孟子、韩愈的文章，而是属于欧阳先生自己的文章。大凡喜欢说人家的好处而又不是谄媚讨好的人，是因为被称道的人确实足以承当这种称誉；那些不知道这道理的人，则以为是赞誉别人以求得别人喜欢自己。那种通过称誉别人是为了求得别人喜欢自己的事，我苏洵也不会去做的；而之所以称道您的光明盛大的德行，并且不断地这样做，是想要您知道我是您的知己啊。
您的名声，已是誉满天下了；即使没有看到您的文章，总一定已经知道有欧阳先生这位人物的。我不幸落在草野泥途之中，而我探求学业道德的意志，又只是接近小有所成。想要空着手送上这封信，以求托身于您，那将使您凭什么来了解我、凭什么信任我呢？我年少时没有好好学习，到二十五岁时，才开始知道读书，随一些士人君子交游。到年纪老大以后，又不能刻苦立志磨炼德行，把古人当作自己追求的目标；看那些与自己同等的人，觉得都没有胜过自己，便以为自己可以了。这以后愈加困惑，然后拿古人的文章来诵读，开始觉得古人文章的用辞寓意与自己的大不相同。这时再从内心审视自己，思量自己的才德，则又好像并不就只有这些而已。因此全部烧毁以前所写的数百篇文章，拿来《论语》、《孟子》、韩愈以及其他圣人、贤人的文章，端坐不动，整天攻读，就这样读了七八年。才开始读时，进入到这些文章中，感到不知所措，广泛地浏览这些文章的言辞则大吃一惊。等到时间长了，研读得更加深入精深了，我胸中便豁然明朗了；好像觉得别人的话本来是应当如此，然而还是不敢自己写文章说这些话。时间过了很长以后，胸中的话也日益增多，不能自我控制，尝试着说出来并把它写下来。写了以后再三读来，浑浑乎如泉水奔涌、觉得文思来得很容易，但还是不敢自以为是。近来所写的《洪范论》、《史论》共七篇，您看了以后认为怎么样？唉！情不禁我自己这么说，不知道的人又要认为我是自我称赞来求得别人了解我了。恳切地希望您：看在我十年来一直这样仰慕您而不是偶然为之，请求对我明察。
赏读
这虽是一封求见信，但古人以文会友，所以全文近一半的篇幅重在论文，是宋代文论中的名篇。苏洵一贯反对因袭前人，认为文章应有自己的特色，主张“自为一家之文”。他在《史论》中，曾称赞“（司马）迁之辞，淳健简直，足称一家”。在这封信里，他以简练而又精确的文笔，归纳了孟子、韩愈、欧阳修、李翱、陆贽文章的特色。他认为孟子的文章，文字简洁，而意思却表达得很充分；语言并非险峭锐利，但词锋却不可犯。韩愈的文章，有如长江大河，既势不可挡，又深沉莫测。欧阳修的文章，既曲折详密而又畅达无阻，既意尽言竭而又从容不迫。“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也就是说，三家各有特色，欧文完全可与孟、韩媲美。欧文“自有过人者”，“过”就过在欧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如果欧阳修完全学孟、韩，即使维妙维肖，如出一辙，那也只能达到前人的水平，而不可能超越前人。勿模拟，取自然是欧阳修作文的原则。而苏洵论文，则完全把握住了欧文的这一特色。还应该看到，苏洵在这封信中评价古代和当代文时，几乎完全不受儒家“文以载道”的传统思想的约束。他完全是就文论文，着重比较各家的风格和艺术特色，很少有北宋道学家论文的迂腐气，更没有一般凡夫俗子的阿谀奉承之词。全文“婉曲周折”，“乐道人之善而不为谄者，以其人诚足以当之也”，正是这种曲折委婉的语言使这封信达到了“面誉而不为谄，自述所得而不为夸”（《唐宋文醇》卷三十五）的效果。